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在內外交困的政治危機下，開始了拯救封建王朝的自改革，從而邁上了社會轉型的防禦型近代化道路。由於這種轉型是作為對外部刺激的一種回應手段，因此總是從本國的軍事裝備開始起步，進而帶動經濟和社會的全面變革。1861年，恭親王奕新奏請用洋槍洋炮訓練八旗衛軍，認為"自強之術，必先練兵"。
此後，奕訢、李鴻章等一批洋務派人士一方面向外國購買或自行設廠仿造洋槍洋炮，另一方面延聘洋教習訓練軍隊。經過35年的軍事自強運動，到1895年甲午戰敗為止，全國約有三分之一的軍隊接受了近代新式的軍事訓練，在不同程度上採用洋槍洋炮裝備。但這種在傳統體制之內變革的思維模式，並不能改變落後捱打的局面。袁世凱建立小站新軍的時候感覺到，要想讓清軍變成能打仗的軍隊，就得提高武官的地位才行，所以清政府在整軍經武過程中，刻意提高軍人的社會形象，以改變軍人在國家政治結構中的地位，對傳統社會價值取向的轉型產生了重大影響。在1909年11月頒佈的文武官職對照表中，文武官秩開始發生變化，武官地位己明顯優於文官，改變官秩中重文輕武的傳統。過去道員(文職正四品)加兵備銜即與總兵(武職正二品)平行，而現在僅與管帶(營長)齊平，而隊官(連長)的品級競同知縣持平，副目(班長)則與縣衙的巡檢相當，最下級的列兵(下士)也有個"從九品"的頭銜。
隨著"尚武"社會風氣的形成和軍人社會地位的提高，"文""武"的社會秩序發生變化，預示著傳統組織結構的崩潰即將到來，而科舉制的廢除無疑加速這種趨勢。1901年，清廷宣佈停罷武科，此舉使從軍習武者擺脫了傳統科舉的羈絆，社會各階層都獲得了通過行伍入仕的機會，不必經過大約25年"迷宮般"的考試，就有步入仕宦之道的希望，軍人一步邁到了政治的前沿。
經濟上的文武逆轉更是明顯，管帶(營長)的收入大大超過知州而與知府相接近(管帶的年收入為1200兩，每月另有公費140兩;知州的年收入為773兩;知府的年收入為1531兩)，鎮統(師長)的薪銅則超過按察使(鎮統的年收入為4800兩;按察使的年收入為3800兩)，而每位士兵月銅4兩5錢，"視自由職業收入亦無遜色"，而"普通教書士人年獲束脩二三十金，似尚不如"新軍士兵。在袁世凱為新兵特別編制的《勸兵歌》就有"朝廷出利借國債，不惜重晌來養兵。一年吃穿百十兩，六品官捧一般同。"可見軍人的待遇之高。
當時小兵每個月的工資足以吃兩頓魚翅席，而且袁世凱新軍的餉銀都是袁世凱親手發放，所有人拿餉銀的時候都會高呼：吃袁大帥的飯，穿袁大帥的衣。可見袁世凱的威望建立那可不是靠空話是靠真金白銀來的，所以袁世凱最後能夠一呼百應逼迫清帝退位，那也是理所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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