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牧民》曾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糧倉中堆滿了糧食，人們能吃飽穿暖，不會挨餓受凍，然後才會學習禮儀，產生氣節和榮辱觀。對於封建王朝而言，糧食富足與否直接關係到其統治的安穩與否，因為只有百姓吃得飽飯，他們才不會去反對當朝對於天下的統治，也才能服從當朝對他們的管理，而只要百姓不反，當朝對於天下的統治就可以江山永固。
五穀雜糧
如此，正因糧食對於統治者穩固天下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對於糧食的存儲，而為了存儲這些糧食，歷代王朝在全國各地都修建了數量眾多的可以儲存大量糧食的糧倉。
如隋代，《隋書·食貨志》載：“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達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楊堅建立隋朝後，在全國各地就修建了數量眾多的糧倉，著名的有太倉、含嘉倉、永豐倉、太原倉、興洛倉、回洛倉、常平倉、黎陽倉、廣通倉等，這些糧倉存儲的糧食多者達千萬石，少者也有百萬石以上。
可以說，歷代王朝對於糧倉的修建都是十分重視的，為了穩固自己去天下的統治，歷代統治者都將糧倉的修建視為國家的頭等大事，是不遺餘力的在全國進行著可以存儲著數十萬石以上糧食的大糧倉的修建工程。
隋代糧倉分佈圖
而對於糧倉的修建，唐朝統治者亦也十分重視，《舊唐書·食貨志》就曾說：“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兩稅焉，有鹽鐵焉，有漕運焉，有倉廩焉，有雜稅焉”，唐時，糧倉就與漕運、稅制並列為唐朝統治者統御天下的三大措施，是重中之重的事情。眾所周知，唐時，因唐代繼承隋代的經濟基礎，再加上初唐諸帝皆是英明之主，因此唐朝經濟發展十分迅速，社會更是繁榮無比，所以唐代的糧倉建設是被弄得紅紅火火的。此時，唐代糧倉發展是十分完善，見於史書的糧倉就有常平倉、正倉、太倉、轉運倉、軍倉、義倉等多種類型。
這些不同類型的糧倉各有各的用處，如常平倉是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置的糧倉，再如太倉是專門設置在京師的儲存糧食的大倉，專供京師周邊城市調用。
當然，以上這些類型的糧倉都不是今天要著重介紹的，我今天要著重介紹的是唐朝出現的最晚的一種糧倉，即
義倉。所謂“義倉”就是唐廷專門為應對災荒年而設置的一種糧倉。義倉非唐代首創，早在隋代就出現了。《隋書·長孫平傳》載：“（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差等，儲之里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開皇五年（585年），時天下水災、旱災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饑荒問題開始大面積出現，百姓是食不果腹，因此初上任的度支尚書（即戶部尚書）長孫平見於此，就向隋文帝建議每年全國糧食豐收時，向每戶徵收粟麥一石以下，而徵收的具體數量以貧富為準，上戶不過1石，中戶不過7鬥，下戶不過4鬥，之後徵收的粟麥全部存入義倉中，藉此來應對將來可能會出現的災荒年。
隋代糧倉-回洛倉
開皇十六年(596)，隋文帝正式採納長孫平所奏請的在各州縣建立義倉的建議，下詔“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在全國各州縣置義倉。“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隋代的義倉置於鄉社，由社司（主管社倉儲糧的官吏）進行管理，之後一旦遇到災荒年，糧食出現短缺時，則社司就將義倉的糧食賑給本鄉百姓，為民所用，以此來幫助百姓度過災荒年，從而不至於出現大規模的民變。
唐代建立後，唐廷繼承隋朝的義倉制度，將義倉設於州縣，並加強對義倉的管理。貞觀二年（628年），鑑於此前，唐廷每逢水旱災害，都需依靠正倉（即常年直接受納正租的官倉）撥糧賑災，可正倉的存量畢竟有限，顯然不足以滿足大批災民的需求，遠遠解決不了災民生存的問題。因此在這一年，尚書左丞戴胄上《請建義倉疏》，奏請唐太宗效仿隋代，設義倉，讓百官、百姓繳納糧食，以備饑荒。
