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天平军节度使（治郓州）张裼有个官至集贤院正字的父亲张君卿，自己也是进士出身，可谓书香门第，家学渊源。
到了他的下一辈，更是了不得，一举出了四个进士：张文蔚、张济美、张贻宪、张仁龟。
张文蔚少年时就善于作文，好学，广交朋友，有佳士之称。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进士。
同年进士的还有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的长子杨涉。杨严的兄长正是老宰相杨收。
张文蔚累次在一些节度使幕府仕官，后来任判盐铁巡官，不久在京畿任县尉，又入馆为学士。乾符四年（877年），因父亲张裼去世，辞官守丧。
等他守丧期满复出的时候，已经是黄巢之乱了：黄巢攻占京城长安，唐僖宗逃到成都。收复京城、平定民变，都要打仗，而打仗是要花钱的。为了筹集军费，唐僖宗将盐铁官署移到扬州，命李都判盐铁。在李都推荐下，张文蔚出任转运巡官。
从结果来看，张文蔚圆满完成了任务：随着黄巢败亡，光启元年（885年）僖宗回京，张文蔚历任监察御史、左补阙、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司勋吏部员外郎，又升至司勋郎中、祠部郎中、知制诰；他的母亲苏氏也沾光，被封为扶风郡太夫人，又进封冯翊郡太夫人。任满一年，授中书舍人。张文蔚与兄弟们在母亲膝下尽孝，不因官职而有别。
虽说当初张家一门四进士，但这时候，有官职的只有两个了，因为张济美和张仁龟掉队了。
张济美的情况更糟一点，按史书的说法是得了“心恙”。限于古代的科学水平，古人说“心之官则思”，以为心是思维器官，我们现在也会说“心里想”，但我们现在知道其实人真正的思维器官是脑子，所以其实张济美得的不是心脏病，而是我们现在说的脑病，俗称精神病，可以说，这位进士老爷这辈子都没指望了。
但是，作为兄长的张文蔚不仅没有放弃这个弟弟，还照顾了他三十多年。他本身也是一个广交朋友的人，于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文章一起受到时人的称颂。
后来张母也去世了，张文蔚离职守丧，退居洛阳，哀毁过人。守丧完毕后，复拜中书舍人。权相崔胤是张文蔚的同科进士，素来与他交好，不久召他入翰林院，为皇帝起草诏书。
可这一次，他又赶上了出奔的皇帝回京。
这次的皇帝不是唐僖宗，而是唐昭宗，逼他出京的也不是农民军，而是宦官和家门口的跋扈军阀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而唐昭宗回京后，又落入更大的跋扈军阀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之手。
这时候，谁还听皇帝的诏书呢？表面文章，对付对付得了呗。
张文蔚才不这么想。在其位谋其政，他起草的诏令不失中正，受到称赞。
有这样的大臣，一直对重振朝纲有心无力的唐昭宗也能多多少少感到暖心，要是这样的人多一点，该多好？于是他和张文蔚商量：朕觉得翰林学士柳璨不错，可以用为宰相，你觉得应该任他以什么官职呢？
当时唐朝的规矩是，只要在朝且加了宰相头衔就是宰相，但宰相是笼统称谓而不是官职名，具体的官职还是要另外落实的。
张文蔚说：选贤不需要拘泥资格、级别，但太快也不好。
唐昭宗说，提拔柳璨为谏议大夫如何？张文蔚说可以。于是柳璨被任为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头衔。
张文蔚转户部侍郎、兵部侍郎，仍兼翰林学士承旨，不久出翰林院，为礼部侍郎。
但是，事实证明，唐昭宗看错了人，他这辈子看错了太多人，终于让自己和唐朝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当初和张文蔚同年进士的杨涉，相比之下仕途平淡得多；唐昭宗年间，他历任吏部郎中、礼部侍郎、刑部侍郎。乾宁四年（897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元年（904年），转尚书左丞，并主持了当年的科举。
同年，崔胤因图谋反对朱全忠被朱全忠所杀，唐昭宗在朱全忠挟持下被迫从长安迁都洛阳，杨涉又改任吏部尚书。他知道唐朝落在朱全忠手里早晚要完，却不敢辞职。
同年，唐昭宗被朱全忠所弑，朱全忠矫诏立昭宗子为唐哀帝，以杨涉为皇帝即位行事官，进封开国伯，加食邑四百户，又改任张文蔚为礼部侍郎。次年，张文蔚就以礼部侍郎身份主持了科举，而这一届高中的举子中，就有杨涉的儿子杨凝式。
随即，朱全忠一口气罢免了裴枢、独孤损、崔远三位宰相，张文蔚、杨涉都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为宰相，张文蔚后来还受命判度支。
这全是托了柳璨的福，但这一过程不仅不光彩，而且充满了血腥。
柳璨虽然出身大族河东柳氏，自己却出身贫寒，被其他出身大族的宰相裴枢、独孤损、崔远看不起。为了公报私仇，他竟然投靠了朱全忠，玩了一出借刀杀人。他知道朱全忠想篡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天上有彗星出现，和因为屡试不第仇恨大族的朱全忠心腹李振一起撺掇朱全忠，说这些大臣心向唐朝，应该铲除，在白马驿将裴枢、独孤损、崔远、前宰相陆扆、王溥、裴贽及赵崇凝、王赞等众多高官数百人一并赐死，这就是著名的“白马驿之祸”。
柳璨体会到了报仇的快感，还想继续清洗高官，张文蔚劝阻了他。敢于挺身劝阻却不怕自己生命有危险，张文蔚平时应该和柳璨相处得还行吧。
