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馬賊是山東獨有的一種盜賊，這種盜賊實施搶劫前，往往先射出一支響箭，故名響馬。世人對響馬賊產生印象，大多因《說唐》《隋唐演義》而來。程咬金劫王綱地，搶了靠山王楊林的錢物，是山東響馬的經典搶劫方式。
響馬賊是山東各種盜賊的經典代表。山東多盜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現象，作為孔孟之鄉，竟然持續數千年一直盛產盜賊，自秦漢直到晚清，馬賊的記錄一直不絕於史。山東並不是傳統產馬區，為何會有響馬賊這種怪胎呢？其實綜合考察山東的人文地理和政治經濟、歷史傳統不難看出，山東盛產盜匪特別是響馬賊，是多種原因綜合發揮作用的結果。
一是山河交錯的複雜地形利於造反
山東省丘陵極多，特別是魯中，丘陵密佈連綿不斷。膠東半島次之，魯西最少，以平原居多。這種地形，極易土匪和強盜往來。山東丘陵地區的海拔平均在500-600m，所以孔子登上1500多米高的泰山，頓時發出小天下的慨嘆。
山東丘陵
山東丘陵的等高線非常稀疏，雖然山勢連綿，但山與山之間交通孔道非常多。官軍若是以大部隊追捕盜賊，盜賊船小好掉頭，能夠迅速利用低矮丘陵四散躲避。畢竟山頭都不高，翻越一個五、六百米的山頭也就在40-50分鐘之間。如果騎馬，山路不陡，更能迅速逃跑。以章丘、萊蕪交界處的錦陽關為例，該關雖然號稱齊郡南境鎖鑰，細察其地，錦陽關山體坡度不到20°，山脊線平緩，山谷寬可行馬。如果從山側越關，人甚至可以騎馬行進。
齊長城遺址
隋末齊郡章丘群盜王薄、孟讓等，他們最初盤踞起事的長白山就是典型的低矮丘陵。長白山在今山東濱州與濟南交界一帶，西距古齊郡（今濟南）僅一百二十餘里。王薄率義軍屢屢襲擾齊郡、章丘等城，官軍剿捕數次戰敗。箇中原因就是，義軍起事之初人數不多，能勝則戰，不勝則退，散入丘陵山區，大部隊追捕極難。即使化整為零追上了，又無形中削減了數量優勢，剿殺很難取得勝績。
後來王薄聚眾超過十萬（其中包括家屬），行動難免遲滯，戰略戰術也從襲擾轉為攻略城池，在寬闊的魯西平原地帶與官軍決戰，再遇上張須陀這種能戰之將，王薄被擊潰也就不難理解了。
知世郎王薄雕像
這種情況，決定了山東盜賊在交通方式上更多依賴馬，以提高機動速度。馬越多，名聲越大，留給官方和民間的印象就越深。故而山東馬雖然不多，但一旦被盜賊蒐羅到馬並發展成馬隊，極易造成響馬橫行的假象。
魯西和西南地形又有不同。魯西南屬黃淮平原地貌，黃河自魯西南進入山東，古黃河經常改道或決口，據統計自1855-1938年，黃河在山東境內行水83年，其中57年決口378次。近現代情況如此，古代氣候條件與近代並無多大差異，治黃技術更是不如，決口勢必更多。再加上古時魯西湖、澤甚多，隋唐之前，黃河下游的一個巨大湖泊，隋唐以前，這個大湖南北三百餘里，東西一百餘里，從現在的鉅野縣城向北一直到現在的梁山縣北。五代以後，由於黃河屢次決口衝擊，湖面被淤積，由南向北逐漸乾涸，現在的鉅野、鄆城、嘉祥及梁山南部，淤積成了平地，北部則成了梁山泊。
梁山泊今貌
《水滸傳》描述的梁山聚義雖然有很多想象成分，但確實也反映出，河網交錯、湖泊密佈，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盜賊竄伏來往。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北宋時魯西區域的盜賊極多，997年有鄄城、單州（單縣）、金鄉、鉅野之盜，1017年有齊（濟南）、鄆城盜賊出沒，1043年京東（今豫東、魯西南一帶）賊處處蜂起。幾乎每過二三十年，就會有強盜出沒。這種頻率，也是沒誰了。
二是糟糕的地區災荒
山東之盜，總體上膠東較少，魯中和魯西較多。同省而有如此差異，大概受氣候和農業條件影響。山東中西部是傳統農業區，洪水、澇漬和乾旱災害都很頻繁和嚴重。據近世比較靠譜的統計，清代268年中，山東出現旱災233年次，澇災245年次，黃運洪災127年次，潮災45年次。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縣統計，共出現旱災3555縣次，澇災3660縣次，黃運洪災1788縣次，潮災118縣次，全部水旱災害達9121縣次之多，平均每年被災34縣，佔全省縣數的31.8%。