古代糧倉
貞觀二年（628年）夏四月，唐太宗同意戴胄所請，“初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正式效仿隋代，在各州縣置義倉，以備災荒、饑饉時賑給所用。
唐代的義倉相對於隋代要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制度化。唐時，對於義倉谷，在徵收、用途等方面都有著明確且詳細的規定。
義倉谷的徵收
一、徵收的對象。唐代在義倉谷徵收的對象上從建立之初就有著明確的規定。《請建義倉疏》載：“王公已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即貴族（王爵和公爵）之下一切擁有田地的人（包括官僚、地主、農民等）都需繳納相應數量的義倉谷。同時，除了有田地的人需要繳納義倉谷外，沒有田地的商人也要繳納義倉谷，《新唐書·食貨志》載：“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於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對於沒有田地的商賈，唐廷則會依據戶等對其徵收義倉稅，依據其貧富，將他們分為九等，分別徵收五石至五斗的義倉谷。
二、徵收的標準。如前文所說，隋時，其對於義倉谷的徵收主要是以“戶等”為準，開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下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鬥，下戶不過四鬥”，即上戶的家庭繳納不過一石的義倉谷，中戶的家庭繳納不過七斗的義倉谷，下戶的家庭繳納不過四斗的義倉谷。
古代糧倉
到了唐初，因全國剛剛經歷戰亂，以“戶等”來徵收義倉谷的方式顯然已是不切合實際的了，因為要定“戶等”，就必須要先查明全國百姓的資產 （主要是土地）是多少，而這點對於剛剛從戰亂中走出來的唐代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先不說此時的百姓多是流離失所，沒有固定的居住地，因此又何來的財產，再者，因戰亂的關係，全國的土地多數成為無主之地，作為朝廷定“戶等”最為主要的土地都多為荒廢狀態，又如何去定“戶等”呢？
因此，到了唐初，唐廷雖繼續置義倉，但卻不再以“戶等”為準，而是以“畝產”為準。《通典》載：“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初期，唐廷的義倉谷按畝徵收，每畝交納二升義倉谷，繳納的穀物可以是粟、麥、粳，或稻。當然，不同糧食的折納是不一樣的，以唐玄宗開元時期為例，《通典》載：“諸出給雜種準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鬥”，即一斗五升的稻米等於一斗的粟，一石四斗的糙米等於三石的稻米。
當然，唐初的“按畝納稅”也是存在著很多問題的，最為明顯的問題，就是唐廷很難去準確的統計全國的實際墾田數，而如果無法統計出準確的墾田數，那勢必就會影響到義倉谷的徵收，而若徵收不到足夠的義倉谷，那義倉的運行也就會受到巨大的影響。因此，到了高宗年間，永徽二年（651年）六月，唐高宗敕曰：“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 率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即延續隋制，按照“戶等”來徵收義倉谷，其中被評為上上戶的家庭每年需繳納五石的糧食。
豐圖義倉
至高宗後，唐中期的義倉谷的徵收方式多在“按畝納稅”和“按戶納稅”兩者之間來回徘徊，如玄宗一朝，對於有田地的臣民就按畝徵收義倉谷，而對於無田地的商人則按戶徵收義倉谷。到了唐後期，也就是在唐憲宗時期，唐代對於義倉谷的徵收方式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此時唐廷不再單獨專門的去徵收義倉谷，而是改為
從各州府的地子稅中分出一部分充作義倉谷，《舊唐書》載：“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即從地子稅中抽出二分，然後再抽出一部分去充當義倉谷。義倉谷的使用
