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天平軍節度使（治鄆州）張裼有個官至集賢院正字的父親張君卿，自己也是進士出身，可謂書香門第，家學淵源。
到了他的下一輩，更是了不得，一舉出了四個進士：張文蔚、張濟美、張貽憲、張仁龜。
張文蔚少年時就善於作文，好學，廣交朋友，有佳士之稱。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進士。
同年進士的還有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的長子楊涉。楊嚴的兄長正是老宰相楊收。
張文蔚累次在一些節度使幕府仕官，後來任判鹽鐵巡官，不久在京畿任縣尉，又入館為學士。乾符四年（877年），因父親張裼去世，辭官守喪。
等他守喪期滿復出的時候，已經是黃巢之亂了：黃巢攻佔京城長安，唐僖宗逃到成都。收復京城、平定民變，都要打仗，而打仗是要花錢的。為了籌集軍費，唐僖宗將鹽鐵官署移到揚州，命李都判鹽鐵。在李都推薦下，張文蔚出任轉運巡官。
從結果來看，張文蔚圓滿完成了任務：隨著黃巢敗亡，光啟元年（885年）僖宗回京，張文蔚歷任監察御史、左補闕、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又升至司勳郎中、祠部郎中、知制誥；他的母親蘇氏也沾光，被封為扶風郡太夫人，又進封馮翊郡太夫人。任滿一年，授中書舍人。張文蔚與兄弟們在母親膝下盡孝，不因官職而有別。
雖說當初張家一門四進士，但這時候，有官職的只有兩個了，因為張濟美和張仁龜掉隊了。
張濟美的情況更糟一點，按史書的說法是得了“心恙”。限於古代的科學水平，古人說“心之官則思”，以為心是思維器官，我們現在也會說“心裡想”，但我們現在知道其實人真正的思維器官是腦子，所以其實張濟美得的不是心臟病，而是我們現在說的腦病，俗稱精神病，可以說，這位進士老爺這輩子都沒指望了。
但是，作為兄長的張文蔚不僅沒有放棄這個弟弟，還照顧了他三十多年。他本身也是一個廣交朋友的人，於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文章一起受到時人的稱頌。
後來張母也去世了，張文蔚離職守喪，退居洛陽，哀毀過人。守喪完畢後，復拜中書舍人。權相崔胤是張文蔚的同科進士，素來與他交好，不久召他入翰林院，為皇帝起草詔書。
可這一次，他又趕上了出奔的皇帝回京。
這次的皇帝不是唐僖宗，而是唐昭宗，逼他出京的也不是農民軍，而是宦官和家門口的跋扈軍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而唐昭宗回京後，又落入更大的跋扈軍閥宣武軍節度使朱全忠之手。
這時候，誰還聽皇帝的詔書呢？表面文章，對付對付得了唄。
張文蔚才不這麼想。在其位謀其政，他起草的詔令不失中正，受到稱讚。
有這樣的大臣，一直對重振朝綱有心無力的唐昭宗也能多多少少感到暖心，要是這樣的人多一點，該多好？於是他和張文蔚商量：朕覺得翰林學士柳璨不錯，可以用為宰相，你覺得應該任他以什麼官職呢？
當時唐朝的規矩是，只要在朝且加了宰相頭銜就是宰相，但宰相是籠統稱謂而不是官職名，具體的官職還是要另外落實的。
張文蔚說：選賢不需要拘泥資格、級別，但太快也不好。
唐昭宗說，提拔柳璨為諫議大夫如何？張文蔚說可以。於是柳璨被任為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就是宰相頭銜。
張文蔚轉戶部侍郎、兵部侍郎，仍兼翰林學士承旨，不久出翰林院，為禮部侍郎。
但是，事實證明，唐昭宗看錯了人，他這輩子看錯了太多人，終於讓自己和唐朝都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當初和張文蔚同年進士的楊涉，相比之下仕途平淡得多；唐昭宗年間，他歷任吏部郎中、禮部侍郎、刑部侍郎。乾寧四年（897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元年（904年），轉尚書左丞，並主持了當年的科舉。
同年，崔胤因圖謀反對朱全忠被朱全忠所殺，唐昭宗在朱全忠挾持下被迫從長安遷都洛陽，楊涉又改任吏部尚書。他知道唐朝落在朱全忠手裡早晚要完，卻不敢辭職。
同年，唐昭宗被朱全忠所弒，朱全忠矯詔立昭宗子為唐哀帝，以楊涉為皇帝即位行事官，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又改任張文蔚為禮部侍郎。次年，張文蔚就以禮部侍郎身份主持了科舉，而這一屆高中的舉子中，就有楊涉的兒子楊凝式。
隨即，朱全忠一口氣罷免了裴樞、獨孤損、崔遠三位宰相，張文蔚、楊涉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為宰相，張文蔚後來還受命判度支。
這全是託了柳璨的福，但這一過程不僅不光彩，而且充滿了血腥。
