一·何謂“金石”和“金石學”
在古代，對文物即古物的研究，是從收藏和研究金石開始的。“金石”二字連用，最早見於《墨子》：“古之聖王，……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之後，在秦《琅琊刻石》和《嶧山刻石》中，有五處使用“金石”一詞。漢代以後，碑刻中並稱“金石”者尤多，不勝枚舉。
“金”即古銅器，“石”即古碑刻一類。金石學從產生、發展到興盛經歷了中國整個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多年，可謂歷史悠久。它研究的主要對象，是零星出土的銅器、傳世銅器、石刻等。研究的方法，總的來說偏重於著錄和考證，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通過研究、著錄、積累，保存了大量古代有價值的金石資料，成為我國文化寶庫中一份珍貴的財富。它的不足之處是未能對器物的製作、形制、花紋等進入深入研究，基本上未研究斷代等問題，因此，終未能形成完整的科學體系。
二·金石研究的萌芽期
金石學的萌芽大致可追溯到東周時代，但那時候研究者甚少，無專著問世，沒有形成一門學問。先秦至宋代以前，是古代金石研究的萌芽期，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在漢代，主要限於對金石時代的鑑定、文字考釋、文字互證與存錄。這些在我國《史記》、《漢書》、《後漢書》和《說文解字》等古籍中均有一些記載。如許慎《說文解字》收錄了郡國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
從魏至唐代，金石研究主要是訂史正俗，撰述引用，著錄石經等。如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四十卷中，“引漢碑百，魏碑二十，晉及宋、魏稱是”；楊衙之著《洛陽伽藍記》五卷，“引寺中所有碑誌，約二十條”。唐代初期，石鼓（石鼓文）在陝西鳳翔出土，當時金石研究多有稱述，但謬誤亦多。
三·金石研究的興盛期
宋代是金石研究的興盛期。此時，金石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成為獨立研究的學科。宋王朝在唐末五代割據、混亂之後建立，統治者急需鞏固政權，建立倫理綱常秩序，因此，大力提倡、獎勵經學。在這一形勢下，從帝王到士大夫都熱衷於對古代禮樂器物的收集、研究和著錄。當時，促進金石學形成發展以至興盛的還有歷史學、古文字學的進步，追求新的資料。墨拓和印刷術的進步是金石學興盛的重要條件。
宋代金石研究的方法，“大約不處於著錄、摹寫、考釋、評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存其文者，有圖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記載者，有分類編纂者，或考其時代，或述其制度，或釋其文字，或評其書跡，至為詳備。此北宋以後研究之大概也”。這是頗有見地的分析與概括。
在宋代金石學研究有開創之功的，首推宋仁宗時期的劉敞，他開私人收藏著錄之先例，把家藏的十一件古器物，使人摹其銘文、繪其圖像，刻之於石，名為《先秦古器圖碑》（已佚）。他還在《先秦古器記》一書自序中，他總結了自己研究古器的方法：“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乃為能盡之。”寥寥數語，對研究古器的方法作了精闢的概括。
在這個時期，還出現了許多重要的著錄。現存時代最早、較系統的古器物圖錄，如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黼的《宣和博古圖》，其特點是有摹錄較準確的圖像、銘文，記載了尺寸、容量和重量，進而考證並儘可能註明了收藏地和出土地，對後代有較大影響。之後，有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洪适的《隸釋》等。
四·金石研究的低谷期
元明時期，金石研究處於低谷階段，這個時期的研究成果甚少。比較重要的有朱德潤的《古玉圖》，是現存年代最早的一部鑑賞古物的論著。此外，還有元·潘昂霄的《金石例》、明·趙崡的《石墨鐫華》、陶宗儀的《古刻叢鈔》、都穆的《金薤琳琅》、來溶的《金石備考》等。
五·金石研究的鼎盛期
清代，受乾嘉學派的影響，金石學進入鼎盛期。有人據容媛所輯《金石書目錄》統計，現存金石學著作中，清乾隆以後約200年間竟達906種之多，而北宋至清乾隆之前700年，僅有67種（其中宋人著作22種）。由此可見，清代金石研究之盛況和碩果累累。
乾隆以前的金石研究偏重於石刻，主要著作有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記》，朱彝尊的《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等。乾隆年間，“御纂”的《西清古鑑》、《寧壽古鑑》、《西清續鑑甲編》和《西清續鑑乙編》四部書，收錄清宮所藏銅器總計4000餘種。此後，在乾嘉學派的影響下，金石學迅速發展。
此間研究著作甚眾。在銅器和金文方面，主要有錢坫的《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均有圖像、銘文摹本，並進行釋文和考證。此後的著錄一分為二，圖像與銘文分別著錄。收錄圖像的著錄主要有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編》、吳大澂的《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端方的《陶齋吉金錄》及《續錄》。收錄銘文的著作主要有吳式芬的《捃古錄金文》、吳大澂的《愙齋集古錄》、方濬益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收錄器銘眾多，資料豐富，摹寫精細，考釋頗詳。
在石刻方面，著作甚多，主要有錢大昕的《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及《跋尾》，吳式芬的《捃古錄》、繆荃孫的《藝風堂金石文字目》、端方的《陶齋藏石記》，他們著錄所藏金石拓本達一兩萬種。孫星衍、邢澍合著的《寰宇訪碑錄》，自周、秦迄元，按地區列舉歷代石刻目錄計8000餘種。其後續補之書，有趙之謙、羅振玉、劉聲木三家，所增倍而過之。王昶的《金石萃編》、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則為集成性資料彙編。此外，還有斷代、地域，以及墓誌、造像、畫像石等方面的專門石刻著作。葉熾昌的《語石》是通論性著作。
在錢幣、璽印、古玉器等方面，重要的著作有李佐賢《古泉匯》六十四卷，後又屢補三十二卷，著錄歷代錢幣達6000枚，可謂泉譜之鉅著；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存錄盈萬，世稱“萬印樓”；吳大澂《古玉圖考》，“辨訂源流，引證經傳，圖說詳明，至為精核”。此外，還有錢坫的《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瞿中溶的《集古虎符魚符考》等。清代金石學研究的特點，在於精鑑別，詳考證，範圍廣，並進行了一定的集成性和綜合性工作。
六·金石研究的衰落期
清末民初，金石學研究走向衰落。有人提出了古器物學，並進一步擴大其研究範圍，包括新發現的甲骨和簡牘，並擴及明器和各種雜器。羅振玉和王國維是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著作頗多。馬衡著《中國金石學概要》，對金石學作了較全面的總結。
金石學保存下來許多有價值的銘刻資料，考證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稱和用途。但未深入分析古器物的器形和花紋，未進行斷代研究，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學科體系。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後，仍有學者進行金石整理和研究，但獨立的金石學已不再存在，金石學變成考古學的組成部分。
閱讀更多 杞棠鑑藏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