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起鬨哲學的爭鳴與研究——朱大可、展江、曹喜蛙如此說


關於起鬨哲學的爭鳴與研究——

我是哄客,我在攪動網絡江湖

朱大可、展江、曹喜蛙如此說

原載《中國青年報》2006-04-18 本報記者 黃少華


關於起鬨哲學的爭鳴與研究——朱大可、展江、曹喜蛙如此說

黃少華,中國青年報記者,主編,資深媒體人


題記:本文發表時,曹喜蛙的《贏在互聯網》還沒有出版,但那時曹喜蛙已通過起鬨網在互聯網廣泛傳播,引起網友的極大興趣,但那時大家覺得起鬨哲學還不能登大雅之堂,但《中國青年報》2006年4月刊登記者黃少華的文章,2008年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出版了曹喜蛙的《贏在互聯網》。從此——


“頂!”

“強帖留名!”

“CJ(網絡用語:純潔)滴45度角仰望……”

“BH,BH!(網絡用語:彪悍)”……

這些網絡常用語言,經常上網的人恐怕都不會陌生,也許還會發出會心一笑。

在網絡這個虛擬的平臺上,他們彼此陌生,卻因某一個共同關注的事件而聚集在一起;他們闡述著自己的觀點,表達著自己的好惡;他們聚集併產生一股強大的力量,並把這種影響從虛擬擴展到現實,從網絡發展到社會。

他們時而疾惡如仇,時而憤世嫉俗,時而義正詞嚴;他們或尖酸,或刻薄,或反諷,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他們相信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人多力量大”。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哄客。

他們信奉的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惹著了哄客,就如掉進“人民戰爭”的汪洋中


“我們可以把這個事件看成是公共表達的一次演習,我們也許需要一次又一次這樣的演習,才能學會公共表達的規則與秩序。”無辜地被捲入“韓白之爭”,陸川之父陸天明很是無奈。顯然,他並沒有意識到哄客們的強大力量,他更不知道,看似弱勢的、孤獨的“鬥士”韓寒背後,有著無數同是“80後”的哄客的支持。

“我要讓更多的人知道,踩貓是多麼可恥的一件事情。”小木,網絡常駐民,哄客一族。用她的話說,“每天上網10小時,只多不少;其間工作1小時,只少不多。”小木最喜歡泡在天涯論壇上,關注任何一個網絡事件。

2006年初,一組“踩貓視頻”截圖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幾個小時內,這個帖子相繼出現在各大論壇上。網絡發揮出驚人的力量,先是發現了一個專門虐殺小動物的變態網站,接著很快找出了“踩貓”事件的“元兇”,連姓名、地點都準確無誤。從帖子出現到找出肇事者,全部過程只用了6天時間,速度不遜於公安部門。

“踩貓”事件發生的時間恰逢兩會之際,這次網上大規模的聲討對加強小動物的保護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跟小木一樣,在目前國內上億的網民中,以生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居多,他們有思想、有文化;他們關注社會,希望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更重要的是,他們掌握技術,工作生活都離不開電腦。而這也正是哄客一族的基本肖像特徵。

去年8月,小木被網上一篇署名為“陳易”的《賣掉自己救媽媽》的帖子打動。但隨後,那個自稱陳易同學的網友“藍戀兒”的出現,讓她開始覺得自己上當受騙了。“藍戀兒”在《賣身救母的真相》一帖中寫道:“我們看到的是她(陳易)穿的是阿迪和耐克的新款,用的是手機加小靈通,還買了一副據說是500多元的帶顏色的隱形眼鏡。”

“善良不容踐踏。網友們只想知道真相,網友自發的調查不斷深入,質疑大軍不斷壯大。”小木說。在那次事件中,哄客族的力量,極大地左右了調查的進展。


“我是比較負責任的哄客”


作為“哄客”概念的提出者,同濟大學教授、批評學家朱大可認為,“哄客”是針對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費主體,享受丑角帶來的狂歡,並通過收視率和點擊率進行投票,在互聯網上表達意見,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

朱大可教授的理論,源於去年的幾大文化娛樂事件。在《中國網絡“哄客”的仇恨快意》一文中,他這樣寫道:“2005年將成為中國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流氓燕、紅衣教主以及全體‘超級女生’預備隊,在短短數個月裡大量湧現,形成巨大的‘丑角’風暴,令所有的觀察者目瞪口呆。”

