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簡史,貴族的統治時代,一個標誌性的時代

導語:

日本歷史以統治為主體,講述從歷史和文化的起源,今天主要講述的是日本貴族統治的時代。

當時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文化,主要是技術性文化。技術性文化包括農業、手工業、文字等三個方面。首先在農業方面,被稱為"渡來人"的中國大陸移民不僅帶來了水稻和金屬工具,也帶來了水稻種植所需的相關技術,例如灌溉系統、土木建設、耕牛利用等。其次在手工業方面,有銅鏡、銅鐸、鐵製農具、武器、馬具等的製造及其冶煉術,古墳時代前期的櫛目紋陶、土師器、須惠器等陶器技術均受到大陸的影響。在絲織、縫製服裝方面,其有關技術也直接來自中國。

渡來人不僅參與宮殿與陵墓的建造,而且其風格也深受中國建築的影響。最後在文字方面,大和政權不僅開始藉助漢字表達日本列島的人名、地名及語言,也任命許多渡來人擔任歷史、出納、外交文書等文字處理的官員。接下來,筆者從文化方面、政權方面、改革等方面,建議分析產生這幾種現象的原因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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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顯著特色

在6世紀時,許多百濟的知識分子,例如"五經博士"將儒學帶入日本諸島,同時百濟聖明王獻佛像、佛經給欽明天皇,但是否接受包含儒學在內的佛教這種思想性文化,氏族大貴族之間存在分歧。以物部氏為首的一方反對接受佛教,堅持自然崇拜和祭祀祖先的神道教;

而以蘇我氏為首的一方深受渡來人的影響,主張接受佛教為全體居民的統一信仰。實際上,接受佛教與否涉及到國家的政治體制建設,也就是說,反對接受佛教的物部氏希望保持氏姓制度基礎上的貴族聯合政權,而主張接受佛教的蘇我氏則希望建立以大王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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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學者粗略估計,大概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7世紀的數千年時間內,大約有百萬中國大陸居民陸續移居日本列島,其實他們在當地社會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在9世紀編寫的一部家譜中,超過三分之一的貴族聲稱自己具有象徵榮耀的朝鮮或中國血統。儘管這些渡來人作為文化的載體,將先進的中國大陸文化傳播到日本列島並推動了當地經濟乃至社會的迅速發展,但其人數並沒有達到民族遷徙的規模,因而不足以使日本列島社會發展出現截然不同的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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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文化接受的主導權仍然掌握在當地氏族貴族的手中,因此,無條件地全面接受技術性文化與有選擇性地接受思想制度性文化就成為古代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顯著特色。

2、 強化天皇政權,一推古朝改革

進入6世紀以後, 在高句麗和新羅的強大攻勢下,百濟王國統治的區域日益縮小,其都城也被迫南遷。為支持百濟的存在,大和政權不得不在512年將自己控制的伽耶西部四個縣讓渡給百濟,513年再將兩個縣讓渡給百濟。562年,勢力逐漸強盛起來的新羅吞併伽耶其他地區,大和政權最終失去了在朝鮮半島的據點,結果在國內引起中央氏族貴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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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年,掌握軍事大權的大伴金村擁立繼體天皇,對朝鮮半島實施消極的退讓政策,將大和政權控制的地區讓渡給百濟。527年,大和政權準備派遣軍隊前往朝鮮半島,聯合百濟對付新羅,但筑紫國造磐井發動叛亂,試圖加以阻止。儘管"磐井之亂"很快就被物部鹿火率領的軍隊平息下去,但物部氏與大伴氏之間的矛盾也由此加劇。

539年,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物部氏聯合蘇我氏戰勝大伴氏,物部鹿火之子物部尾輿趁機攻擊大伴金村的對朝政策。第二年,大伴金村被罷免官職。