杨涉为人温和恭谨，自然也不太可能和柳璨结仇，所以也成了既得利益者，但亲历了众多同僚的死，他实在高兴不起来，吓得聚集家人一起哭，还对儿子杨凝式说：世道如此，我却深陷其中，我担心拜相的是我，倒霉的是儿子你啊。
杨涉的弟弟杨注当时官至翰林学士、户部侍郎，为了避嫌，辞掉了翰林学士。
同月，唐哀帝要行祭天郊礼，命两位新宰相分判祭器。但朱全忠志在篡唐，在他眼里，这种相当于破产公司年检的程序不仅多余而且讨嫌，有关部门只能把郊礼一推再推。
另一方面，白马驿之祸后，不仅朝廷一空，而且人心惶惶，人们不敢当官了，朱全忠后悔了，为了挽回不利影响，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找个替罪羊。显然和心腹李振相比，半路来投的柳璨更适合。正好柳璨和枢密使蒋玄晖以天下未定为由建议朱全忠别急着加九锡，于是便有人趁机诬陷柳璨、蒋玄晖表面上是拖延九锡，其实是和何太后定下了盟约，在给唐朝争取时间。朱全忠本就多疑，便借机杀掉了蒋玄晖、何太后、柳璨，再以哀帝名义下诏宣布太后是因为和蒋玄晖私通事泄自杀的、朕遭遇丧母又羞见祖宗，把一推再推的郊礼彻底取消了。
虽然朱全忠懒得加九锡了，但他也放话：我不加九锡，便做不得天子吗？
老皇帝死了，老宰相死了，高官死了，太后死了，还有谁能阻止朱全忠更上一层楼的脚步？
人如其号的哀帝只能默默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天祐四年（907年）正月，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向朱全忠劝进；三月，一纸禅位诏书宣告了唐朝的末日：
以张文蔚摄中书令，充册礼使，押送传国宝、玉册、金宝、乘辂车，以杨涉摄侍中，为押传国宝使，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率百官为哀帝准备法驾从洛阳前往朱全忠的军部汴州举行禅位大典。
当时，已经在史馆上班的杨凝式劝说父亲：唐朝灭亡了，父亲您作为宰相难道没有责任吗？主持禅位仪式当然可以保全富贵，可是这样一来，唐朝就在您手里灭亡了，以后会落下千载骂名，您为什么不请病假让别人来当这个冤大头呢？
杨凝式说的完全在理，说得杨涉神色不宁。然而，如前所述，胆小怕事如他，哪敢和朱全忠对着干？名声哪有自己家族的性命要紧？
北宋文豪欧阳修修《新五代史》时，以张文蔚、杨涉、张策、赵光逢、薛贻矩、苏循作，痛心疾首地说：
呜呼！唐之亡也，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馀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传》。……又读《梁实录》，见文蔚等所为如此，未尝不为之流涕也。……唐之亡也，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馀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汉、唐之末，举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馀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
他们是宰相，他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和以身殉国的白马驿众臣相比，他们显得太惜命了。
可是，换了别人在他们的位置，能做出更好的选择吗？在白马驿之祸的血腥屠刀下拯救一批同僚，已经是张文蔚的极限了。
大典结束后，新皇帝后梁太祖朱全忠改名朱晃，在元德殿设宴，举起酒杯，说自己今天能够称帝，都是众爱卿推崇抬爱的结果；薛贻矩和苏循欣欣然地盛赞其功德称其顺天应人，而杨涉、张文蔚却又惭愧又害怕，低着头除了致谢以外什么话都不敢说。
如此反应，是对他们在面临大势所趋时那种无奈最好的注脚。
对张文蔚来说，不管给谁上班，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最实在的，既然新朝代新皇帝继续维持了他的宰相之位，那就要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于是，后梁朝廷的规章制度，多出其手。开平二年（908年），后梁太祖讨伐晋王李存勖，以张文蔚留守，不久，张文蔚暴疾卒于任上，赠右仆射。
同年，杨涉也被罢相改任右仆射，但同年因为继任宰相张策退休，他又以左仆射复出拜相。开平三年（909年）再被罢相，守本官左仆射。开平年间，他曾一度以兵部侍郎重拾老本行代为主持科举，但无所作为。乾化元年（911年），又主持礼部科举。贞明二年（916年），他在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任上因屡次上表称病辞职而被罢相——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罢相了，能够第三次罢相说明他曾经第三次拜相，但这件事已经连史书都懒得记载了。
同年，杨涉在左仆射任上以太子太傅致仕（退休），当时并无皇太子，所谓太子太傅只是荣衔。退隐江湖后，短短数年间，他就在默默无闻中离开了人世。
他的儿子杨凝式倒是高寿，活了八十二岁，不知这算不算杨涉逢迎老朱为儿子争取来的福报，杨涉泉下有知，也当庆幸自己当初的乌鸦嘴没有灵验吧。
杨凝式去世的时候，是后周显德元年。下一个属于文官的时代，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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