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进贤门的建置、湮没、重辟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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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贤门是古代揭阳县城的五个城门之一，它是瓮城，门内有内外两重扇门，中如卷简，形似瓮状，上建城楼三层，亭阁画廊雕饰，朱栏辉珀，外覆窗扇画屏，精致美观，上列朱红甍桷，覆以琉璃珀瓦，型制森严。阁楼中空，藻井雕梁，装饰玲珑，四角飞檐翘起，状如栖凤振翅欲飞，故又别称凤楼。

考进贤门始建于南宋初年，乃是学宫之配套建筑物，及后湮没，明末再次重辟，可谓一波三折，而该门的重辟，又对揭阳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贤门的建置

进贤门的建置与揭阳学宫的设立有着密切的关系。揭阳学宫“在县治东，宋绍兴十年（1140）庚申置县即建学。”由于学宫建在玉滘河东边的山坡上，当时学宫门前300步之内除天然的土石林木之外，并未建有其他建筑物，因而建置进贤门作为揭阳学宫的山门符合中国古代许多建在山上的寺庙祠宇总要在其山麓之显眼处筑一外门、并由此外门辟一道路通往寺庙祠宇的传统作法。同时，进贤门作为学宫的配套建筑物，有“通甲卯乙（甲卯乙为东方，进贤门面向正东方）之气，为生，为旺，为光，为明，往日奕盛，则可得而指也。”之功能，暗寓紫气东来，贤能归集，增进贤士之意，符合设立学宫的宗旨，可见古进贤门确是专为揭阳学宫而建置的，故新版《揭阳县志》言“该楼原建于宋绍兴十年”之语即是谓此。

进贤门的湮没

明天顺四年（1460），漳州南靖人陈爵来任揭阳县令，他“自到任拳拳以兴学校、课农桑为心，不数月政通民和，多可称颂。”其惠政之一就是筑城濬池，经陈爵修缮后的揭阳县城“城外有濠，内有栅，开门曰南北东西。”上述记载明言陈爵修缮城池时只开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对进贤门却无提及，由此足见古进贤门在此之前已经湮没了。

进贤门湮没于何时及其原因志书均未见有确切之记载，学者认为有下面四种可能：一是毁于兵祸，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元兵攻陷揭阳城时，烧杀抢掠，县署和学宫均被毁，进贤门自然不能幸免；二是因防御寇乱而被塞，元至元十二年达鲁花赤答不歹为防御海寇而修建外城，有可能把进贤门盖塞；三是被有权势者毁去，学宫到进贤门之间原是一片空旷之地，但自“元建外城以后，徙殷富以实县城，民宅商贾始渐向岸以东拓展。”也即当时的有权势者在县城无规划用地可供建设之后，只好选择在学宫与进贤门之间的空地上建筑府第宅居，进贤门作为出入要口，人众繁杂，有碍安宁，故被毁；四是因年久失修渐渐被堵塞。

进贤门的重辟

揭阳虽僻处海隅，但却有“海滨邹鲁”之美誉，自南宋置县以来，科举蝉联，乡贤滚滚相望，“考揭荐辟之贤已征于汉，宋而制科之选，再盛于元明。”历代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进士桂冠者为数不少，特别是来到明代，学校林立，科举勃兴，人才辈出，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之前，已中进士者有洪廉、徐虞、陈仕宝、吴裕、王昂、林善、庄典、杨玮、杨琠、朱亮、薛侃、黄一道、薛侨、薛宗铠、陈思谦、翁万达、黄鹏、郑一统、郑有周、林松、林光祖、黄国卿、郭维藩、陈昌言、郑旻、薛守经等二十七人，出了“大方伯”郑旻、“岭南第一名臣”翁万达等一代名宦。斯时之揭阳，文化发达，人文蔚起。为使“敝邑文运连旺不衰”，天启元年（1621），时任知县曾应瑞重辟进贤门。是门位于环城中段，面向正东，远望渔湖平原，直趋海口，迎东来之紫气，冀圣人之出现，乃祥瑞之征兆，以此表彰文学之兴起，至此为极盛。

重辟进贤门的影响

重辟进贤门的影响有四：一是改变城池格局，一般城池只开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揭阳县城还增辟一个进贤门共有五个城门；二是形成独特习俗，每有新任县官进城必须由进贤门进入衙署，以示招纳贤能，本县官员与府城联系，也须路经此门出入，且已成定俗；三是组成揭阳八景，明清时期，进贤门城楼为县治全楼击柝施更之所，每当残月西余，晨曦初露，角号随风飘送，驱散星月，迎来朝阳，其景色组成了揭阳八景之一的“谯楼晓角”。四是收到实际效果，重辟进贤门真正收到“增进贤士”的效果，重辟进贤门七年后也即崇祯元年（1628），揭阳有郭之奇、黄奇遇、宋兆禴、辜朝荐四人同年考中进士，史称“戊辰四俊”，前所未有。自崇祯四年至十六年，又先后有许国佐、罗万杰、黄毅中三人再中进士，有明一代揭阳共三十四名进士，数冠潮郡。而自清代以降及兹，揭中人才济济，名贤辈出，进贤门重辟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