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9月7日，大明的內閣首輔張居正病逝，自此明朝的國勢開始直線下滑，萬曆、天啟和崇禎三朝都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所謂內憂就是指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外患則是後金的興起，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率軍一步步蠶食了明朝在遼東的領土。明廷對遼東危機不可謂不重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可結果卻是越治越亂。明軍在關外之所以兵敗如山倒，並不能簡單的歸結為後金軍兵鋒太盛，統治集團在對戰方略與權責劃分層面的連連失誤，才是迫使帝國退守關內的主要原因。
兩百年未有之功背後的隱患
想當年張居正主政，革新吏治，依法治國，在南方啟用戚繼光鎮壓倭寇，而在東北則提拔李成梁主持軍事。這李成梁出自將門之家，英毅驍銳，捷報連連，倒也一下子安定了遼東的局勢。《明史》對他的評價是“：“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朝廷還冊封他為寧遠伯。但就在這盛世功勳下，卻埋下遼東亂局的隱患。原來李成梁雖然在戰場上奮勇當先，可是毛病也不少，他虛冒戰功，縱兵劫殺，使得當地百姓流離失所，枉死者不計其數。吏科給事中侯先春奉命閱視遼東，回來後彙報說：“每丁軍所至，城堡騷然，酒食盡出於民家，婦女多遭其淫辱......馬蹄經過，雞犬一空，弓兵懸門，人皆喪魂。”痛斥李成梁所部驕橫跋扈，軍紀敗壞。朝廷的軍隊本來以保家衛國為己任，現在反而將老百姓折騰得家破人亡，那老百姓有什麼理由來維護這個腐朽不堪的朝廷呢？
努爾哈赤如此痛恨明軍就和李成梁對於軍隊的放縱有著很大的關係。 原本他的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都在李成梁麾下效命。1583年，王杲之子阿臺為報父仇，以古勒城為據點與明軍對抗。李成梁率軍討賊，圖倫城城主尼堪外蘭為了自己的野心向李成梁告密，並擔任明軍的嚮導，而此時覺昌安和塔克世正好也在軍中。但古勒城城高池深，明軍一時半會兒也沒法速戰速決。覺昌安認為城池早晚要破，而自己的孫女還在城中，因此讓塔克世在城外等候，自己孤身犯險去找孫女。誰知覺昌安這一去不復返，塔克世眼見明軍即將破城，也入城探尋。結果悲劇發生了，明軍在此時破城，入城後燒殺搶掠，弄的是生靈塗炭，而覺昌安和塔克世就在這場浩劫中被亂軍所殺。在這裡我們撇開努爾哈赤自身的野心不談，就明軍殺害其祖父和父親的仇恨，終其一生都無法讓他釋懷，也為明朝樹立了一個可怕的敵人。
遼東之安危先繫於民生，再及軍事
李成梁功績之盛並不能掩蓋潛在的隱憂，遼東之安危首先繫於民生，再及軍事，而朝廷只重邊功，不顧民生的策略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與飲鴆止渴無異。
比如開元道參政王緘曾揭發李成梁“貪功生事，濫殺無辜”，致使邊民流離失所，天怒人怨。而內閣首輔申時行卻在萬曆皇帝面前為其辯護說：“以驅除兇孽為貪功，以斬首夷眾為枉殺，則朝廷之賞罰，邊境安危所繫，臣等竊以為不可也。”
又南京工科給事中馮景隆上疏彈劾李成梁冒功請賞並追究其放任部將放棄大寧堡的責任，萬曆皇帝反駁說：“邊事重大，將才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替朝廷出死力，卻誤信浮言，橫加詆斥，反不如避事偷安可免訾言”，這個“訾”就是說人壞話的意思，這完全是在顛倒是非。
然而遼東民生之禍又何止縱兵劫殺這一項？朝廷自身也是引起騷亂的源頭之一。萬曆三十六年，兵科給事中宋一韓上疏論遼東隱患，痛斥太監高淮稱：“遼人無所腦，皆淮剜之，遼人無所髓，皆淮吸之。”，而且明確指出高淮之所以如此橫行霸道，與李成梁地縱容有著很大的關係。
