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原王朝在穩定內地統治核心地區的同時，也時刻牢記向邊疆地區開疆拓土或是擴展政治影響力的謀劃。作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重要的一項政策，中原王朝對邊疆民族或政權進行冊封和授官，即所謂的封授政策，在各個朝代的治理邊疆措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封建王朝的巔峰期之一，實現海內同意的唐朝，秉承雙管齊下的理念治理邊疆，在採取軍事手段打壓敵對勢力的同時，還輔以相對溫柔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手段，而封授政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內容。隋末唐初時期，由於隋末天下大亂，各路諸侯中原逐鹿，此時位於帝國北部和西北部的突厥等少數民族勢力強大，甚至通過扶持代理人的方式介入群雄爭霸，唐朝建立之後，為了應對北部東突厥政權的軍事威脅，採取剛柔相濟的手段，除了以武力抗擊東突厥入侵之外，唐太宗巧妙運用封授政策，通過唐朝對東突厥的冊封與授官之間的四次轉變，使得封授政策在西北邊疆局勢起到了積極作用，推動突厥與唐朝關係的發展，最終滅亡了東突厥汗國，採取羈縻方式有效控制了突厥部眾，穩固了西北邊疆。

一、唐朝對東突厥進行冊封與授官的四次轉變

受隋末天下大亂影響，東突厥迅速在帝國西北部和北部勢力坐大，東起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都降附於東突厥。東突厥控弦之士多達百餘萬，達到了"戎狄熾強，古未有也"的空前強盛程度。使得唐高祖李淵也不得不一度結好東突厥，以集中精力經營中原。從唐高祖到唐太宗，根據邊疆局勢的需要，唐朝政府對東突厥的處置態度也多次發生微妙的轉變，先後經歷了從冊封到授官之間的四次轉變，再結合軍事手段，最終比較徹底地解決了東突厥問題。

（一）唐朝初年東突厥強盛時期：從敵對關係到虛封

唐高祖李淵定都長安後，由於關東地區仍有竇建德、劉武周、王世充等反對勢力存在，面對處於強盛時期的東突厥，唐高祖對待東突厥的態度是又拉又打，既親近又防禦。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突厥始畢可汗派遣骨咄祿特勒來朝，唐高祖為之設宴於太極殿，奏《九部樂》，並請突厥使者“升御座”，以示對突厥可汗的重視，突厥政權受當年隋煬帝厚待啟民可汗，以及包括處羅可汗、頡利可汗先後迎娶隋朝義成公主，重用隋朝流亡人士的影響，多次入侵唐朝。“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為不足與，書辭悖嫚，多須求”。唐高祖仍然採取屈從的辦法，贈送突厥豐厚的財物，但是，突厥人仍持續繞襲唐朝西北地區。還在武德四年與劉黑闥等人聯合入侵，扣留了唐朝使者漢陽公蘇瑰、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人。李淵這一次也做出了回應，他針鋒相對，扣留了突厥使者，並且派遣定襄王李大恩挫敗了突厥的進攻。突厥不得已釋放了唐朝使臣，主動找唐朝示好，並獻上魚膠示好，“獻魚膠數十斤，欲充二國同於此膠”。

唐朝初期疆域圖

突厥騎兵

此後，突厥軍隊仍然多次南下入侵，唐朝也是時撫時戰。在當時的情況下，雙方實際上處於較為平等的敵對國家狀態，但是，唐朝也並沒有放棄採取政治安撫手段的努力，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突厥頡利可汗派遣突利及阿史那思摩奉見請和，唐高祖讓其子李世民與突利可汗結為兄弟，同時冊封阿史那思摩為“和順郡王”，唐朝顯然希望以封王之舉來促進雙方關係的進一步發展。雖然此次冊封不過是以虛封的方式向突厥可汗示好，但也是對突厥勢力政治冊封的開端，為日後唐朝採取類似的政治懷柔政策提供了借鑑。

（二）東突厥衰落乃至滅亡時期：從虛封轉為授予官職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在“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李世民接受父親李淵的退位要求，即位為皇帝。突厥頡利可汗趁唐朝政局變動之機，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迫使唐朝京師戒嚴，隨後又進寇高陵，但被唐朝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打敗，斬首千餘級。頡利遣其心腹執失思力入唐探聽虛實，被唐太宗責以違約，執失思力被扣留。頡利見唐軍陣容壯大，執失思力被扣，心生疑懼，就前來請和，唐太宗與大臣高士廉、房玄齡等率輕騎至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雙方斬白馬簽訂渭水之盟。渭水之盟後，頡利可汗曾派人獻馬三千匹，羊萬頭，表示友好之意，但是唐太宗並沒有接受，只是下詔要求突厥歸還被擄走的中原百姓，並徵召上次被突厥俘獲的溫彥博返回唐朝。從當時的情況看，突厥與唐朝的關係仍然很緊張，突厥趁唐太宗剛即位局勢不穩之際，頻頻南下給唐太宗帶來了不小的困擾。

