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大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蝴蝶效應”。
疫情不僅讓城市陷入困境，也帶來了重新認知城市的契機。透過疫情之鏡，人們不禁深思，城市的發展和治理暴露出來的問題和不足該如何堵漏補短？
上海市楊浦區長海路街道虯江社區是一片位於上海東北部的大型散居地。疫情期間，街道居委會在通往城中村的主幹道路口設4個管控點，24小時值守。圖為3月5日，閒在家裡的務工者戴著口罩在弄堂內聊天。中新社記者 殷立勤攝
城市“免疫系統”受重創
時光倒回2019年12月3日，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武漢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曹裕江代表與會的唯一一個省會城市武漢，以“紅色引領 聯動融合 著力提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為題作了發言交流。
曹裕江介紹稱，武漢從市域社會治理“怎麼治、治什麼、靠什麼”三個方面開展系統攻堅。在“怎麼治”方面，在全域推進紅色引擎、民呼我應、績效評估三大工程；在“治什麼”方面，堅持問題導向，聚焦市域重大風險和居民最急最盼最怨問題；在“靠什麼”方面，依託現代科技手段搭建信息互聯、數據共享、高效運轉的治理平臺。
然而不到一個月，一場猝不及防的疫情席捲而來，靜流湧成巨浪。就武漢自身而言，過往的治理措施和經驗在來勢洶洶的疫情面前，不堪一擊。一時間，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防護物資被一搶而空；即使擁有全國排名前列的醫療資源，但面臨迅速飆升的病患數也難免“餘額不足”……
緊接著，“火線馳援”武漢的故事輪番上演，來自各地、各企業及個人捐助的善款、物資以及人力資源紛紛湧向武漢。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前題是安全與健康，是公共衛生。安全與健康是城市產生髮展的初心與使命。”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副院長、教授級高級規劃師李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武漢在這次疫情面前如此脆弱，暴露出了城市應對重大風險能力不足的問題。
李迅認為，人類能否控制甚至戰勝天災人禍，絕不僅僅與掌握的科學技術相關，而是與人類自身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相關聯，更與社會綜合治理能力息息相關。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重新審視人的自身行為。” 李迅說。
中央財經大學城市管理系主任王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提到，要從客觀和主觀兩個維度分別來看待此次暴露出的問題。
“從客觀角度來看，在城鎮化上半場，推動城鎮化的主要動力是工業化。在此背景下，城市發展速度很快，速度一快容易忽略細節，但到了一定階段，又往往是細節決定成敗。”在王偉看來，過去城市發展的價值觀是將城市視為創造財富的地方，宜居、宜業等側重內涵式發展的部分被弱化了。
王偉表示：“從主觀來看，很多跟城市有關的標準體系都是在以建設為理念的條件下設定的，而非運營和治理主導。重建設、輕運營，重硬件、輕軟件的思路需要扭轉。”
補齊大城市發展短板
1月26日晚，武漢市委副書記、市長周先旺公開表示，武漢市有1100多萬常住人口，戶籍人口990多萬，流動人口將近500萬。因為春節因素和疫情因素，約有500多萬人離開這座城市。
根據2014年國務院印發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新標準按城區常住人口數量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其中，城區常住人口500萬至1000萬的城市定義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定義為超大城市。
據此，武漢符合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的規模標準。更值得注意的是，武漢還曾提出推動城市人口從1000萬向2000萬跨越的大膽構想。
對人口規劃“野心勃勃”的不止武漢。四川省成都市提出，到2035年，市域常住人口達到2300萬人；江蘇省南京市的志向是到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300萬人以內，而2018年南京市常住人口只有840餘萬人，要達到目標，人口增幅需超過50%；山東省濟南市的“小目標”則是，到2025年全市常住人口達到1200萬人……
作為一個高速崛起的大國，我國很多城市在很短時間內跨越了百萬級人口的門檻，躍入千萬級成為超大城市。
然而，此次疫情印證出，一旦疫情暴發於人口規模大、密度高、流動性高的大城市，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加劇其蔓延的勢頭，尤其是在春節人口大遷移的背景下，防控形勢就更加嚴峻。