這反應了當時明朝稅收制度的弊端，太監作為皇帝欽差大臣與封疆大吏勾結，在轄區內不顧民眾死活的橫徵暴斂，讓百姓和朝廷的矛盾愈加尖銳，如此誰還肯為朝廷效死命？所以宋一韓的核心觀點是，遼東禍亂之本源並非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民心之盡喪。侯先春曾經就民生之於遼東危機的重要性，上疏道：“邊境之安危，在於民生之元氣，未有不先扶元氣而可以安邊御虜者也。”其提出的戰略性方案中有諸多關於解決遼東民生弊政的建議，比如禁止向周邊二十五衛抽補壯丁，使其免於家破人亡；組織遼東百姓開礦鍊金，既增加他們的收入也可以增加朝廷的軍餉；務必確保遼東邊民有牛馬田土，生活無虞，如此才能夠安定人心，團結百姓，實現長治久安。此外他還特別指出，邊軍擾民之禍比之賊患對老百姓的傷害更大。但當時朝廷應對遼東危機的方略就是重邊功而輕民生，因此侯先春的方案呈上去之後，猶如石沉大海，也不會得到什麼反饋。
急功近利導致薩爾滸戰役的慘敗
朝廷重邊功而輕民生的態度事實上是一種急功近利的做法，企圖用軍事上的勝利來掩蓋內在的矛盾，而他們最終也為這種急功近利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薩爾滸之戰就是最好的證明。明廷在這場戰役的各個細節都表現的十分拙劣和急躁。
首先在主帥的人選上，朝廷以楊鎬熟悉遼東軍務為由，任命其為遼東經略兼遼東巡撫，還賜予尚方寶劍，擁有生殺大權。但楊鎬是何許人也？他靠得住嗎？答案是靠不住，這不是筆者的馬後炮，而是在萬曆援朝戰爭中就已經被證明了的事實。萬曆二十六年，日軍將領小西行長率眾突襲明軍，楊鎬未戰先怯，縱馬奔逃，導致明軍大敗，事後隱瞞敗績不報，還謊稱軍功，被罷職。這樣的人早就該上了朝廷的“黑名單”了，居然還成為了遼東的主帥，真是令人費解。
其次，楊鎬雖然是個庸才，但努爾哈赤在邊關的威名，他還是有所耳聞的。萬曆四十六年底，四方援兵集結完畢，正值後金軍進攻會安，但楊鎬懾於努爾哈赤的兵鋒依然按兵不動。
萬曆皇帝聞訊後，責問道：“經略任事已久，各處援兵已經俱集，為何又會有會安之失？平時備禦無策，事後勘報不明，欺玩如此，鎮道諸臣豈得無罪？”這話真實地反映出了明神宗急功近利的政治態度，希望畢其功於一役，戰而滅之，永絕後患。而內閣同樣希望楊鎬速戰速決，如此可以避免“師久餉匱”的困境。在遼東集結十餘萬軍隊，每日耗費巨大，那麼多人等著吃飯，而朝廷的國庫已經捉襟見肘，如果發生拖欠軍餉的情況，極易引起譁變，反而會給遼東危機火上澆油，弄不好還會發生士兵劫掠遼東百姓的惡性事件。那麼問題來了，為何堂堂的天朝會為“師久餉匱”而發愁呢？問題就出在侯先春提出的“民生之元氣”已經損傷，老百姓不能安居樂業，自然無法為獲得穩定的收入，也交不起貢賦。事實上關內的民生問題比遼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否則明末流寇也不會越剿越多。
經撫不和反映了權責劃分的混亂
薩爾滸之戰使得明清雙方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地轉變，從此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戰略被迫由進攻轉為防守。而萬曆皇帝經此挫折後也終於醒悟，總算在遼東經略的人選上挑出了一個合適的人，那就是熊廷弼。儘管遼東的本質問題並沒有改變，但熊廷弼主張穩固防守，伺機而動的策略無疑暫時止住了明軍的頹勢。可是隨著明神宗的去世，熊廷弼受到了言官攻訐而憤然辭官。之後遼東經略袁應泰兵敗自縊，遼陽與瀋陽相繼陷落，後繼的遼東經略薛國用難堪大用，熊廷弼再次出山力挽狂瀾。然而正是這次復出暴露了明廷在官員權責管理上混亂不堪的狀態。
