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作家茅盾和許多文化人一樣，不得不離開書齋，漂泊四方，過著近乎“旅行家”式的日子。從上海經內地到廣州，從廣州到香港，從香港經越南海防、河內到昆明，從昆明經成都、西安、蘭州到迪化(今烏魯木齊)，從迪化經蘭州、西安到延安，從延安到重慶，從重慶經內地再到香港，從香港到桂林，從桂林再回到重慶，這大體就是茅盾在抗戰期間“旅行生活”的線路，其間“陸海空”並舉，艱難險阻當不難想見。《白楊禮讚》的素材，就取自當中他從新疆“虎口脫險”後去往延安的黃土高坡上。
茅盾當初決意去新疆，是受了杜重遠寫的一本書的影響。抗戰初期，茅盾在香港編《文藝陣地》，已三進新疆的杜重遠登門拜訪並邀其西行，還送來一本他寫的題為《盛世才與新疆》的小冊子。茅盾後來回憶說:“書中把盛世才統治下的新疆描繪得十分光明，使得讀了這本書的人都會對新疆產生美好的印象。”“杜重遠寫的那本小冊子，的確使我動了去新疆的念頭……然而杜重遠三次進新疆所看到的究竟有沒有假象呢？這事我必須慎重。”因盛世才與延安有聯繫，茅盾便去找當時在香港的廖承志打探，但也沒問出個究竟，廖只告訴他:我們有人在那裡工作，並且有你認識的人。這句話等於給茅盾吃了一顆西去的定心丸。
1939年3月，茅盾一家和學者張仲實等歷盡周折，終於抵達新疆迪化。盛世才在兩卡車全副武裝的衛隊的護衛下，親自出城迎接。茅盾隨後被任命為杜重遠當院長的新疆學院教育系主任，不久又被盛世才委以新疆文化協會委員長一職。但他很快意識到，這裡的情況相當複雜，當初在香港的一絲疑慮並不多餘。在迪化，他見到了共產黨人毛澤民、陳潭秋等，毛澤民提醒茅盾:盛世才這個人很難捉摸，他多疑，忌賢，有邊疆“土皇帝”的特性。果然，不出半年，曾寫小冊子盛讚盛世才的杜重遠，便由於一兩件在茅盾看來不過是“芝麻大的小事”而不被信用，到了當年10月，杜重遠被迫辭去新疆學院院長，賦閒在家，等於遭到軟禁。茅盾和張仲實頓感“形勢越來越險惡了”，幾如身陷虎穴，如何能及早離開新疆，成為此後讓他們大傷腦筋的問題。
茅盾先是託一位與他相識的塔斯社記者向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提出全家赴蘇遊歷的請求，未能如願；接著他又在給重慶友人的信中，大談“眼疾”，製造返內地看病的“藉口”，也未能如願；直至1940年4月下旬的一天，茅盾收到二叔自上海發來的加急電報，告知他母親已於4月17日在家鄉烏鎮病故，正是這封給茅盾一家帶來悲訊的電報，讓他們最終得以安全離開新疆，躲過了一劫。他後來回憶說:“我與德沚(茅盾夫人)商量後，就拿起電話向盛世才請假，我說接到上海電報，母親病故，雖說喪事已畢，但還有些後事需要請假回去料理。盛世才在電話中沉默了片刻，就爽快地同意了。”茅盾隨後在新疆日報發了訃告，定於4月22日開喪遙祭，盛世才不僅出資為茅盾一家操持喪事，事後還設盛宴為茅盾餞行，邀請200多人出席。盛甚至也同意張仲實與茅盾一家同行。
幾天後，茅盾趁向盛世才請示文化協會的工作如何交代的機會，詢問何時可以動身。盛答:現在沒有飛機，什麼時候有飛機我會通知您們的。這與此前杜重遠和張仲實借病藉故向盛請假回內地時所得到的答覆如出一轍。事實上，迪化上空天天有飛機飛來飛去。在茅盾看來已是“走定了”的事情，似乎又現波折。他們只好再去蘇聯領事館找總領事問計，得悉恰好有一架蘇聯交通飛機要來這裡，並在五一節後飛往重慶。雙方商定，五一節盛世才依慣例請總領事吃飯，茅盾等作為當然的陪客，可在席間當著盛的面提出搭機一事，盛便不好阻攔。這一招果然奏效，宴席上，茅盾依計行事，盛世才不僅不得不答應，並且還不得不舉杯祝他們一路平安。
5月5日，茅盾一家和張仲實終於登機，盛世才依舊在兩卡車架著機槍的警衛的護衛下，到機場送行。上午9點，飛機起飛，茅盾後來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我望著舷窗外起伏的天山山巒，一陣難以描述的輕鬆感充溢了全身！是呀，應該讓我那繃緊的神經鬆弛鬆弛了，我們總算逃出了迪化！”
然而，事情還沒有完。飛機並未按計劃直飛蘭州，而是令人蹊蹺地降落在新疆境內的哈密，並在此過夜。這一宿，茅盾的神經再度緊繃起來，輾轉難眠。他很清楚，盛世才這個人是什麼手段都能使出來的。好在一夜無事。第二天一大早，哈密行政長劉西屏(中共黨員)就來催茅盾一行趕快起程，他們匆匆趕到機場，卻等了一個多小時。劉西屏一直耐心陪著，直到把他們送上飛機。其實，這個看上去風平浪靜的夜晚，是茅盾一行此行的最後一道坎，他後來回憶說:
後來我們到了延安，才聽人說，就在我和德沚輾轉不能入眠的那個夜晚，劉西屏先後接到了盛世才的三次電話。午夜12時盛世才打來第一次電話，命令劉西屏把我和仲實扣留起來。過了半小時，來了第二次電話，說先不要行動，讓他再考慮考慮。午夜三點左右，他又打來第三次電話，說:“算了，讓他們走吧！”劉西屏怕他再反悔，一清早就急匆匆把我們送到飛機場，他想，當著蘇聯人的面，自然不便再扣留我們了。
就在茅盾一行離開幾天之後，留在新疆的趙丹等演員們即遭逮捕。又過了幾天，杜重遠也從被軟禁變為鋃鐺入獄。
茅盾一行搭乘的這架蘇聯飛機是經蘭州飛往重慶的，但在蘭州停留時，傅作義及其隨員也要乘這架飛機到重慶去，座位不夠，同機的一位盛世才的下屬勸茅盾一行遲走幾天，讓座給傅作義。這一“讓”，致使茅盾和張仲實商量著改了主意，不去重慶而去延安；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後來的名篇——《白楊禮讚》。
一週後，他們通過西北公路局長的關係，搭乘活佛喜饒嘉錯的“專車”駛往西安。茅盾晚年在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裡，簡略敘述了這段行程，其中有如下一段:
第二天是翻越六盤山……翻過山，汽車就加足馬力在望不到邊的黃土高原上奔馳，撲入視野的是綠色的“麥浪”和遠處一排、一簇傲然聳立的白楊樹。在白楊樹的附近，一般就有人煙，或一個小村莊，或三五戶人家。
數月後，在距重慶大約30公里的南溫泉中國職業教育社一處幽靜的房子裡，茅盾一氣寫了六篇西北“見聞錄”，《白楊禮讚》是其中的一篇，也是最短的一篇。儘管茅盾在回憶錄裡對於白楊樹的記述僅寥寥數筆，《白楊禮讚》也不過一千多字，但在茅盾一生等身的著述中，這篇千餘字的短文，或許是除《子夜》外，最廣為傳誦和最受讀者歡迎的。（來源：人民政協報 作者 劉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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