這是哄客概念的“起源”。網絡,從誕生之日起就被歸類為邊緣性的“第四媒體”;網民,則通常被形容為一個無意識的群體。然而,隨著網絡與生活的融合度越來越高,隨著第一批網民逐漸由學生成長為社會的中流砥柱,網絡在今天的社會發揮著越來越重大的作用。在熱點問題的關注上,網絡往往比傳統媒體更敏感,更具洞察力。網民,也不再僅僅是簡單無意識的起鬨者。

一年多來,隨著網絡文化的發展,哄客們已不再僅僅滿足於簡單的娛樂,其對社會生活的巨大影響也更加“剽悍”地顯現出來。首先是“賣身救母”事件,由於大量哄客的介入,性質從剛開始單純的網絡事件逐漸升級為社會道德、良知的大討論,其主角也迫於巨大的輿論壓力,一個個從“幕後”走到“臺前”,從網絡人物變成公眾人物。

而在“饅頭血案”中,一個鬆軟的話語饅頭,更是擊痛了電影精英的脆弱尊嚴,這背後的巨大力量,正是哄客所賦予的。在這場論戰中,哄客幾乎“一邊倒”地支持胡戈。對話語霸權的抗衡,對主流文化的叫板,以及對弱勢力量的支援,這股強大的力量,讓原本的娛樂事件放大了成千上萬倍,也讓“知識精英”陳凱歌所料不及。

無怪乎,朱大可提出,和解正是“饅頭官司”的最佳出路,否則,陳凱歌可能會面臨雙重的挫敗:在自取其辱的同時,為大眾塑造新的文化英雄。


哄客是一種新的話語體系?


“互聯網時代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無法表達意見的苦悶,而互聯網的匿名性,使表達很容易變成不夠節制、帶有情緒的宣洩。”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學教授展江認為,哄客文化的出現,是人們對社會轉型期焦慮的一種表現。

對於展江所說的“焦慮症狀”,瑞士心理學家維雷娜·卡特斯有著更深刻的分析:“轉折階段有它自己的規律:不久前還有效的、可靠的東西突然受到了質疑,開始時不滿的情緒滋長,然後蔓延開來,生活越來越焦躁不安,新的目標出現在我們面前,開始還是模糊不清的,與其說表現為新的思想和計劃,還不如說表現為對現實的批判。”

展江認為,哄客的積極意義在於,通過網絡表達對社會某種現狀的不滿,引起社會各界的反思,而相關政策的制定者也可以通過網絡獲知民意,更好地權衡利弊,作出更準確的決定。

對此,媒體人、互聯網哲學家、詩人曹喜蛙稱,隨著傳媒的高速發展,現代社會進入了一個信息相對對稱的時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不管是權威主義還是叛逆主義,都遭遇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個挑戰,就是哄客。“在這個時代,起鬨精神被極大或最大限度地張揚,或者說起鬨是合法話語系統的一種重要工具。”


本文原載於《中國青年報》2006年04月18日


關於起鬨哲學的爭鳴與研究——朱大可、展江、曹喜蛙如此說


朱大可,1957年生於上海,祖籍福建武平,漢族。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學者之一,中國當代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198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2004年獲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中心教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四川大學、雲南大學、廈門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座教授,《新世紀》週刊、財新網專欄作家。


關於起鬨哲學的爭鳴與研究——朱大可、展江、曹喜蛙如此說

展江,1957年生於南京,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法學碩士、博士。在海軍、地方報社和中央電視臺先後從事新聞工作十餘年。曾在海軍部隊服役9年,從事記者工作8年,2002年起先後任中國傳媒大學、河北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2009年10月起任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2010年9月起任中山大學雙聘教授。現為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國新聞媒介運作機制和戰時新聞傳播事業。


關於起鬨哲學的爭鳴與研究——朱大可、展江、曹喜蛙如此說

曹喜蛙,本名曹喜斌,1966年3月8日生,山西運城河津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媒體人,互聯網哲學家,詩人,藝術評論家,策展人,任過多家媒體主編、總編。詩歌《核武器與癌》獲得過全國哲理詩大賽一等獎,詩歌《愛因斯坦肖像》入選過北京大學出版社全國中學教輔書。從1998年開始,到2008年完成互聯網哲學構建後,2010年開始側重藝術評論,2013年獲得雅昌藝術網年度最佳藝評人,2015年任中央數字電視國學頻道主編兼美術館館長。2016年5月開始為獨立學者,兼李可染畫院宣傳部副主任、人民大學休閒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優制諦酒文化沙龍名譽會長,被80後、90後的青年藝術家譽為中國第二代當代藝術教父。著有《贏在互聯網》《和明星去旅行》等。


關於起鬨哲學的爭鳴與研究——朱大可、展江、曹喜蛙如此說

曹喜蛙著 《贏在互聯網》,2008年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出版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