蘇我氏本來就是近畿地區的大氏族,又將文化程度較高的渡來人編入自己的氏族,因而掌管了大和政權的財政。蘇我稻目在擁立欽明天皇即位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由此權力大增。蘇我稻目又通過將女兒嫁給天皇的方式,加強了對朝廷的影響力,並擔任了初設的大臣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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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我稻目的主導下,大和政權採取了完善其政治體制的改革措施,例如在全國各地增加直屬皇室的土地"屯倉"及其勞動者"名代"、"子代"以加強王權,同時建立大氏族貴族之間的協議體制以穩定政權等。但是,其政策不僅引起地方貴族的反抗,而且也加劇了蘇我氏與其他中央貴族、特別是與物部氏的矛盾。圍繞是否應當接受佛教,雙方進行了半個世紀的抗爭,最後主張接受佛教的蘇我氏獲得勝利。587年,擔任大臣的蘇我馬子聯合其他貴族消滅了物部守屋及其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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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隋王朝在589年統一中國大陸,並數次出兵進攻朝鮮半島的高句麗。與此同時,朝鮮半島上的新羅勢力逐漸增強,統治區域不斷擴大。在大陸政權和半島形勢的壓力下,大和政權感到有必要進一步實施加強中央集權以及充實國防的政策。

592年,蘇我馬子殺死不滿其專權的崇峻天皇,並將其外甥女額田部皇女推舉為日本歷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天皇,推古天皇。593年,蘇我馬子又將推古天皇的外甥、也是蘇我馬子外孫的廄戶皇子,後人稱其為聖德太子,推舉為攝政。在聖德太子的主導下,推行了一系列加強王權、提高國際地位的改革措施,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1, 在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階。即按照德、仁、禮、信、義、智的大小分為十二個等級,並以不同顏色的濃淡裝飾冠戴,分別按才能、功績、忠誠等標準授予各級官員不同的等級制度。

第二,制定十七條的基本內容,其中包括以和為貴、服從天皇、敬崇佛教、公平裁判、熟知業務、賞罰分明等等。

第三,提倡並重視佛教。在594年頒佈詔書,闡明以佛教為國教,並帶頭建立寺院。聖德太子建四天王寺、法隆寺,各大氏族也多建立自己的氏寺。到624年,全國共有寺院46所,僧816人,尼569人。595年,高句麗名僧慧慈到大和,聖德太子拜其為師。後來聖德太子經常在宮中講解佛經,並撰寫《三經義疏》等。

利用佛教"眾生平等、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等教義,淡化神道與佛教的矛盾,並通過信仰共同宗教的方式維護天皇治下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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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恢復與中國大陸、朝鮮半島的交往,在提高大和政權國際地位的同時,積極吸取中國大陸的先進技術與思想文化。

600年,推古朝廷為恢復在朝鮮半島的據點,派遣萬名大軍征討新羅,但沒有達到目的。同年派遣使節到隋朝,但被隋文帝訓斥為"沒有禮儀",使節空手而歸。受其刺激,推古朝開始制定"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以表示自己的文明程度。602年,推古朝計劃再次派兵徵新羅,但沒有成行。

607年,大和政權派小野妹子使隋,在提交的國書中使用了"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之語,這種平等外交的思想引起隋煬帝的憤怒。608年,推古朝再次派遣小野妹子與8名遊學生、遊學僧赴隋時,首次在日本歷史上出現了"天皇"的稱號。614年,推古朝派犬上御田鍬到隋朝。聖德太子去世後第二年也就是623年,推古朝再次派軍隊到朝鮮半島,但仍然沒有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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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宮殿,編修國史。603年,建造小墾田宮,將其作為天皇與官僚執行公務的場所,以適應官僚集權國家的需要

。620年,在聖德太子與蘇我馬子的共同主持下,以6世紀成書的《帝紀》、《舊辭》為基礎編修國史。但這些書籍在後來的大化改新前夕的宮廷政變時,被蘇我蝦夷燒燬。

雖然以聖德太子為中心推行的各種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氏族貴族的勢力,從而加強了天皇及其政權的權威,但由於沒有對氏族貴族擁有私有土地以及勞動者的生產關係進行改革,因而影響到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形成。

另一方面,根據功績授予官職的政策顯然受到氏族貴族的抵制與反對,同時也時時受到蘇我氏的牽制,因而聖德太子晚年意志消沉,沉迷佛教,"世間虛假,唯佛是真"之語顯示了其孤獨的心態。

由於地處飛鳥地區,今奈良縣南部的推古政權積極推崇佛教,因而在6世紀後半期到7世紀前半期形成了以佛教文化為中心的"飛鳥文化"。壯觀的寺院建築遍佈全國各地,肅穆的佛像雕刻既有中國北魏文化的風格,也有中國南梁文化的風格,前者莊嚴古典,後者溫情高雅。當時的工藝美術品不僅受到朝鮮、中國等東北亞國家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古波斯王國、東羅馬帝國、古希臘等中亞、歐洲各國的影響。目前保留下來的文物有法隆寺釋迦三尊像、供奉佛像的玉蟲廚子等雕刻及工藝美術品。另一方面,從朝鮮半島傳入的紙、墨製造方法以及曆法、天文地理等書籍,不僅改變了日本列島居民的生活方式,同時對其思想意識的變化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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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大化改新

