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蔣介石迫於日軍進攻上海，威脅南京，終於與共產黨達成了改編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於大江南北和閩浙兩省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的協議。1937年10月12日，南方8省13個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北伐名將葉挺被任命為軍長。
軍令部長親筆修改，掩飾聯絡參謀職能
新四軍的兵力雖然不如在華北活動的八路軍，但其活動範圍遍及東南財富之地，也靠近國民黨的核心統治區，因此蔣介石對其十分不放心。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草擬的《共黨問題處置辦法》中，專門有一條提出:“中央”對新四軍得指定聯絡員“監視其整個活動”。
不過，此文件被送給時任軍令部長的徐永昌核籤時，徐認為“監視”一說過於直接，容易授人以柄。更何況當時正處於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因此將聯絡員的性質在書面形式上重新進行了定義，即“照各軍前例，派聯絡參謀若干員前往聯絡考察。該參謀等應適時呈出報告，以便指導、考核、糾正。”
大特務頭子康澤親自挑選人員
儘管聯絡員的職能更加冠冕堂皇了，但從選派的人員和他們的活動來看，其擔負監視任務的實質並無絲毫改變。國民黨嫡系部隊選調聯絡員一般不是軍令部、就是政治部負責，而新四軍的聯絡參謀卻直接由臭名昭著的大特務頭子康澤操刀安排，挑選的人員也多是康澤多年的老部下或是他在中央軍校特訓班當主任時的學生，既是軍官，也是特務。
1939年4月，首次挑選駐新四軍的聯絡參謀時共有5人入選，分別是:駐軍部少將聯絡參謀盧碧湖、駐第1支隊上校聯絡參謀許建華、駐第2支隊上校聯絡參謀楊鳳舉、駐第3支隊中校聯絡參謀孟繁倫、駐第4支隊中校聯絡參謀倪志操，每人各配1名尉級副官和1名傳令兵隨行。雖然在這些聯絡參謀赴任期間，新四軍又組建了第5、6支隊，但蔣介石採取鴕鳥政策，一律不予承認，因此未再選派聯絡參謀。
蔣介石親自接見，面授機宜
蔣介石對派駐新四軍聯絡參謀一事非常關注，希望能通過這些聯絡參謀及時掌握新四軍的有關動向。當得知這些聯絡參謀人選已經擬定後，便提出要在重慶南岸區的黃山“雲岫”樓官邸親自接見他們，陪同蔣一道接見這些聯絡參謀的，還有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何應欽、軍令部長徐永昌等高層人物。
在接見過程中，蔣介石毫不掩飾的告訴盧碧湖等人：“你們的任務，就是要及時報告新四軍的各種情況，既要報告戰鬥情況，也要關心實力的發展，內部的關係等等。”此外，蔣還提出了自己的擔心：“大家去新四軍，一定要做到能久住。因為你能久住，那他們的一切，一定都明白了。久住不僅僅是坐在司令部裡，更要隨時下團下連聯絡。不要顯得幼稚，被人家看不起，甚至被人家趕走。”
隨後，何應欽親自給他們重申了工作紀律，特別強調：“無命令絕對不準回來，嚴禁自由往返。”“發電報就用新四軍的電臺，不準自帶電臺去。自帶電臺，一定會增加他們的懷疑，加重大家的工作困難。”徐永昌也下令給他們及其副官、傳令兵各發了半年薪餉，還發了出差費、交通費、辦公費、手槍、子彈、軍用地圖等。
5月份，這些聯絡參謀們集體出發到顧祝同第三戰區報道，不過由於路途艱難，直到4個月後才到達第三戰區司令部，令顧祝同狠狠的發了一次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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