熊廷弼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進駐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賜尚方寶劍，奉命專征的身份來到遼東，按理說職級要遠高於遼東巡撫王化貞。可是朝廷卻在經撫之爭中，站在了王化貞這一邊，原來剛上任的熊廷弼否定了王化貞提出的“分兵防河”的策略，主張集中優勢兵力死守廣寧，經撫矛盾由此徹底公開化。當時毛文龍襲取鎮江，王化貞急於立功，上奏給朝廷錯誤的情報，說敵軍已放棄遼陽，當地百姓日夜思念明朝，願意率廣寧守軍四萬，加上蒙古軍的配合主動出擊，收復失地。對此熊廷弼認為此舉凶多吉少，堅決予以反對。
按理說熊廷弼有專征之權，尚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完全可以駁回王化貞的提議，但這事情卻鬧到了朝廷，兵部尚書張鶴鳴也是好大喜功，在明熹宗面前力挺王化貞的主張。於是昏聵的明熹宗命熊廷弼進駐廣寧，讓王化貞率軍出擊，這堂堂的一個遼東經略竟然給遼東巡撫打起了下手，實在是太過於荒謬。
這件事充分反映了明廷在權責劃分上的混亂不堪，經略沒有經略的權威，巡撫沒有巡撫的樣子。
萬斯同說：“廣寧有兵十四萬，而熊廷弼關上無一兵，徒擁經略虛號而已。”此言可謂是看到了問題的本質，經略本該號令遼東，卻無半點實權，一個巡撫與朝廷通過書信往來就決定了如此重要的事情，那麼要經略又有什麼用呢？後來王化貞在廣寧之役慘敗，朝廷追究下來，將王熊二人一同治罪，各打五十大板，而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難道一個遼東經略存在的價值就是用來當“替罪羊”的嗎？如此權責不明，賞罰不公的朝廷豈有不亡之理？所以後來的孫承宗和袁崇煥都學聰明瞭，改稱薊遼督師。孫承宗對明熹宗說：“臣願意赴山海關督師，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必不使匹馬橫行......待形勢稍緩，再選驍雄膽智之將訓練兵馬，指授方略......然後選擇可以做大事者，出任經略、巡撫”。很顯然，孫承宗這潛臺詞就是由他全權處理遼東軍務，什麼經略，什麼巡撫，都得受自己的節制。而袁崇煥為了避免“經撫之爭”，則乾脆提出取消遼東與登萊兩處巡撫建制，使其能夠便宜行事，獲得了崇禎皇帝的批准。孫承宗與袁崇煥的做法等於將遼東的人事權掌控在自己的手中，為了保證平遼方略的得到堅決地落實，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這並非是貪權，實則乃形勢所逼而已。
一家之言
有時候擊敗你的人往往是你自己。思慮不周、決策昏聵、用人不明、權責不清，明朝統治者們用拙劣的“表演”，親手釀成了這場難以彌補的遼東危機。當初袁崇煥在督師薊遼時，給崇禎皇帝畫了兩個大餅，一是“五年平遼”的目標，二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執行方案。後者從戰略上講沒毛病，但在可執行性幾乎等於零。因為實現“以遼人守遼土”的先決條件是“以遼土養遼人”，那就必須要鼓勵屯田，但當時適合屯種的田地恰恰是寧錦防線外的大片原野，而此處卻完全暴露在後金軍的攻擊範圍之內，只要敵方來襲，遼人的勞動成果就會被洗劫一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就是遼陽、瀋陽、廣寧等地的相繼喪失。這正是萬曆、天啟兩朝在戰略決策和職責劃分上的昏聵所留下來的後遺症，此時的遼東危機早已是積重難返。
參考文獻：
《明史》
《明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
《明季北略》
《重寫晚明史：內憂與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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