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原名艾格妮絲·剛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1910—1997），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爾各答的窮人服務。因其一生奉獻給解除貧困，而於1979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並被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2003年10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單。目前特蕾莎修女的名稱也變為真福特蕾莎修女（Blessed Teresa）。
2009年10月4日，諾貝爾基金會評選“1979年和平獎得主特蕾莎修女”為諾貝爾獎百餘年曆史上最受尊崇的三位獲獎者之一。
12歲時，特蕾莎加入了一個天主教的兒童教會；15歲時，在印度接受傳教士的訓練工作；18歲時，先是在一位耶穌會修道士的輔助下，加入愛爾蘭修道會，這使她有機會跨越歐洲，從馬其頓來到都柏林，接受為期一年的訓練。結業後，特蕾莎被派到印度加爾各答聖瑪利亞修道院的學校教書。她在那裡講授地理和歷史課長達17年之久，最後成為學校校長。
她以前不叫特蕾莎，而是叫艾格妮絲。按照教規，成為終身侍奉天主的修女需要經過兩次發誓。1931年，在她21歲的時候，她第一次發誓時，就為自己取了這個教名“特蕾莎”，以此紀念被稱為傳教聖女的法國加爾默羅會修女聖·特蕾莎。
在聖瑪利亞修道院所在地加爾各答，一堵高牆隔絕開了兩個世界。裡面的世界充滿蠟燭、鴿子、讚美詩、安寧與祥和，外面的世界則是遍佈貧窮、飢餓、疾病和痛苦，那些瘦骨嶙峋、皮膚黝黑、衣不蔽體、臭氣薰人的乞丐、孤兒、老弱、病人和窮漢縮在角落，那些行將就木的病人身體發臭，身上佈滿蛆蟲。
當這位在女子學校和修院高牆內過著優雅的歐式生活的歐洲女子第一次走到那個悽慘破敗、可怕骯髒的世界中，看到那些乞丐、孤兒、老弱、病人和窮漢，她的偉大命運就開始轉折了。
她在決定做這件事之前，一直過著好日子，那是一種悠閒、優雅的歐式生活。在歐洲，以教士和修女為職業的人們從來不愁生計問題，她們有一個龐大而穩固的組織，這個組織有著良好而豐厚的福利制度，在教會這雙溫暖而安全的羽翼下，她們可以自由成長，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知道特蕾莎修女是什麼時候第一次從那道高牆裡走出來的。我們只知道，有一天，她到巴丹醫院開會，在路過車站廣場的時候，看到了一位老婦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特蕾莎停住了腳步，蹲下來仔細觀察：破布裹著腳，爬滿了螞蟻，頭上好像被老鼠咬了一個洞，殘留著血跡，傷口周圍滿是蒼蠅和蛆蟲。她趕緊替老婦人測量呼吸及脈搏，似乎還有一口氣，她趕走蒼蠅，驅走螞蟻，擦去血跡和蛆蟲。特蕾莎心想，如果任她躺在那裡，必死無疑。於是她暫時放棄了去巴丹的行程，請人幫忙把老婦人送到附近的醫院。醫院開始時對這個沒有家屬的老婦人不予理會，但醫師在特蕾莎的再三懇求下，便替老婦人醫理，然後對特蕾莎說：“必須暫時住院，等脫離危險期後，再需找個地方靜養。”
特蕾莎把病人託給醫院後，立即到市公所保健課，希望能提供一個讓貧困病人休養的埸所。市公所保健課的課長是位熱心的人，他仔細聽完特蕾莎的請求後，便帶她來到加爾各答一座有名的卡里寺院，答應將寺廟後面信徒朝拜後的一處地方免費提供給她使用。
他們一開始受到印度教區婆羅門的強烈反對，理由是特蕾莎修女不是印度人。然而特蕾莎修女不畏反對，依然在街頭搶救許多臨危的病患到收容所來替他們清洗，給他們休息的地方，其中也包括印度教的僧侶，此舉感動了許多的印度人，於是反對聲浪就漸漸地平息了。
小學校長變成一個聖徒的呢？
特蕾莎自己說道，那是緣於1946年9月10日一列夜班火車上的經歷。那晚，她得到了耶穌基督的啟示。她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
“我聽到一個聲音，要求我放棄一切，跟隨基督進入貧民窟，以便我能在最窮的窮人當中服侍他。我知道這是他的意思，我要照辦。”
偉大出自平凡。特蕾莎修女所做的事，其實每個人都能做。在街頭收拾行將就木的窮人，從垃圾堆裡抱起棄嬰，跪在鋪了綠色塑料布的地上清洗病人骯髒發臭的軀體，包紮照料麻瘋病人、霍亂病人……一個具有一般護士常識的人就可以做了，問題是有幾個人願意做，有幾個人像她那樣全心全意地做，有幾個人能幾十年如一日地做。她的生命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一個偉人，只是看你有沒有這個心志，把自己全然地奉獻，無私忘我地為他人獻上全心全意的愛。
特蕾莎修女說過：“倘若你付出愛時有所保留和計較，你便不在愛裡。”