一、賑貸。如上文所說，義倉出現的目的就是為了“備荒災”，因此“賑貸”就是義倉谷最為主要的用途，所謂“賑貸”就是賑給和借貸的合稱。有唐一代，歷289年，其受災的次數是非常多的，據鄧拓先生在《中國救荒史》中的統計，唐代“受災四百九十三次”，而在當時，為了解決受災百姓果腹的問題，唐廷多采用開諸倉賑貸救災的方法，而在這之中，唐廷開放最多的糧倉，就是專門為“備災荒”而置的義倉。
據張弓先生的統計，自武德元年（618年）到開成元年（840年），在這223年的時間裡，唐代開諸倉總計賑貸136次，而其中義倉就佔了106次，由此數據可知，義倉在唐代的賑貸領域所起到的作用是有多麼的巨大。
當然，我們需注意的是唐代對於義倉谷在賑給和借貸中的使用是有著諸多的限制的。首先，在災荒年間，唐廷賑給的對象並不是受災荒的所有人，據《舊唐書·宣宗本紀》所載：“常平義倉斛鬥，每年檢勘，實水旱災處，錄事參軍先勘人戶多少，支給先貧下戶，富戶不在支給之限”，也就是說在這之中被認定是富戶的百姓是不在賑給的範圍之內的。
古代義倉
此外，賑給基本是無償的，因為只有無償賑給失去生計的災民，才能保障他們的生產、生活得到較快的恢復，也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國家不會因為災民的緣故而出現動亂。
再是借貸，既然是借貸，那自然就是有償的，當然雖說是貸款，可卻並沒有利息一說，借貸的災民只需在秋收後“照數徵納”即可。同時，借貸不同於賑給，它是沒有貧富之分的，無論是貧戶，還是富戶，只要他們要借，朝廷就會借。當然，唐廷雖不限制借貸的範圍，但對於借貸的糧食的數量卻有著限制，《唐會要》載：“三口以下給米一石，六口以下給兩石，七口以下給三石，如給粟，準米計折”，即三口以下的家庭最多隻能借貸一石的糧食，六口以下的家庭最多隻能借貸兩石的糧食，七口以下的家庭最多隻能借貸三石的糧食。
二、農業借貸。唐代的義倉經過百年的發展，其開始不再侷限於“備災荒”，自唐中期後，正常年歲時，若農民的糧種不足，亦可向義倉借貸糧種，如潘孝偉先生所說：
“義倉農業借貸的職能無疑是唐朝的首創”。唐代的農業借貸是沒有任何的利息的，據《冊府元龜》所載：“開元二十年(732)，（唐玄宗）制曰：天下諸州每置農桑，令諸縣審責貧戶應糧及種子，據其口糧貸義倉，至秋熟後照數徵納”，即農桑春播之際，貧困農民若缺少糧種耕種，則可向所在地的縣官申請農業借貸，而縣官審查合格後，農民就可從義倉中借出其所申請的對應數量的糧種，之後在來年的秋收之際，借貸的農民只需將去年所借的糧種歸還即可，無需支付額外的利息。
古代農民播種圖
三、平衡糧價。唐朝的義倉除了有賑貸、農業借貸的用途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平衡全國的糧價。眾所周知，無論是水災、旱災，還是蝗災等自然災害，它們對社會造成的最大的威脅無疑就是造成全國糧食出現嚴重的短缺，及糧價大幅度增長的問題。因此，在災害年間，若是這些問題得不到有效的遏制，那麼勢必就會讓社會出現動盪，甚至是引起兵變，所以如何解決以上這兩個問題，就是當朝者在災荒年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唐代，唐廷解決以上兩個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利用義倉來平衡全國糧價。當時，一旦出現糧食短缺，或糧價波動巨大的問題，唐廷就會主動的賣出各地義倉中的糧食，以此來平衡各地市場的糧價，從而避免“谷貴傷民”問題的出現。
與此同時，唐廷賣出的義倉谷的價格也十分低廉，多以市場均價的一半出售 ，如長慶二年（822年），江淮地區旱災不斷，米價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大幅度的增長，於是唐穆宗下詔：“宜委淮南、浙東、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各於當道有水旱處，以常平義倉斛鬥，據時估減一半價出糶，不得令豪家並糴，使其必及貧人”。
綜合而言，唐代的義倉對於維護唐朝統治的穩固卻是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如依靠於義倉的“賑貸”，唐代的無償賑給和無息借貸都是“著眼於災民生產能力的切實恢復”，在那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時代，一旦出現災荒，如果僅僅只是依靠災民的自救，則最終的結果就只會是民怨沸騰，民變四起。
古代農民耕種圖