“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資治通鑑·唐紀八》

但是，從貞觀元年（公元627年）開始，突厥與唐朝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方面，在陰山以北的薛延陀、回紇、拔也古等部強盛起來，先後多次大敗了頡利的軍隊，再加上當年突厥遭受雪災，“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陷入了困境。此時的突厥又發生內亂，頡利可汗與小可汗突利可汗不和，“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怒而發兵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轉而向唐朝求救。因武德年間突利曾與李世民結為盟兄弟，因而唐太宗利用突利求救的機會，派兵救援突利可汗，此次派兵為唐滅亡突厥創造了契機。頡利對唐朝的舉動迅速做出了反應，隨即擁兵窺邊。

然而形勢對頡利不利，因為在同一年，突厥北部原屬的部落歸附了薛延陀，唐太宗趁機主動派遣使臣前去冊封薛延陀夷男為可汗，這一冊封策略不僅大大提升了夷男在周邊部族中的地位，此後突厥諸姓奉薛延陀夷男為主，大大削弱了頡利的力量，使得頡利可汗不得不低頭向唐朝服軟，“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婿禮” 。

“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

以此為契機，唐朝開始由守轉攻。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派遣以名將李靖為首的六路大軍進攻突厥，突利可汗等人率部投降唐朝。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正月，李靖率軍三千夜襲定襄，之後又出雲中，大破突厥於白道，並在陰山率軍突襲頡利牙帳，殺死義成公主，最後在磧口俘獲頡利可汗等五萬餘口，東突厥就此滅亡。

李靖

東突厥滅亡後，唐太宗將突厥民眾南遷安置，目的是為了使得突厥成為唐朝與薛延陀之間的緩衝屏障。在安置突厥降戶的同時，唐朝有意授予各部首領以官職，“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突利被封為北平郡王，阿史那蘇尼失被封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被封為懷化郡王，甚至連頡利可汗都被授予“虢州刺史”一職。

從唐太宗對突厥首領的封授情況看，這些突厥首領所封的郡王也只是虛封，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待遇，只是為了對這些突厥首領的歸降給予的一種肯定和褒獎。但是，唐朝授予突厥首領的都督和大將軍的部屬仍然是原來的部落人員，但是，這些官職都是實職，也是突厥降眾開始正式接受唐王朝統治的重要標誌，為了防範突厥勢力坐大，唐朝政府對突厥首領的授官控制十分嚴格，使得部分突厥首領不滿，也為日後反叛埋下伏筆。

（三）突厥回遷故地：從授官再到冊封可汗

突厥南遷後，部分突厥高層人士復國之心不死。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暗地裡鼓動族人反叛唐朝，劫突利之子賀邏鶻北還，事情敗露後，結社率被唐軍殺死。自結社率反叛後，許多人上言反對突厥留在河南，促使唐朝改變對突厥諸部的管理模式，準備撤銷已經設置的羈縻府州，任命一個新的可汗來實施管理，同年

會朝廷立李思摩（阿史那思摩）為可汗，處其部眾於漠南之地。夷男心惡思摩，甚不悅。

在這樣的情況下，阿史那思摩遲遲不願動身，不得已之下，唐太宗先是致書警告薛延陀不得妄動，另一方面又冊封了阿史那忠和阿史那泥熟為左右賢王輔佐阿史那思摩可汗。在這樣的雙重保障下，阿史那思摩於次年返回漠南故地。但是薛延陀與突厥之間矛盾因突厥的回遷開始激化，只是由於唐朝的介入才沒有爆發出來。

薛延陀需要的時機很快到來，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下詔準備來年封禪。薛延陀覺得時機已經成熟，下令攻擊突厥。

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回紇、靺鞨等兵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御，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突厥剛回歸不久，難以抵擋薛延陀，只好向唐朝求援。唐朝將突厥遷回漠南草原的目的就是為了牽制薛延陀，自然不能對突厥遭到攻擊坐視不管。於是，唐朝派營州都督張儉率軍前去討伐薛延陀，薛延陀遣使求和，被唐太宗責以違約，不予受理。之後薛延陀戰敗，遣使謝罪。又派遣使者獻馬三千匹，請求賜婚，被唐太宗以禮金不夠拒絕。此時的突厥雖然實力不足，但是作為唐朝的屬國，在唐朝的協助下，還是可以與薛延陀抗衡。