離開修道院後，特蕾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脫掉藍色的修女袍，換上印度平民婦女常穿的白色粗布棉紗麗。為了時刻記住自己的職責，她特意在紗麗的肩上繡了一個十字架，又用三條藍色的布條縫在廉價的紗麗邊上。特蕾莎設計的這種紗麗，後來成為修女們最喜歡也最常穿的制服。特蕾莎就穿著這樣一身獨具一格的修女服，在加爾各答聲名最臭的貧民區開始了她的慈善生涯。
她為了幫助窮人，首先把自己變成窮人。從此以後，在當時被稱為噩夢之城的加爾各答的大街小巷，只要有窮人的身影，人們就會看到穿著白色紗麗的特蕾莎出現在他們的身邊。
幾十年後，她創建的組織有四億多的資產，世界上最有錢的公司都樂意捐款給她；她的手下有七千多名正式成員，還有數不清的追隨者和義務工作者分佈在一百多個國家；她認識眾多的總統、國王、傳媒巨頭和企業鉅子，並受到他們的仰慕和愛戴……
可是，她住的地方，唯一的電器是一部電話；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洗換；她只穿涼鞋沒有襪子……
幾十年中，她獲得了世界上很多國家和教會的80多項榮譽和獎勵，她是世界上領取獎金最多的人之一。
她的所有獎金，沒有給自己留下一美分，而是全部捐贈給貧民。她說她要用這資金養活窮人，為無家可歸的人和麻瘋病人建造更多的住所。
1979年12月11日，她榮獲世界最著名的“諾貝爾和平獎”。她把19萬美元的獎金連同賣掉獎章的錢，以及謝絕了這個委員會例行的發獎後舉行的盛大宴會而得到的一筆款項（照她說，這一次宴會的費用，若在加爾各答足夠1.5萬人的飯費），全部用於為窮人中最窮的人服務上。
1964年，羅馬教皇贈給她一輛白色林肯牌轎車，她將車作為抽彩義賣獎品，用所得款項建了一座麻風病醫院；1992年，美國哥倫布騎士團將喜樂與希望獎牌授予她，獲獎後她立即打聽在哪裡可以出售獎牌，以便將出售所得和獎金一起交給修女會，用於救助窮人的事業。
1997年9月5日，特蕾莎修女安逝於加爾各答會院中。人們看到修女在這個世界上擁有的全部財產，就是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受難像，一雙涼鞋和三件滾著藍邊的白色棉花衣服——一件待洗，一件穿在身上，一件要補洗。
已經很難用言語來描述她的品格的偉大。
“徹底地施予，直至我們捨不得為止。”這是特蕾莎修女經常告誡人們的話。
她常常強調耶穌在十字架上臨死的一句話“我渴”，對特蕾莎修女而言，耶穌當時代表了古往今來全人類中所有受苦受難的人。所謂渴不僅是生理上的需要水喝，而且也代表人在受苦受難時最需要的是來自人類的愛，來自人類的關懷。
特蕾莎修女成立了一百多個替窮人服務的處所，每個處所都有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苦像，而在十字架旁邊，都有“我渴”這兩個字。她要提醒大家，任何一個人在痛苦中，我們就應在他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影子，任何替這位不幸的人所做的，都是替基督所做的。
她說：“我們所過的貧苦生活與我們的事業同樣重要。事實上，我們應該感激那些窮人，因為他們幫助我們，更加愛我們的神。”
她又說：“我們感到所做的不過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這汪洋總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贊同做大事，在我看來，個人才是重要的。要愛一個人，我們就必須與他緊密接觸。假如我們要湊足一定的人數，才開始工作，我們就會在數目中迷失，無法全面照顧和尊重個人。我只相信個別的接觸，每一個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時那刻世上唯一的一個人，因為基督只有一個人。”
這些樸實無華的、只要是認識字的人都能夠讀懂的句子，深深地嵌入了人們的心中。它們比那些晦澀的哲學著作更接近人生的真相，它們比那些輝煌的領袖語錄更接近人類的真理。
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公報說：“她的事業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尊重人的個性，尊重人的天賦價值。那些最孤獨的人、處境最悲慘的人，得到了她真誠的關懷和照料。這種情操發自她對人的尊重，完全沒有居高臨下的姿態。”
這完全表明了特蕾莎對人的態度。儘管她在救助他們，但她並不只是出於強者的同情。
她認為人最大的貧窮不是物質上的缺乏，而是不被需要與沒有人愛。在為英國電視臺錄製《為了神做件美事》節目時，她告訴英國記者說：“感覺自己沒有人要，是人類所經驗到最糟糕的一種疾病。”因為別的病有藥可醫，唯獨“不被需要”，除了一雙願意服侍的手與一顆充滿愛的心腸外，再沒有一帖藥可醫治。加爾各答仁愛傳教修女會牆上的海報也寫著：“天底下最可怕的疾病不是麻瘋，也不是肺結核，而是不被需要、被拒絕、被排除在外的感覺。”
