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作為高雅的藝術，流傳千年為今人所喜愛。在書法流傳的過程中，其工具除了文房四寶也因為其他的一些審美因素的介入，而變的“瑰麗非常”。比如文房亦有“十二清供”之說，如果講究的話，所需要的工具則更多。
這裡則有了一個話題，這些奢侈的工具，價格不菲，是否真的可以轉化為書法的價值? 從技術的必要性來說，書法用具的排列即“筆、墨、紙、硯”。即書法首先要筆佳，筆若不佳則技術無法盡情發揮，很多意象和美感也無法建立。其次是墨色調配，亦影響書法的視覺效果。
再次是紙張，它影響著書法細膩的力度變化，筆紙摩擦時候，紙的優劣則凸顯出來。最後是硯，即影響著發墨效果和出墨的效率。除卻文房四寶，其他的講究其實已經不完全屬於書法的範疇，而是收藏文房的情趣，也是另一種玩味，只是和書法有交集罷了。
奢侈和節儉，有時候並非是條件的原因，而是做人處事的道理。也就是書法中蘊含的禮。《論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韓非子》曰：“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這些價值觀是中國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書法中也有所體現。
古人視墨很為珍貴，趙宦光《寒山帚談》雲：“磨墨須奢，用墨須儉。”說的是關於墨的奢儉問題。
竇臮《述書賦》在論及謝氏兄弟書法時亦用到了“奢”與“儉”這一對概念：“與兄拓而弟真，將奢也而寧儉。”這裡的思想依然是孔子所說與其奢侈、不如節儉的意思。這是古人的一種道德自覺，是可貴的價值觀。
古代書家身份不同，家庭背景也不同，經濟條件自然也不同。故而奢侈和節儉也是一種條件而成的習慣。很多書家出身寒門，即條件讓他不得不節儉。如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卻苦於無紙。得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房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
這種“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做”反而體現了一種強大的主動學習的動力，這種強大動力讓人感動也讓人驚歎，如今日條件好起來的學子，卻不肯勤奮努力，則是有天壤之別，學習的主動性是多麼重要。
類似的故事還有懷素買不起紙張，就找來一塊木板和圓盤，塗上白漆書寫。後來覺得太光滑，不著墨，就又在寺院附近種植了一萬多株的芭蕉樹，用芭蕉葉練字。亦有陶弘景早年是以“恆以荻為筆，畫灰中學字”。
這裡更需要說的不是為了求節儉而放棄應有的條件。畢竟書法是高雅藝術，客觀的條件是必要。這裡說的是志趣去向是學成技藝，而不是單單享受物質條件而以此為止。明代王鐸，貧寒時也曾用樹枝作書，但是後來發跡了，卻是有無盡的絹帛可來書寫。看似初“儉”而後“奢”，其實不然。
這裡說的是心態，而不是必須要降低條件。我們看到的優秀書法的範本，其精妙背後也是有物質條件的。比如王羲之寫的《蘭亭序》，用的是蠶繭紙、鼠須筆。如果紙筆都是劣質，我們也看不到如此精妙的作品了。
而奢侈和節儉用於風格氣質韻味上，則是更好的一個話題。這裡的“奢”可能指的是貴族氣，書卷氣，“儉”則可能是山林氣，胭脂氣等等。而有趣的時候，書法家的身份和作品表達的未必都是一致的。有些僧侶所寫反而有貴族氣，而帝王卻有山林之氣。可能是內心深處的追求和身份不同吧。
如李後主之書，“大字如截竹木，小字如聚針丁，似非筆跡所為”。陶谷《清異錄》亦云：“後主善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作大字不事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蘇軾認為“李國主本無所得，舍險與瘦一字無成。”論者大都認為李後主書法走的是“儉瘦”一路。
這裡體現了李煜詩詞典雅，而書法卻是另一番面貌，黃庭堅也認為其“步驟太露”：“觀江南李主手改表章，筆力不減柳誠懸……餘曾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正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為之，工拙便相懸也。”
可見李後主的書法，體現的是一種儉。而我們看到一些文人尺牘，寫經和敦煌文獻，其字跡卻大氣典雅，在審美上充滿奢華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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