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國。自此以後，法國、奧地利和沙俄等歐洲大國之間的緩衝地區不復存在，各國對崛起中的德國十分警惕，這也造成德國從一開始就面臨嚴峻的地緣壓力。
由於地處中歐，德國的統一和擴張行為勢必擠壓周邊列國的勢力範圍，進而刺激歐洲誕生一個反德同盟。雖然德國並不畏懼任何一個強國，但如若陷入與反德同盟的兩線作戰當中，難免會顧此失彼、難以持久。所以，德國在俾斯麥時期採取了一系列紛繁複雜的外交措施，不斷孤立法國（普法戰爭已經結下血仇）、防止反德陣營的出現。奈何威廉二世即位之後，不斷排擠俾斯麥，並徹底改變了德國的外交政策，將德國一步步拉進了一戰的深淵。
在一戰中，德國不僅需要對抗復甦中的法國和世界霸主英國，同時還需要與龐大的俄國和強大的美國對峙，漸漸支撐不下，宣佈投降。戰後巴黎和會簽署了對德頗為苛刻的《凡爾賽和約》，原本期望按照美國總統威爾遜提議的“十四點原則”進行有條件投降的德國不得不接受割地、賠款、限制軍備等一系列條款。那麼，在這樣一種秩序制約和條款限制下，德意志又是如何迅速走上覆興道路的呢？這就需要從一戰後的德國地緣外交環境開始說起了。
一戰以後，沙俄變成了蘇俄，爾後又形成了蘇聯，並在“五年計劃”的宏觀調控下，經濟、軍事實力早已今非昔比。美國自19世紀末就已經坐上世界工業產值頭把交椅，一戰之後更從債務國蛻變為債權國，並從輿論思想深刻影響歐洲。美蘇兩國的壯大極大地增強了德國的戰略權重，西歐各國、尤其是英國不僅不再將德國視為防範的重要，反而期盼與德結盟以抗衡美蘇。
事實上，從一戰後期威爾遜拋出“十四點原則”開始，歐洲就開始瀰漫閃爍理想主義內核的威爾遜主義思想，進而對遭受《凡爾賽和約》“壓榨、摧殘”的德國報以同情心態。故而，在凡爾賽體系和威爾遜主義的共同作用下，在美蘇持續增強並威脅到英國霸主地位的大背景下，德國擁有了極大的外交主動權。當時世界上主要存在美、蘇、英、法、德、意、日這七個強國，國際外交博弈主要也在它們之間展開，如何周旋於列國之間以加速復興就成為德國在一戰之後面臨的重要課題。對此，在德國內部進行思考最為深入的有兩個人物，分別是學者卡爾·豪斯霍費爾和外交官員施特雷澤曼，本文先來闡述豪斯霍費爾在一戰後為解決德國地緣困境所制定的宏圖大略。
卡爾·豪斯霍費爾出身名門，其父是一位經濟學教授，而他自己則曾入伍德國炮兵部隊，並先後進入三所軍校受訓。日俄戰爭後不久，豪斯霍費爾就被任命為德國駐日使館武官，開始了對日本的研究，並迅速成為日本乃至遠東戰略問題專家。他在對一戰中英德優劣勢對比、日本崛起等方面的研究中，逐漸理解了海洋文明，並形成了一套與傳統陸海權觀念迥異的大地理思維。
在對日本的研究中，豪斯霍費爾不可避免的對東亞大陸、尤其是中國展開研究，並在離開日本返國途中游歷東亞和俄國，產生了“軸心國”和“四大泛區”兩個重要地緣戰略概念。一戰中，豪斯霍費爾曾先後在東、西兩線服役，並曾親身指揮過部隊，擁有豐富的實操經驗。戰爭結束之後，他主要投身於對地緣政治和國防地理方面的研究。在長期研究的過程之中，豪斯霍費爾愈發意識到軍事、政治、地理，甚至是文化、生物、歷史等領域問題必須綜合研究，才能從更為宏觀的視角找到真正解決德國地緣困境的辦法。
在豪斯霍費爾的基本理念中，任何國家都必須能夠深刻理解本國所處的“位置”以及周邊“空間”的聯動效應，如此才能實現國防與外交的完美結合，將本國影響力發揮到最大程度。而如果這個國家的經濟能力足夠強勁，能夠在物質上不受制於人，則可成為一個地區的樞紐，即稱之為“軸心國”，軸心國所影響的區域即為“泛區”。
為了解決德國的地緣困局，豪斯霍費爾認為應當在全球建立四大“泛區”。即由美國主導的南北美洲、由日本主導的東亞和澳洲、由蘇聯主導的內亞南亞、由德國主導的歐洲和非洲。換言之，德國應當美蘇兩大國和遠東的日本聯合，構建一個反英同盟，全面肢解大英帝國（以及法國的殖民體系）。
四大泛區設想中，最具難能可貴之處在於豪斯霍費爾看到了蘇聯的價值，並且主張德國放下意識形態差異，轉而聯合抗英。同時，在德國人普遍對美國力量缺乏清醒認識的時候，豪斯霍費爾獨具慧眼地看到了美國力量的強大和一旦介入歐洲事務以後將扮演的制衡者角色。也正因如此，他對日本的位置價值和軍事力量極度欣賞，想要借日本從太平洋方向牽制美國的部分力量。不過豪斯霍費爾同時也明白日本的自身缺陷，以及與美國之間國力上存在的巨大鴻溝，因此並不希望日美貿然開戰，而僅僅作為一股震懾力量而存在。
更進一步來說，豪斯霍費爾非常反對日本在東亞大陸的擴張行動，那樣即會導致日蘇對立，同時也會讓日本在中國深陷戰爭泥潭，憑空消耗國力。他認為，日本的當政者如若足夠精明，就應當在東亞推行睦鄰外交，並減少對美國的經濟依賴，同時依託於德蘇同盟逐漸向南洋（即東南亞、澳洲）方向擴張勢力。
除此之外，諸如法國、意大利等國，要麼在殖民體系就秩序中與英國捆綁太緊，要麼工業基礎薄弱，總之都不具備足夠的威脅或結盟的價值。當然，即便如此，德國也不應該率先挑起反霸權的戰爭，而應當暗中唆使其他崛起大國與英國發生衝突，尤其是美國。正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如此德國才能始終佔據外交上的主動權。當然，學者所勾勒的戰略藍圖畢竟是理想化的，要想將其落地為現實卻需要行動家們的精細操作，而這一步將被魏瑪共和國的傳奇外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所接棒。事實上，不論是施特雷澤曼還是阿道夫·希特勒都曾從豪斯霍費爾的理念中獲益良多，只是二人所走的路線卻大不相同。
綜上所述，一戰結束以後，德國在苛刻的《凡爾賽和約》和瀰漫歐洲的威爾遜主義共同作用下獲得了普遍同情，具備了德意志復興的良好外部環境。伴隨著美國和蘇聯的持續崛起，德國的地緣權重日益增加。為了解決德國自身的地緣困境，學者豪斯霍費爾提出了“軸心國”和“四大泛區”概念，勾勒了一副蘇德聯手肢解大英帝國、聯合日本牽制美國、將美國徹底孤立在南北美洲的宏偉藍圖。
豪斯霍費爾的戰略構想非常獨到，若能具體落實到政策層面，勢必會將德國的國際地位推向歷史最高階段。如此精妙的藍圖需要複雜的操控藝術去把握，然而當德國真的迎來了這樣一位傳奇外長時，卻並未珍惜。最終納粹上臺，德國再度滑落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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