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原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沫若、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 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幼年誦讀《詩經》、《唐詩三百首》、《千家詩》、《詩品》等書，培育了他最早對詩歌的興趣。清朝政府開始進行一些表面的改革以後，他也偶爾有機會接觸一些介紹世界大勢和民主啟蒙的書刊，開拓了胸襟和眼界。在小學和中學時代，郭沫若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如《莊子》、《楚辭》、《史記》、《文選》等，作了較廣泛的涉獵，並閱讀了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論文章和林紓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
1913年底，郭沫若離國經過朝鮮于第二年年初抵達日本，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1915年升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3年畢業後入福岡九洲帝國大學醫科。他選擇醫學是想拿它“來作為對於國家社會的切實貢獻”。在日本的生活，使他感受到軍國主義的壓迫和欺凌。1915年，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提出21條不平等條約，郭沫若懷著“衝冠有怒與天齊”的愛國義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4年的學習裡，他閱讀了不少著名的外國文學作品，從泰戈爾、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裡汲取了多方面的滋養。因為接近泰戈爾、歌德的作品以及荷蘭哲學家斯賓諾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論思想的影響。當然，作為一個受過近代科學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神”的存在，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過：“泛神便是無神。”他的“有些泛神論的傾向”，一方面是因為泛神論思想跟他當時蔑視偶像權威、表現自我、張揚個性的精神大體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為泛神論所提供的“物我無間”的境界，適合於詩人馳騁自己豐富的藝術想象力，把宇宙萬物擬人化、詩化，視之為有生命的抒情對象。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給了青年郭沫若以極大的鼓舞。當時流行於日本的歐洲各種新思潮，也使他產生廣泛的興趣。他懷著改造社會的朦朧思想和振興民族的飽滿熱情，開始文學活動。還同留日的部分愛國學生一起組織夏社，從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工作。1919年2、3月間，郭沫若寫了具有愛國思想的小說《牧羊哀話》。不久，他的新詩開始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宗白華編輯）上發表。從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詩歌創作最旺盛的時期。1921年詩集《女神》出版，不僅確立了郭沫若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時也為中國新詩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和廣闊的天地。
1921年7月創造社組成，郭沫若是它的發起人和主要的成員。1921、1922這兩年中，郭沫若曾3次回國。國內的黑暗現實，使他對“五四”後祖國棄舊圖新的美麗憧憬，以及希望通過個人努力以達到社會進取的願望，陡然歸於破滅；向來為詩人所讚美的大自然，也一變而為寄託其滿懷抑鬱和無邊寂寞的所在。詩集《星空》中那些含著“深沉的苦悶”、借抒寫自然以求解脫的詩篇，就是這種思想情緒的明顯的反映。
1923年，郭沫若從日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後回國。繼《創造》季刊之後，與郁達夫、成仿吾等合辦《創造週報》和《創造日》，經常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作品。這是前期創造社活動的極盛時期。在這一時期內，郭沫若的政治思想有了較大的變化和發展。由於受到“二七”運動以後革命形勢的激發，他從憂傷和痛苦中奮起。雖然還沒有完全擺脫個性主義的影響，時而流露著用個人的自覺力量擊退傳統的重壓，以爭取社會解放的思想；然而詩人的敏感卻又使他開始看到“私產製度的束縛”，不僅高呼“反抗資本主義的毒龍”，並且指出“唯物史觀的見解”是“解決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經濟制度改革之後，一切什麼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階級的嗎啡、椰子酒。”這種認識自然還不免有點籠統，卻也成為可貴的思想因素出現在創作實踐裡。從那時起，《星空》裡那種對自然的抒寫消失了，而在《女神》中已表現出來的對工農的讚美則顯得更為熱烈。作者聲稱自己不再迷戀“矛盾萬端的自然”的“冷臉”，卻願意去“緊握”勞苦人民“伸著的手兒”。作為詩人心靈的寫照，《前茅》便是這一變化的鮮明記錄。
1924年，《創造》季刊和《創造週報》相繼停刊，創造社的幾個主要作家如郁達夫、成仿吾均先後離散，創造社前期的活動到此告一段落。郭沫若因為刊物在出版上受到挫折，個人生活又十分窘迫，在思想上產生了一種“進退維谷的苦悶”。這年4月赴日本，通過翻譯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使他稍有系統地接觸和認識了馬克思主義。儘管這本書有較大缺陷，但在郭沫若思想發展的歷程上，的確起過重要的作用。他自己說：“這本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個轉換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裡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彷徨的彷徨裡引出了的是它……”過去，郭沫若只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懷著茫然的憎恨，而這本書卻使他“認識了資本主義之內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歷史的蟬變”，“深信社會生活向共產制度之進行，如百川之朝宗於海，這是必然的路徑。”也就在同一年，郭沫若曾赴宜興調查齊盧之戰的戰跡。軍閥混戰的罪惡，人民生活的苦難，使他對充滿階級矛盾的現實有了更深切的認識。