特蕾莎更發現，富裕的國家竟和貧窮的國家同樣都充滿了“不被人需要”的心靈疾病，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而已。
因此，她也來到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在大城市的貧民窟開辦仁愛修女會及相關服務機構，因為美國這種地方存在更大的貧窮，“更大的貧窮存在於現代社會的冷酷、家庭關係的破裂中。”她告訴我們，在美國這樣發達的現代國家照樣存在著飢餓，這種飢餓不是一片“麵包的飢餓，而是寂寞帶來的大饑荒，而這種飢餓就在每個人自己的家裡”。特蕾莎也以她的言行向我們示範，什麼叫做“甘心事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她說：“我在每個人的身上都看到上帝，當我為麻瘋病人清洗傷口時，我覺得是在照料上帝，這種經驗何其美妙！”
她關懷生命垂危的窮人，不是為了救活他們（延續生命在那些人而言幾乎是絕望），更不是為了要讓那些人皈依自己的宗教，她的目的只是出於簡簡單單的愛，要讓窮人也擁有愛與尊嚴。
對生命的敬畏，使她對窮人沒有高高在上的施捨、憐憫與同情的心態，而是尊敬。這一點更是難能可貴。
在特蕾莎修女生前，有不少人去探望她。人們原以為，特蕾莎修女的名氣那麼大，號召了全球幾千名義工來印度工作，她應該是個非常擅長處理公關工作的人，在她忙碌的生活中，應該有人來幫她處理各種事務，包括來自全球各地的捐款、拜訪、採訪等等。但是人們去了以後才發現，沒有，什麼都沒有，特蕾莎修女就只是她一個人，連贈予榮譽博士“這麼重要的事”，都沒有人來幫她處理。大部分等著見修女的人，只有在修女唯一有空的時候──早上六點望彌撒之後，排隊和她見面幾分鐘。
特蕾莎修女名氣這麼大，每天都有許多的拜訪和會面，她當然很忙。可是，她忙的原因，是因為她要去親自照顧窮人，而不是接受採訪或拜訪，甚至也不是去管理她一手建立的慈善機構。
特蕾莎修女說過一個故事：一個澳洲籍的男士來到修道院，同時奉獻了一筆款項，但是他說：“這只是一種表面性的奉獻，從現在開始，我還要從事內在層面的奉獻。”他定期地去探視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為他們整理儀容，陪他們聊天，給他們鼓勵。他不但奉獻了金錢，更可貴的是他奉獻了他的心力和時間。這才是最有價值的部分。
這也就是為什麼即使特蕾莎修女雖已全球知名，她仍然堅持服侍窮人的原因，這是她的榮幸。
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特蕾莎修女其實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用她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崇高聲望，輕而易舉地募得更龐大的來自全世界的人力與物力的資源，創辦更多的慈善機構來幫助更多的需要幫助的人。但她從來不願意這樣做，因為那樣的愛心，只是一種施捨。她固然樂意收到人家的捐款，但更高興看到許多人來做義工。
只有親身經驗，才可能體會真正的愛心，然後變得更善良；只有為愛受傷的心靈，才能真正體會受傷之後的那種平安。
人們見不到特蕾莎修女，但是在她房間裡，掛著一塊木板，上面刻著的話卻永留來訪者心中：
人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不管怎樣，還是愛他們；
如果你做善事，人們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不管怎樣，還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以後，身邊盡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敵人，不管怎樣，還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會被遺忘，不管怎樣，還是要做善事；
誠實與坦率使你容易受到欺騙和傷害，不管怎樣，還是要誠實與坦率；
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不管怎樣，還是要建設；
人們確實需要幫助，然而如果你幫助他們，卻可能遭到攻擊，不管怎樣，還是要幫助；
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可能永遠都不夠，不管怎樣，還是要將最好的東西付出！
倘若你付出愛時有所保留和計較，你便不在愛裡。
——特蕾莎
我聽到一個聲音，要求我放棄一切，跟隨基督進入貧民窟，以便我能在最窮的窮人當中服侍他。我知道這是他的意思，我要照辦。
——特蕾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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