柳璨雖然出身大族河東柳氏，自己卻出身貧寒，被其他出身大族的宰相裴樞、獨孤損、崔遠看不起。為了公報私仇，他竟然投靠了朱全忠，玩了一出借刀殺人。他知道朱全忠想篡唐，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趁天上有彗星出現，和因為屢試不第仇恨大族的朱全忠心腹李振一起攛掇朱全忠，說這些大臣心向唐朝，應該剷除，在白馬驛將裴樞、獨孤損、崔遠、前宰相陸扆、王溥、裴贄及趙崇凝、王贊等眾多高官數百人一併賜死，這就是著名的“白馬驛之禍”。
柳璨體會到了報仇的快感，還想繼續清洗高官，張文蔚勸阻了他。敢於挺身勸阻卻不怕自己生命有危險，張文蔚平時應該和柳璨相處得還行吧。
楊涉為人溫和恭謹，自然也不太可能和柳璨結仇，所以也成了既得利益者，但親歷了眾多同僚的死，他實在高興不起來，嚇得聚集家人一起哭，還對兒子楊凝式說：世道如此，我卻深陷其中，我擔心拜相的是我，倒黴的是兒子你啊。
楊涉的弟弟楊注當時官至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為了避嫌，辭掉了翰林學士。
同月，唐哀帝要行祭天郊禮，命兩位新宰相分判祭器。但朱全忠志在篡唐，在他眼裡，這種相當於破產公司年檢的程序不僅多餘而且討嫌，有關部門只能把郊禮一推再推。
另一方面，白馬驛之禍後，不僅朝廷一空，而且人心惶惶，人們不敢當官了，朱全忠後悔了，為了挽回不利影響，最現實的辦法就是找個替罪羊。顯然和心腹李振相比，半路來投的柳璨更適合。正好柳璨和樞密使蔣玄暉以天下未定為由建議朱全忠別急著加九錫，於是便有人趁機誣陷柳璨、蔣玄暉表面上是拖延九錫，其實是和何太后定下了盟約，在給唐朝爭取時間。朱全忠本就多疑，便藉機殺掉了蔣玄暉、何太后、柳璨，再以哀帝名義下詔宣佈太后是因為和蔣玄暉私通事洩自殺的、朕遭遇喪母又羞見祖宗，把一推再推的郊禮徹底取消了。
雖然朱全忠懶得加九錫了，但他也放話：我不加九錫，便做不得天子嗎？
老皇帝死了，老宰相死了，高官死了，太后死了，還有誰能阻止朱全忠更上一層樓的腳步？
人如其號的哀帝只能默默等待那一天的到來。
天祐四年（907年）正月，宰相張文蔚率百官向朱全忠勸進；三月，一紙禪位詔書宣告了唐朝的末日：
以張文蔚攝中書令，充冊禮使，押送傳國寶、玉冊、金寶、乘輅車，以楊涉攝侍中，為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率百官為哀帝準備法駕從洛陽前往朱全忠的軍部汴州舉行禪位大典。
當時，已經在史館上班的楊凝式勸說父親：唐朝滅亡了，父親您作為宰相難道沒有責任嗎？主持禪位儀式當然可以保全富貴，可是這樣一來，唐朝就在您手裡滅亡了，以後會落下千載罵名，您為什麼不請病假讓別人來當這個冤大頭呢？
楊凝式說的完全在理，說得楊涉神色不寧。然而，如前所述，膽小怕事如他，哪敢和朱全忠對著幹？名聲哪有自己家族的性命要緊？
北宋文豪歐陽修修《新五代史》時，以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薛貽矩、蘇循作，痛心疾首地說：
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
他們是宰相，他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和以身殉國的白馬驛眾臣相比，他們顯得太惜命了。
可是，換了別人在他們的位置，能做出更好的選擇嗎？在白馬驛之禍的血腥屠刀下拯救一批同僚，已經是張文蔚的極限了。
大典結束後，新皇帝后梁太祖朱全忠改名朱晃，在元德殿設宴，舉起酒杯，說自己今天能夠稱帝，都是眾愛卿推崇抬愛的結果；薛貽矩和蘇循欣欣然地盛讚其功德稱其順天應人，而楊涉、張文蔚卻又慚愧又害怕，低著頭除了致謝以外什麼話都不敢說。
如此反應，是對他們在面臨大勢所趨時那種無奈最好的註腳。
對張文蔚來說，不管給誰上班，做好本職工作才是最實在的，既然新朝代新皇帝繼續維持了他的宰相之位，那就要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於是，後梁朝廷的規章制度，多出其手。開平二年（908年），後梁太祖討伐晉王李存勖，以張文蔚留守，不久，張文蔚暴疾卒於任上，贈右僕射。
同年，楊涉也被罷相改任右僕射，但同年因為繼任宰相張策退休，他又以左僕射復出拜相。開平三年（909年）再被罷相，守本官左僕射。開平年間，他曾一度以兵部侍郎重拾老本行代為主持科舉，但無所作為。乾化元年（911年），又主持禮部科舉。貞明二年（916年），他在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任上因屢次上表稱病辭職而被罷相——這已經是他第三次被罷相了，能夠第三次罷相說明他曾經第三次拜相，但這件事已經連史書都懶得記載了。
同年，楊涉在左僕射任上以太子太傅致仕（退休），當時並無皇太子，所謂太子太傅只是榮銜。退隱江湖後，短短數年間，他就在默默無聞中離開了人世。
他的兒子楊凝式倒是高壽，活了八十二歲，不知這算不算楊涉逢迎老朱為兒子爭取來的福報，楊涉泉下有知，也當慶幸自己當初的烏鴉嘴沒有靈驗吧。
楊凝式去世的時候，是後周顯德元年。下一個屬於文官的時代，曙光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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