黃巢起義
更要命的是魯西南是傳統的人口密集區，以魯西荷澤市為例，現在下屬7個縣有4個人口都過百萬（單縣106萬、鉅野101萬、曹縣167萬、鄆城122萬），即使人口低於百萬的，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也都在700-800之間。而據統計數字，城鎮區域人口密度每平公里為1000人，上述諸縣都是農村地區，可見人口之多。不光現代，古代也是如此，隋時曹縣縣均人口在1.5萬戶，彼時河南山東縣均戶數在1萬以上的都是大邑，淮河以南縣八千戶的都算多的，丹陽（今南京）一帶縣均只有5000多。
黃河入魯第一站曹縣（隋末義軍猛將單雄信、唐末造反總Boss黃巢的家鄉）幾乎是受災專業戶，每逢大災，便要出現大規模饑荒。當地流傳過一段順口溜：“一年決，二年荒，三年四年吃不上。”頻繁決口導致黃泛區農民無法生活，要麼流浪他鄉，要麼群起為盜。
由於魯西南、魯西北地區處在多省交界處,官府的控制力較弱,山東官府追剿，要麼逃入河南、江蘇，要麼避入河北。彼處來剿，再竄回山東，所以成了久治癒之疾。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有位官員總結過，山東“盜賊之起於鄆巨,盛於菏曹,南擾歸德,東走豐沛,而東北蔓於兗沂、泰安諸屬”。各省邊境的盜賊也往往互相勾結,難於撲滅,以致魯西多盜浸淫成俗。
而來往於多省之間，無疑要藉助馬力。形勢之需，迫使山東盜不得不到處購買搶掠馬匹，以作流竄之用。據《清實錄山東史料選》記載：“其餘如沂州屬之幅匪、武定屬之梟匪及土匪、騎馬賊,隨地皆有。”馬賊來去如風，極難追捕，一來二去，各處盜匪競效仿，響馬之名，也漸漸鬧了出來。
三是強悍爽質的民風社情
但同樣是農業大省，同樣災荒頻仍，河北河南就沒有山東類似的情況。看來山東多盜，與本地文化傳統也有關係。
強盜界的祖師爺盜蹠就是山東人。山東是墨家思想的發源地，墨子思想中的“萬事莫貴於義”，而盜文化最重一個義字。墨家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他們“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後世墨家思想雖然衰微，但其中一些精神無疑為齊魯之人重義犯禁提供了思想淵藪。到了宋元以後，《水滸傳》的廣泛傳播，更是為山東盜文化增添了決定性的一筆。重義輕利、替天行道、以武交友等風氣逐漸成為山東獨有的地域標誌。
同時，尚武習氣也助長了盜文化的盛行。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就以“隆技擊”著稱。《荀子·議兵》載：“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載：“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在千百年的文化傳承中，尚武好鬥、仁俠犯禁，無疑是強盜屢出的直接支撐。北宋王禹偁所撰之文《濟州龍泉寺修三門記》也稱山東鉅野：“民俗獷戾，揭竿嘯聚，率以為常。”
晚清時山東曹縣盜匪如麻，時任山東巡撫楊士驤實在逼得沒招兒，無奈想出了“將曹州貧民移往黑龍江一帶開墾荒田。業已商準,袁宮保（袁世凱）撥款照辦矣”。
然而話又說回來，雖然山東盜多成習，但並不代表山東人民天生就愛當強盜。之所以老是出響馬，主要原因還是天災人禍交加，逼得人們吃不上飯，這才相聚為盜乾沒本兒的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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