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科學社會主義》
信息革命萌發於20世紀四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以後出現高潮，在21世紀還繼續深化推進。它起源於美國，波及歐洲、日本，並以迅猛之勢擴展到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計算機科學和技術、網絡技術、智能製造技術不斷取得突破性飛躍發展。
從本質上說，與工業革命相比，信息革命是一場以信息和知識的生產和傳播為核心的廣泛而深刻的變革，開闢了人類社會信息化的進程，使信息科技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引擎，成為推動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強大動力。這場全球性、全方位的信息革命，大大拓展了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廣度和深度，使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巨大變革， 使人類由“電氣時代”跨入“信息時代”。
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從社會發展史看，人類經歷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正在經歷信息革命。農業革命增強了人類生存能力，使人類從採食捕獵走向栽種畜養，從野蠻時代走向文明社會。工業革命拓展了人類體力，以機器取代了人力，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了個體工場手工生產。而信息革命則增強了人類腦力，帶來生產力又一次質的飛躍，對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軍事等領域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信息革命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具體地說，信息革命使生產力的構成要素髮生了根本變化，使勞動對象向廣度、深度拓展，使勞動力結構由主要依靠體力向主要依靠知識智能轉化，併為日益複雜的生產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論、方法和技術、手段。所有這些因素都推動社會生產力的性質和水平發生巨大飛躍。有的學者用以下公式說明不同時代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在農耕時代，生產力=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在工業時代，生產力=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生產管理;但信息革命以來，生產力=(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生產管理)×科學技術。這表明科學技術與其他生產力要素是乘積的關係，反映其在生產力中的倍增作用，是名副其實的第一生產力。
信息革命改變產業和就業結構，推動經濟社會轉型升級。信息革命還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人類生產方式和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戰後信息技術產業以先進的工藝設備和新穎的商品性能，迅速佔領市場，而消耗大量資源和原材料的煤炭、紡織、鋼鐵等傳統產業，則面臨衰落、轉產的結構性危機。與此相適應，信息產業及研究與設計、金融保險、文化教育、商業與服務業等第三產業蓬勃興起，並逐漸超過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和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與此同時，各類產業內部也發生了勞動、資本密集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的轉化。
根據經濟合作組織 (0ECD) 的研究報告，其主要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0%以上都是以信息和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的產物。到2001年，全球信息產業的產值已達到3.5萬億到5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業。有的學者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已由工業社會進入了“信息社會”，因為信息革命使物質生產部門的比重降到了包括信息產業在內的第三產業之下，使信息和知識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推動力。
與產業結構的這種變化相適應，戰後西方國家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就業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逐漸減少，而從事腦力勞動的白領工人不斷增加。早在1956年，美國的白領工人就超過了藍領工人。到21世紀初，美國的勞動力結構是藍領工人佔10%，非專業白領工人佔20%—30%，其餘60%—70%的勞動大軍由“知識型人員”組成。他們是掌握技術的製造隊伍、信息系統設計人員、經營管理人員、教育工作者、教授、科學家，等等。
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認為:信息社會具有以下新的特點:一是起決定作用的是信息而不是資本，權力的來源不是少數人手中的資本，而是多數人手中的信息;二是價值的增長主要不是通過勞動而是通過知識實現的;三是主要戰略資源是信息，不會有資源枯竭的問題;四是人際交往呈幾何級數增加，解決人際交往摩擦的法律訴訟日益密集;五是社會從等級制結構向網絡狀結構轉變。在他看來，美國社會正在蛻變之中，正處於新舊交替的夾縫時代。雖然這個時代是“充滿變化與疑問的”、“搖擺不定的”，但它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發酵的時代……能夠生活在這樣一個奇妙的時代，真好!”
信息革命引起壟斷資本主義乃至整個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眾所周知，戰後信息科技的開發往往超過了私人資本甚至壟斷資本所能承擔的能力，需要國家直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予以扶持，承擔日益增大的風險，並且加強國際合作。西歐各國政府實施的“尤里卡”計劃就推動了電子計算機、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領域的國際合作，以改變西歐國家在科技領域的相對落後狀況。美國和日本也加強科技研究和開發方面的合作，以保持其在尖端科技領域的領先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在信息革命等因素的推動下，戰後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進入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社會主義國家曾一度未能充分利用信息革命的成果，促進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根本原因在於社會經濟和科技體制的束縛與阻礙。正如原保加利亞科學院副院長尼古拉託多洛夫所說:當全球性的科技革命浪潮來臨時，西方發達國家抓住了它，獲得了新的發展，而社會主義國家卻輕視了它，至少丟掉了幾十年的發展時機。蘇聯東歐劇變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對信息革命的巨大影響和挑戰沒有采取及時有效的應對措施，沒有創造出高於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物質技術基礎，從而在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激烈競爭和較量中，逐漸處於被動不利地位。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不進行體制改革和發展戰略的調整，就會被信息革命的大潮所淘汰，就不能在世界高新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就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認真吸取的深刻教訓。
當今信息革命正在改變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使人獲得更多的自由活動時間和更大的自主發展空間。例如，信息技術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使人們能夠自主選擇辦公和生活的地點和方式;使家庭獲得多種新型的服務，如在熒屏上點播和收看直接傳送的電影，閱讀交互式報刊;由於機器人等高科技產品的投入使用，可以大大減輕勞動強度，節省勞動時間，這就意味著“在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為整個社會和社會的每個成員創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 (即為個人發展充分的生產力，因而也為社會發展充分的生產力創造廣闊的餘地) ”。
目前，利用電腦和因特網等手段在家庭辦公 (又稱遠程辦公) 的勞動方式，不僅增強了勞動者的自主性，而且降低企業管理成本25%-75%。我們還可以設想一個新的自主聯合型企業:一個勞動者一旦有了很好的創意或新的科研成果，就可以通過互聯網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自由地尋找合作伙伴來共同研發，通過電子計算機集成製造系統進行個性化的生產， 找到最適合的銷售渠道——“網上商城”，把產品配送到世界各地。這可以看作是馬克思當年所講的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自由人聯合體”的一個雛形。
我們有理由相信信息革命將打破人與人之間、產業之間、地域之間甚至國家之間的界限， 逐漸形成全球一體化的生產體系、生活體系和管理體系。當今世界，信息革命、信息化的浪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及時把握信息革命的時代脈搏，作出了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等重大決策。在今年4月召開的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強調網信事業代表著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發展方向，應該在踐行新發展理念上先行一步，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加快信息化發展，整體帶動和提升新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發展。
我們必須敏銳抓住信息化發展的歷史機遇，推動信息領域核心技術突破，發揮信息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加強網信領域軍民融合，主動參與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進程，自主創新推進網絡強國建設。這是我們應對信息革命的機遇和挑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抉擇和必由之路。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科學社會主義》2018年第5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張文齊/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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