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不管是作作為個體、群體、他者，還是自我，“女性”除了是現實人類的一份子，也因種種原因，也是在文學寫作上格外會被凸顯的一個概念。
到底什麼是女性寫作？女作家、女詩人對之有著怎樣的自我認識？2020年第2期，純文學雜誌《十月》雜誌邀請批評家張莉主持“新女性寫作專輯”，包括張莉、賀桂梅兩位學者對當代“女性寫作”的理論與創作梳理，翟永明、林白、葉彌、喬葉、金仁順、孫頻、文珍、蔡東、張天翼、淡豹、周瓚、戴濰娜、玉珍等13位女作家“同臺”分享。該專輯面世之時，疫情中的女性勞動者正在進入大眾視野。這13位“新女性寫作專輯”的作者們，還就疫情中的寫作，分享了自己體驗和觀點。
從上世紀80年代寫《女人》開始，翟永明的寫作已經三十多年了。這三十多年以來，她並非只寫跟女性有關的詩歌。但是，翟永明承認，“在我多年的寫作中，女性議題、女性意識，一直時隱時現地伴隨著我的創作。我也習慣了別人給我貼一個‘女性寫作’的標籤。雖然寫作的時候，我並沒有刻意去想到自己的身份。別人評論作家的時候，總喜歡歸類，比如什麼80後、90後寫作，第三代，女性詩歌。這種歸類，是批評家做的事情，很多女性作家不喜歡這種分類，所以總會強調‘超性別寫作’，但是不管女作家怎樣焦慮，總有一隻筐子把你裝進去。所以，現在我已經不在意任何人的評價和分類了。”
近些年，大齡未婚女性，成了小說家喬葉關注的一個群體，“因為我身邊有不少這樣的女性。她們熱愛工作，賺錢不少，獨立，聰明，可就是找不到合適的婚戀對象。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她們對男人都有相當的要求，即使年齡不小了，也不願意降低這種要求，不願意妥協。可以說，這些女孩子的小宇宙都挺強大的。就新時代女性的理想價值觀而言，她們的態度所意味的似乎都是正確答案。但是，她們也有相當虛弱的時候，卻又不能很好地解決這種虛弱。所以我其實也有些困惑：女人的強大到底應該怎麼來闡釋？男人和女人到底以怎樣的狀態相處才是最和諧？傳統女性的存在意義何在？我想，這些都可以是女性寫作的內容。”
文珍則格外關注那些“受教育有限的女性”，“她們被侮辱和損害了也未必可以明確地自知，一定要到非常嚴重的情形下才會反抗，否則就始終默默忍受。我可能出於寫作者的本能，會更關注後一類群體多一點，希望能夠為改變她們的處境盡綿薄之力。”90後詩人玉珍也有自己的觀察，“女性的處境看上去某些方面有改善，在進步，但付出的努力和代價也大，細想仍然很難，壓力很大，不過有更多女性更勇敢自由地表達自己，爭取得到更高的社會尊重與更好的生活質量。”
對於寫作中的性別意識與生活中的性別意識，翟永明認為這是一體的，“如果生活中和寫作中的觀點是分開的，我認為這種寫作就是不真實的，是虛偽的。”玉珍則坦言，自己在寫作中沒多少“女性”的意識，“想到什麼寫什麼，寫的內容也與性別大多沒關係。”
對這次疫情，大多數女作家們認為，在災難面前，並沒有特別注意性別。“災難對於男性和女性的傷害是一視同仁的，災難的眼裡，沒有性別。災難面前，女性與男性一樣勇於承擔。災難面前，沒有第三性。”
現居北京的詩人林白，此前在武漢讀大學，生活工作多年，疫情出來後，她有深切的相關感。”從二月到三月，我一直在寫詩。今天捋了捋，竟然已經有12首。不是我要寫詩，而是詩自己衝出來，每天早上，先是前面的句子衝出來，然後我就一行一行接下去。有幾首，是吃早餐之前空腹寫的。 寫了這些詩，之前寫的我都不想要了。”
翟永明也表示自己也會寫詩，“不是應不應該寫，而是應該怎樣寫。我不希望我的寫作只是在疫情期間刷存在感，而是真實地表述我對這場災難的認識和體會，以及見證。當然也包括普通民眾在災難期間的痛苦和堅韌。當然，肯定會是用我最熟悉的方式——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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