（四）突厥再次主動回遷時期：從冊封再次轉為授官

迴歸漠南草原的突厥部眾可能是難以習慣遊牧生活，再加上李思摩難以有效控制部眾，突厥很快出現內亂。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部分突厥部落主動渡過黃河內附，請求朝廷在勝、夏二州之間安置。李思摩也無意繼續呆在漠南，單身回到長安，唐朝朝廷對此也無可奈何，只得同意李思摩留在朝廷，改授予右武衛將軍。

二、在唐朝初期封授政策在打擊同化東突厥、穩定西北邊疆中的作用

唐朝建立之後，面對強盛一時的突厥勢力，唐朝採取了根據形勢的變化採取不同的封授政策加以處置，最終起到了很好地削弱分化東突厥、穩定西北邊疆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上兵伐謀，利用封授政策分化控制東突厥。唐太宗即位後，面對處於實際敵對狀態的東突厥，主動派遣使者冊封日漸強大的薛延陀首領俟斤夷男為可汗，給予其名分。使得夷男可汗大喜過望，勢力逐漸強盛，有效地牽制了東突厥的勢力發展。在突厥衰落內遷後，又冊封夷男可汗的兩個兒子大度設、突利失為小可汗，使二人互相節制，也分化削弱夷男的力量，並在突厥部落再次回遷時協助其打擊薛延陀勢力，穩固了西北邊疆局勢。

二是突厥內遷後，唐朝利用封授政策在突厥故地設置羈縻州府，進一步保障了西北邊疆安全。東突厥滅亡民眾南遷後，唐太宗採納溫彥博的建議，在突利和頡利可汗原來的地盤分別設置了都督府，便於實施統治。羈縻州府雖然只是管轄關係比較鬆散的統治官制，但是與原來敵對關係相比，對朝廷的向心力更強，從而進一步保障了邊疆安全。

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資治通鑑·唐紀九》

三是看似輪迴轉化的對東突厥封授政策，實際上不斷強化了唐朝對突厥故地和民族的控制進程。從唐高祖時期的“虛封”到授官，再到冊封李思摩為可汗，最後回到授官的原點，看似是普通的政策輪迴，實則通過授官的級別控制，暗藏唐朝朝廷的煞費苦心，實則不斷強化了唐朝對突厥故地和民眾的管轄。在唐高祖時期，阿史那思摩作為使者拜見皇帝，被皇帝冊封為“和順郡王”，爵位甚高，卻只是虛封；到了東突厥滅亡後，阿史那思摩被授予懷化郡王、都督和大將軍職務，他的身份進一步轉化為朝廷系統內的官員，成為統率突厥人的蕃將。再到了唐太宗要求阿史那思摩率領部眾返回漠南故地，冊封其為可汗，看似從管轄層面有了倒退，從蕃將變回了屬國的首領，但是通過賜國姓給阿史那思摩，並利用羈縻州府體系加以牽制，阿史那思摩實際上是以朝廷官員的身份統率部眾，唐朝對突厥的控制程度並未下降。最後，遷回漠南之地後，因無法有效控制局面，阿史那思摩單身逃回長安，失去了對部眾的控制權，只是以個人身份被授予右武衛將軍的官職，甚至比原來的右武侯大將軍級別還低。正是通過加強對授官級別的控制，增加對授官方式的運用，唐朝對東突厥的處置方式逐漸實現了從最初的敵對關係到統而不治的冊封關係，再到間接管理的羈縻州府和授官控制體系的轉變，為日後的直接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結語

作為古代重要的一項治理邊疆的政治政策，唐朝對待東突厥的封授關係有著不同的轉變過程，從最初的敵對關係到虛封、從虛封再到授官、從授官再到冊封，最終由冊封再轉換為授官，唐朝對突厥封授的四次轉變從一個層面反映了雙方政治實力的此消彼長和政治關係的親疏好壞。總的來看，唐朝朝廷看似是普通的封授政策輪迴，通過授官的級別控制，暗藏唐朝朝廷的煞費苦心，實則不斷強化了唐朝對突厥故地和民眾的管轄，這一封授政策也對打擊同化東突厥、穩定西北部邊疆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參考資料：《新唐書》、《資治通鑑》、劉海霞《從封授突厥看唐太宗的邊疆治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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