儘管推古朝進行的改革並未實現加強天皇政權的最終目的,但改革的內外因素在推古天皇和聖德太子死後依然存在。首先是來自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壓力。

618年,統一中國大陸的唐朝建立,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出現了被稱為"貞觀之治"的強盛態勢。在其壓力下,朝鮮半島三國均出現了為政治變革而進行的政變。641年,百濟的義慈王通過政變掌握國家權力,並對新羅發動進攻;642年,高句麗的宰相泉蓋蘇文屠殺國王和大臣,與百濟結盟對付新羅;感到壓力的新羅向唐朝求救,644年,唐太宗出兵進攻高句麗。從4世紀以來一直插手朝鮮半島事務的大和政權感到強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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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聖德太子在608年派往隋朝的遊學僧、遊學生僧竁、高向玄理、南淵請安等人陸續回國,他們在中國逗留了二三十年,經歷了隋唐兩朝的更替,而且對兩個朝代的文物典章制度十分熟悉,對東亞地區的形勢也非常清楚。這些人回日本後均創辦學塾,傳播大陸國家的先進知識和制度,對執政者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進一步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從630年開始,大和政權定期向大陸派出遣唐使,其活動持續了兩個多世紀。

當時大和政權內部也處在不穩定的狀態。622年和628年,聖德太子與推古女皇相繼去世,蘇我馬子之子蘇我蝦夷專權,擅自決定兩任天皇,並大興土木,勞役國民。643年,蘇我蝦夷患病不起,但不經朝廷批准,就向其子蘇我入鹿私授表示最高官位的紫冠,執掌國政。蘇我入鹿"為人暴戾"、"威權過父",不僅派兵逼死聖德太子的兒子山背大兄皇子及其家族,而且徵調"舉國之民並百八十部曲",為其父子建造規模宏大的宮殿和陵墓。頻繁的徭役徵調造成民不聊生,大批勞動力不斷往返旅途,不僅帶來沉重負擔,耽誤農時,而且常常出現"臥死路頭"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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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我入鹿

蘇我父子的專橫跋扈,既引起其他貴族的強烈不滿,同時也給希望進行改革的反對勢力提供了機會。這些改革勢力以中大兄皇子與中臣鐮足為首,經常求教於從隋唐歸來的留學生或留學僧,詳細瞭解隋唐政治制度和唐太宗鞏固統治的各種措施,立志革新政治,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在加強對國內統治的同時,應付東亞地區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大兄皇子及中臣鐮足等人很快制定了剷除蘇我父子和實行政治改革的計劃。

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等人利用朝鮮半島三國使者向大和朝廷進贈禮品之際,斬殺了蘇我入鹿,並迅速爭取原蘇我氏族的重要成員,迫使蘇我蝦夷及其家族自焚而亡。接著,中大兄皇子之母皇極女皇讓位給其弟孝德天皇,僧竁、高向玄理任最高政治顧問的國博士,定年號為大化,同時派官員到地方調查土地人口、維持秩序,為實行新政策做準備。

另外平城京模仿唐長安城而建,長寬各約五公里,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將京城分為東京和西京,棋盤式的道路又將其分成方格式建築群。北部中央為天皇生活的皇宮,前面為處理政務的朝堂區及各行政機構。除官設的東西兩市和貴族、官吏、市民的住宅外,還有不少從飛鳥地區遷移過來的寺院。整個京城的居住人口約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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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京

結語:

由此可見,從推古朝開始實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經過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終於在日本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以天皇為最高統治者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構成其基礎的是以班田收授製為中心的公地公民型經濟形態。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日本實施的這種政治經濟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強盛的唐朝的壓力及其影響下仿製而成,但列島的社會生產力以及社會結構尚未達到中國大陸的水平。因此,其內部仍然保留了氏族貴族社會的濃厚特徵,影響了其後日本歷史的發展方向。例如科舉取士的方式並沒有在日本得到實質性採用,貴族統治基礎上的天皇更

具有權威性,以班田收授為中心的"公地公民制"很快就被私有制的莊園所取代,武士階層出現並奪取國家政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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