1925年的“五卅”運動標誌著革命高潮的到來。這時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勢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觀包括文藝觀都有很大的變化。他進一步批判了個性主義。1925年底在《文藝論集》的序文裡說：“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佞妄。”他還指出：“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地發展個性。要生活自由，大家應得同樣的生活自由。”在對國家主義派的鬥爭中，他在《洪水》半月刊上陸續發表了《窮漢的窮談》、《共產與共管》、《新國家的創造》等一系列具有強烈的革命傾向和鮮明的階級觀點的文章，有力地回擊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歪曲和誣衊，揭露了他們“在舊式的國家制度之下主張富國強兵以圖少數特權階級的繁榮”的反動實質，主張“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建設公產製度的新國家，以求達到全人類的物質上與精神上的自由解放”。
郭沫若於1926年3月赴廣州，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在離滬前後寫了《文藝家的覺悟》、《革命與文學》等文，表明他的文藝思想又有新的發展。他在文章裡，運用階級觀點，根據文學和革命的關係和文學的社會作用，以正面申說的方式批判了文藝的無目的論和非功利主義的傾向。同時，《革命與文學》一文還以“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的定義，提出了革命文學的實際內容。《文藝家的覺悟》一文中也認定：“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儘管這兩篇文章還有早期革命文學理論所難以避免的那些簡單、籠統的缺點，但它們代表了一部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在大革命浪潮推動下的覺醒和進步。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郭沫若投入了戰爭的洪流，先後擔任北伐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當蔣介石叛變革命、殺害革命群眾的時候，他在武漢《中央日報》上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蔣介石的罪行。指出蔣介石是“一個比吳佩革、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同年，他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在起義軍南下途中參加中國共產黨。起義軍在廣東失敗後，郭沫若經由香港回到上海，寫詩集《恢復》，以“狂暴的音樂”、“鞺韃的鼙鼓”回答了蔣介石的血腥屠殺。當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上海掀起的時候，郭沫若是它的積極的參加者和支持者。
1930年，他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郭沫若由此在中國開創了唯物史觀派，該學派在此後佔據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地位。之後，他創作了大量話劇劇本，鼓舞民心士氣，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膽》、《高漸離》六出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1949年，郭沫若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會主席。
郭沫若一共有三任妻子，原配夫人叫張瓊華，他跟張瓊華是父母包辦的婚姻，所以並不存在任何感情。在享受完五天的新婚生活後，郭沫若就離家出走，把張瓊華一個人留在家中。在此後的68年裡，張瓊華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沫若還鄉，此時郭沫若已經娶了其他人，而且還有了孩子，為此郭沫若向在守活寡的張瓊華表示了歉意。後來張瓊華一直沒有另嫁他人，1980年病逝，沒有留下子女。
郭沫若的第二任妻子是個日本人，原名佐藤富子，後來改名郭安娜。她還是日本貴族的後裔，當時家人都反對她跟郭沫若在一起，為了愛情她直接跟家人斷絕了關係。當時郭沫若還是學生，為了幫助郭沫若完成學業，佐藤富子獨自承擔全部家務，洗衣做飯，忙裡忙外，她一共替郭沫若生下了四子一女。抗戰爆發後，郭沫若回到了中國，而佐藤富子和五個孩子留在了日本。新中國成立後，她帶著兒女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當得知郭沫若已經有了別的妻子時傷心不已，後來佐藤富子加入了中國國籍，並改名郭安娜，此後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大連。
郭沫若的最後一任妻子叫於立群，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她原本是一個青年演員，是郭沫若情人於立忱的胞妹。因為沒有能跟於立忱在一起，郭沫若為了彌補遺憾，希望能把愛她姐姐的心轉移到她的身上！
郭沫若是二十世紀的文化巨人、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運動以後，像郭沫若這樣在許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這個詞來形容。郭沫若在學術的若干領域，特別是在中國詩歌史上，在中國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輝煌的、巨大的。但郭沫若在對待感情這方面筆者不敢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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