如果這次的疫情始發於中小城市，對其的管控會比大城市容易嗎？現有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適合發展大城市嗎？疫情會不會改變城市發展的路徑？疫情引發出的這些思考深刻且有必要。
接受記者採訪的專家均認為，疫情屬於短期衝擊，不會改變中國城市空間演變的基本方向。
在王偉看來，不同的城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從發展趨勢來看，大城市具有集聚經濟效應，我們要做的不是限制它的發展，而是要為它編織起更加有韌性的保護網。
李迅則提出，大、中、小城市各有長處，也各有短板，要聯動發展、均衡發展。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也認為，未來中心城市仍然會得到較大發展。中心城市引領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群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路徑不會改變。
“如果大城市存在短板，然後我們去補它，是否會使得城市治理得到改善？如果城市治理得到改善，是不是會進一步加強而不是弱化大城市的優勢？”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的觀點是，這次疫情會改善城市治理，加快戶籍制度的改革，接下來甚至會強化大城市發展的優勢。
雖然受訪專家都肯定了大城市的作用和地位，但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仍不能忽視。
“大城市治理接下來應該重點關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著重培養一批高質量、專業化的城市頂層領導者；另一方面，城鎮化下半場將是社區真正登場的時候，社區治理要成為重頭戲。”王偉分析道。
建韌性城市是發展的必然要求
《吳越春秋》載曰：“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城市本應安全，但風險似乎無處不在。
隨著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規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城市災害防治任務越艱鉅。
疫情發生後，有兩個詞頻頻出現：“黑天鵝”和“灰犀牛”。這兩個詞分別被用來比喻突然發生的不測事件和已有苗頭甚至顯而易見卻常常被人們忽略的風險。
如何讓“黑天鵝”飛不起，讓“灰犀牛”衝不動？接受記者採訪的專家均表示，建設韌性城市是發展的必然要求。
“韌性”這一概念，常出現在國際社會防災減災領域。而韌性城市之“韌”，體現的是城市能夠化解和抵禦外界的衝擊，保持其主要特徵和功能不受明顯影響的能力。
城市如何才能更有韌性？李迅認為，韌性城市建設迫切需要完善城市風險管理機制。需要建立完善基於風險管理的城市公共安全體系，包括預警系統、預防系統、應急反應體系、恢復重建體系。
王偉建議，首先，應該加大對危機應對的理論、模式和政策的研究；其次，應該借鑑、總結經歷過重大危機的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最後，要結合國內近幾年發生的危機事件，把它們轉換成一套標準和尺子，來對城市開展系統的“體檢”。
此外，王偉還提到了人的應急能力。他認為，應急能力不應只是領導者具備的能力，而是每個人都應擁有的能力。要從小培養人的風險防控和應對能力。
“城市中的應急場所在哪裡？又該如何到達？市民是否知道城市的應急性規劃和預案？”王偉提醒稱，一方面，居民要留心城市公共事務；另一方面，城市要做好相關信息的公開工作。
專家：城市規劃應留白
17年前，快速建立小湯山醫院是北京抗擊非典的一個成功做法。17年後，基於小湯山醫院的規劃圖紙，拔地而起的武漢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的硬件配置較之前也更加完善和智能。
鑑於此，李迅認為，城市發展應對巨大的不確定性要有提前準備。因此在規劃時一定要留白，要讓城市留有餘地，具有彈性。
“疫情讓規劃界意識到，城市功能空間的轉換尤為重要。此外，公共空間和開放空間可以為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社會交往提供堅實的保障，疫情應該讓我們規劃師再次重視空間的‘健康性’。”李迅說。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趙燕青建議，要將新出現的物流組織納入超大城市防災規劃。不僅物流基礎設施隨著網絡應用的普及，虛擬空間規劃也應納入國土空間應急規劃。
趙燕青提出，規劃應在平時就要求核心醫院周邊的酒店、學校、政府機關等設施，在設計時就具有在第一時間改裝並徵用為傳染病隔離病房的能力。通過短時間內“向前”和“向後”加大防禦縱深，可以確保瞬時暴增的需求下，防疫大堤不會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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