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不僅僅屬於中華民族的，也是日本人和曾經的朝鮮人、越南人共同擁有的文化財富，但根源在中國。這也是數千年來中華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文化自信之重要由來。在東亞其他用漢字和華夏禮儀的民族中，大和民族學得最好，用得最久，也對附著於漢字上的衣冠禮儀保存得最為完整。
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在古代長期有兩個語文交際圈並存，一個為文言，一個為白話，或者可以簡單地稱為書面文和口頭語之別。文言用於大多數書面交流，是一種獨立於各地口語的標準化交際符號，讀書才能掌握。不讀書的文盲或者只認幾個字的普通百姓，只能用口語交際。會書面語的讀書人一定也會口語，他們和僕人、妻子等身邊的人日常交際，多用口語。只有進入到一個同類的、高層的即士人的交際圈，才用文言，這些人，享有一個共同的話語體系。
漢字這種表意文字，不但讀起來有音韻之美，看起來也有建築之美。其發音之平仄押韻，其排列可虛實相應，比起拼音文字，是一種更適合用來寫詩的語言文字。中國古代的文言或曰書面文之交流溝通，帶有濃厚的詩教色彩，其源頭便是《詩經》。
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在其生活的周朝，一點也不誇張。上流社會的貴族或士人之間交際應對，《詩經》是共同的、最常用的工具。君臣一起宴會，一國使臣去他國，戰爭勝利後告廟，乃至大夫、士階層的朋友聚會，要選取《詩》中恰當的篇章演奏或吟唱（有“歌詩”、“誦詩”和“賦詩”三種形式），否則就是粗魯、沒文化，不懂禮。而不會以《詩》應對的，會被人瞧不起。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公元前546年，齊國掌握實權的大臣慶封訪問魯國，魯國是周公旦的封國，是周朝禮儀文化完整的繼承者（所謂“周禮盡在魯”），魯國的大夫叔孫豹設宴招待慶封，慶封在席間表現得很失禮，叔孫豹便賦《相鼠》來諷刺，慶封仍然懵懂不知。《相鼠》雲：“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諷刺不懂禮儀的人就像老鼠一樣，空有一張皮，還不如死掉算啦。我估計叔孫豹心裡鬱悶極了，罵人的話對方聽不懂，有什麼意思？
源於《詩經》的這種傳統，到後來被中國的士人發揚光大，其主要的催化劑有二。一是科舉考試，唐代考試重詩賦，宋代分經義、詩賦、策論，明清兩代分八股、試帖詩、策論科目。會作詩是通過科舉進入官場的敲門磚，而八股文是賦的流變，可以說是不押韻的詩，講究起承轉合，每股的句子兩兩對仗。二是士人社會人際交往的必須。文人們交際，多是詩酒徵逐，詩歌是最重要的媒介。流傳到今天的古詩，很大一部分是文人們相互酬答之作。如小學生就能背的《送孟浩然之廣陵》《贈汪倫》《別董大》《問劉十九》，包括王昌齡的《送柴侍御》。請人喝酒，去歌樓，酒酣興高之餘，主人要賦詩，賓客則唱和。詩歌滲透到酒桌中各個環節，譬如行酒令。《紅樓夢》中的薛蟠詩歌不讀書的富二代，亦在酒宴上憋出一句“女兒愁，繡樓裡鑽出個大馬猴”。總不能像現在一樣，請朋友吃飯喝酒、大寶劍後，朋友回一句“老鐵，破費了，下次我回請”就了事了。
古代日本在文化上以華為師，這種雅、俗之分也存在貴族、武士和平民之間。貴族和武士階層識漢字，讀中國典籍，交往能用漢字寫成的文言，顯得有文化。而婦女和一般老百姓，不識漢字或漢字認得不多，就用由漢字草書偏旁演化而來的平假名記音，掌握平假名那些字母，即可我寫即我說。
中國古代的詩，賦比興是其主要表現手法，講究用典，講究營造意境。用典是以古代人與事喻今日之人與事，比興則多是取譬設喻，以形象來說抽象。浸潤於這種文化傳統的民族，說話喜歡含蓄，借彼物而言此情，聽者多心領神會。所以中國人和日本人說話多曲曲折折，含含糊糊，不會把話說得太明白。如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種物像，來表達日本與中國雖不是一國，卻共擔禍福。這是詩歌的語言，說起來，聽起來很美很雅。如果用說明性文字闡述，那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至少在清末民初，日本精英用漢字抒情達意，不如中國的精英。畢竟中國是文化母國，而日本也沒有科舉那樣的“指揮棒”。所以日本人最喜歡的中國詩人是白居易，因為白居易的詩通俗易懂，而杜甫、李商隱的詩用典頗多，一般人難以理解，故流傳不廣。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來，書面語一直是漢字與假名混用，也可以說雅俗共存，只是用漢字和假名比例多寡之別。雅言的傳統一直在日本人日常交際中還活著，傳統文化在現實中就能生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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