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了解孔子的生平和思想，就无法理解中国社会。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开始，孔子关于人性、品行和人际关系的理论便主导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从那时起，孔子就与中国文明密不可分，以至于“儒家中国”一词似乎很常见。
其实儒教对生活的强调与大多数宗教不同。孔子（公元前551 - 479年）活着和死去时都认为自己没有达到目的。他出生在鲁国（今山东境内），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由于战国时期的动乱，家道中落。孔子决心影响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并认为向统治者求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时机。
他试图说服各国贵族采纳他的学说，以恢复中国的稳定，这对大多数统治者来说意味着国家的统一和集中。虽然他成功地聚集了一群学生和门徒在他周围，但他未能在他所经过的各国中获得一个官方职位。统治者也不赞同或实施他的哲学。他的门徒也走遍中国传播他的教义，但他们也经常遭到拒绝。孔子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回到了鲁国，并于公元前479年死于那里。尽管他的学生和弟子们坚韧不拔，他还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并没有多大影响。
由于孔子努力争取统治者的支持，他的哲学倾向于保守，专注于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他不呼吁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因为他不希望被认为是在挑战或破坏他潜在赞助人的权威。孔子追求社会稳定，他认为社会秩序是道德行为规范的结果。
《论语》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对他的学说有最清晰的解释。他的弟子们创办的学校可能组织了这项工作，并为更广泛的分发做了准备。孔子说过的话无法证实，有些可能是他的门徒修改过的。因为孔子认为或至少把自己描绘成古代教义的传播者，其他的名言可能是他反复重申的早期思想家的观点。
更复杂的是《论语》由奇闻轶事和语录组成，而不是对孔子学说的直接、合乎逻辑的阐述。这不是对他的哲学的系统的、连贯的阐述；相反，它包含了他最尊重和记忆的语录。这种表达方式解释了他的哲学中某些元素的模糊性。
尽管如此，儒家思想最显著的特征还是很容易从文本中显现出来。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它的实用性。它认为通过和执行一项道德准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和谐的家庭，并由此产生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一个好的政府是建立在稳定的家庭基础上的，而稳定的家庭又集中在具体价值观的采纳上。
孝道对于理想的儒家家庭至关重要，而这种顺从对于国家也同样至关重要。《孝经》是孔子死后一百年左右写成的一部著作，在后来的许多家庭中都能看到，它阐述了孝道对于家庭、统治者和官员的原则。正如许多儒学学生所注意到的，儒家学者认为国家是家庭的延伸。
然而，想成为君子的个人和国家都需要其他的美德来实现稳定与和谐。对于孔子来说，“仁”是一种至高的美德，但奇怪的是，“仁”这个词仍然含糊不清。“善良”和“人性”提供了最接近的近似值，但这些定义也很模糊。
对《论语》中“仁”的具体用法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论语》中“仁”的慷慨、忠厚、重礼、重义等特点。
对他人的人道对待和人道行为提供了与善良相关的品质的简明描述。其他的美德来自于善良。“智”识是另一个重要特征，它不仅仅包含知识和学术追求。它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因为智慧意味着正确行为的知识和根据它的指令行事。孔子再次强调这些美德的实用价值。
“信”也有实际的影响，对儒者来说，它意味着履行对他人的承诺。像所有其他的美德一样，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在人际关系中的应用。孔子强调稳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勇”，又称勇气或忠诚，是孔子看重的另一种品质。
“义”、“礼”也是重要的美德。他们指的不是礼仪，而是正确的道德准则。孔子主要关心的是道德而不是礼仪。然而，除了道德行为之外，他还预设了适当的礼仪表演。规定了特定的丧葬仪式，包括悼词和指定的饮食和衣服的悼念者的公式。它还包含了古代音乐和舞蹈仪式的延续。
儒家学者评价音乐促进道德。在宫廷仪式和普通民众中进行的音乐表演促进了和谐和更高的道德标准。儒家学派认为音乐有助于传播和灌输最重要的个人和社会价值观。仪式证实了音乐和其他艺术在培养一个良好社会中的重要性。
诗歌、书法、青铜礼器的铸造，以及其他的艺术，也被赋予了同样的目标。统治者自己有一个特殊的责任来执行与农业周期相关的仪式。然而，“礼”不是简单的形式主义；它必须以专一的目标和诚意来执行。敷衍了事的仪式是无效的。
孔子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所体现的内容与名称的分离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因为他的教导是为了避免这种不稳定，所以他把很大的信心放在正名。现实与形式的不协调，意味着无法实现儒家的道德规范，无法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制度。因此，实现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的第一步是在名字和现实之间建立适当的联系。正名还暗示，每个人在这些关系中更容易识别和理解自己的职位和任务的期望，更容易接受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
孔子并不提倡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没有进步的机会。他对教育、功绩和道德价值的重视将与缺乏或阻碍社会流动性的制度发生冲突。他把自己设想成一名教师，显然把教育看作一种提高道德标准的手段。
他理想中的官员和统治者是理性的、有道德的绅士，有社会责任感，来自任何社会背景，不一定来自根深蒂固的贵族。
在孔子看来，道德与教育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他所处的乱世。他展望过去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这些人统治着社会。因此，孔子的教导为中国的混乱提供了一个灵活、理性和道德的选择。他们在确定一个明确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方面是保守的。
然而，他们在挑战世袭贵族、支持鼓励任何社会背景的有才能和有道德的人被招募到高级官场的制度，以及将社会流动合法化方面是自由的。它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受过教育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能够为需要咨询和行政协助的统治者服务。
虽然周朝的领袖们没有意识到儒家思想的价值，但汉朝在他们灭亡后的几十年里统治了中国，并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后来的朝代将其作为国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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