因此，當朝者要想穩定對於天下的統治，他們就必須出手干預，而對於唐廷來說，依靠義倉來進行的“賑貸”無疑就是最為有效的方法，無償賑給配合著無息借貸，這種方法無疑可以大大增強小農經濟抵禦災害的能力，同時還可加快災民生產、生活的恢復和重建，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災民的農業生產活動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有效的恢復。
再如同樣依靠義倉來進行的農業借貸。由朝廷推出的農業借貸，一方面，因為此借貸是無息的，受災農民無需支付高額的利息，因此這種借貸的出現顯然是可以減輕受災農民的負擔，從而有利於災後農業生產的恢復。
另外一方面，由義倉為後盾的農業借貸，它還可抑制富戶對於農民的剝削行為，從而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社會秩序。在唐廷沒推出農業借貸之前，農民若缺少糧種，則只能是向那些富商借貸，但跟富商借貸，農民就需承擔高額的利息，一旦來年還不上，他們輕者破產，重者家破人亡。而一旦農民被逼的破產，走投無路下，他們勢必是會做出一些擾亂社會秩序的事情，甚至是動搖當朝者對於天下的統治。而唐廷所推出的這種無息的農業借貸就可讓農民避免去富戶去借貸，從而也就避免了農民被富戶逼的家破人亡的事情的出現，如此也就能穩固唐廷的統治。
當然，義倉雖優點多多，但正所謂“黃金無足色，白璧有微瑕。求人不求備，妾願老君家。”，凡事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總有缺陷，而這點對於唐代所置的義倉來說亦也是不例外的。唐代的義倉最明顯的缺點主要有兩點，其一是救濟範圍有限，其二是賑給效用不足。
豐圖義倉遺址
首先是救濟範圍有限。唐代義倉初設之時，唐太宗雖下詔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但在實際的建設當中，唐廷並沒有在全國的州縣中都置義倉。在當時，唐廷為了方便接下來對義倉的管理，他們多隻在交通便利的州縣置義倉，而一些交通不便利的州縣，如處在邊疆的州縣，唐廷多不會置義倉。也就是如此，當災荒年到來時，其位於義倉周邊的州縣雖然能得到有效的救助，但那些因交通不便宜而未設置義倉的地區卻是很少能得到有效的救濟。
同時，在當時，唐廷在藉助義倉賑給災區時，他們並不是對所有的災區都進行救濟，而是有所偏倚，對於京畿地區、經濟發達地區、軍事重鎮，唐廷會大力進行救濟，而對於邊疆地區、經濟落後地區等，唐廷雖會救濟，但卻不會大力去救濟。
當然，唐廷會這麼做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畢竟義倉的糧食總有用完的時候，要想照顧全局，卻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總有厚此薄彼的時候。而在當時，京畿地區、經濟發達地區、軍事重鎮等無疑是唐朝最重要的地方，這些地方是絕對不能亂的，一旦亂起來則勢必就會影響唐朝的國運，因此著重去救濟這些地區的災民，對於唐朝統治者來說真的是無可厚非的。
古代水災
再是賑給效用不足。如前文所說，義倉是朝廷設置的糧倉，因此管理義倉的肯定就是官吏。而眾所周知，歷代的王朝總是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官員貪汙腐敗的問題，這點對於唐代來說也是不例外的。唐時，官員虧空義倉糧的事情是時有發生，
“比年賑貸，多為奸吏所欺，徒有虛名，惠不及下”，在當時朝廷下發到地方的義倉糧多有被貪官汙吏貪汙的現象。試想，義倉糧都被官吏貪汙，又談何去利用義倉賑給災民呢？當然，總的來說，義倉對於唐代的救荒還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雖說它存在著一些缺陷，但對於當時受災的災民來說，義倉中的糧食多多少少能讓大部分災民擺脫餓死的下場。同時，對唐廷而言，義倉的存在也是在穩固其對於天下的統治的這方面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因為義倉可以讓大部分的農民在災荒年至少可以確保不會被餓死，而只要農民不會被餓死，他們就不會造反，如此，也就能確保唐廷對於天下的統治不會出現太大的動盪。
閱讀更多 澳古說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