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唐朝之後再也沒有定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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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原因,就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罷了。我們拋去亂世時期割據政權建立那些林林總總的都城,比如五代十國時期,只看大統一的朝代,會發現都城的選址就那麼幾個地方。

(為了敘述方便,下文中西安都稱長安)。

唐朝之前的都城情況

商朝都城都城比較多,但是像朝歌、亳等地都在黃河中游,華北平原附近,到周朝也基本上在這個區域,洛邑還在河南,就是今天的洛陽,但是已經有向長安方向去的徵兆,比如灃鎬等地方,已經屬於陝西省了,鎬京幾乎等於長安。而東周遷都洛邑,那是迫不得已,不遷都國都沒了,還能怎麼辦。

兩週之後,大統一王朝定都就基本以咸陽或長安為主了。戰國按下不表,秦朝定都咸陽;漢朝主要是在長安,後來遷都洛陽、許昌都是不得已;兩晉先在洛陽,八王之亂後遷都長安、東晉又遷都建康;南北朝時期,北朝還是以長安、洛陽為主,南朝在建康,沒辦法嘛,過不去;隋朝的大興城其實就是長安城;唐朝更不用說了,就在長安。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以長安為都城,基本上是唐朝之前整個中華民族的共識,只要能佔領這塊區域,基本上就會建都長安,哪怕北宋在開封,趙匡胤還一度想要遷都長安。

為什麼會形成這種趨勢?

原因很簡單,最開始在黃河邊上,華北平原,因為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因為這一塊土地肥沃啊,農耕民族在這裡種地,簡直是得天獨厚的優勢。

但是華北平原太平了,沒有天險可守,敵人只要打進來就是一馬平川,等著被一鍋端,所以周朝以後,漸漸有了向關中進發的趨勢,華北平原即便是土地再肥沃、農業再發達,也不適合作為國都了。

秦朝之後,都城長時間被關中佔據,原因也很簡單,這裡安全,要知道,關中可是四塞之地,天然屏障守護著這裡,易守難攻。而且土地之肥沃也不比華北平原差。

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就直截了當地點明瞭這一點:

“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

劉邦當年為定都何處傷透了腦筋,最後也因為觀眾“被山帶河、四塞之國”的優勢,才下決心定都關中。

什麼叫被山帶河,四塞之國呢?我們來看看西安的地理情況:

西邊有蕭關、大散關,東邊有潼關、函谷關,往北走有金鎖關,往南走有武關、有黃河天險,這種地理優勢簡直可怕,外面再怎麼打,我自巋然不動,你能有什麼辦法?

佔據關中自保,又以今河南、河北為鄰,黃河流域那些肥沃的土地和豐厚的財富,任我取用,只要把西邊巴蜀之地控制好了,那也是後來的天府之國,財富更是取之不盡,不定都長安定都哪裡,什麼叫鐵桶般的江山,就是這個。

我們看凡是定都長安的王朝,幾乎都是自己內部出了大問題,被打進首都的例子非常少。

為什麼唐朝之後不再定都長安?

長安失寵,當然也不是偶然性的。實際上在隋唐時期已經有了趨勢,隋唐兩朝以洛陽為東都,隋煬帝長時間呆在洛陽,唐朝李治、武則天也很長一段時間在東都,武則天直到晚年七老八十了,才回長安。

隋煬帝在東都做了什麼呢?不惜國力營造大運河。雖然楊廣因此留下了暴君的罵名,但不可否認這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情。隨著大運河的建成,國家的經濟也逐步向江東地區轉移。

說到這裡,就還得上溯到晉朝。

經歷了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之後,大批百姓和知識分子轉移到了南方,“永嘉南渡”就是說的這件事情。長江以南流域的開發非常迅速,江南突然就變成了魚米之鄉,從帝國邊緣化地區變成了最富庶的地區,這時候再要從江南運錢運糧到關中,顯然是不太現實的。

隋煬帝的大運河,實際上就是為了解決這件事情。

再往後,經歷了安史之亂、五代十國,中原百姓南下避亂已經成為了一種趨勢。

北宋定都開封

趙匡胤定都開封之後,心裡一直在打鼓,因為開封無險可守,一心想要遷都長安,趙光義跟他說,開封這麼富,而長安已經是夕陽餘暉,經濟文化都到南邊了,你還回去幹嘛呢?

趙光義說得確實沒錯,趙匡胤的顧慮也不是沒有道理。

相比起觀眾四塞之地,開封簡直太空曠了,根本無險可守,北方民族打下來,北宋就只能被按在地上摩擦,毫無還手之力。

定都開封只有一個好處,只考慮地理位置,不考慮地形等因素,開封可以兼顧江南的富饒和中原,為什麼要兼顧中原呢?因為這裡是華夏民族的起源,放棄了中原,正統性就會受到挑戰。

但也只有這一個好處了。

後來南宋就到了應天府(南京),這裡確實是適合建都的地方,又有錢、又有文化,還能遠遠地避開北方民族的侵擾,還有長江天險可守。

兩宋之後

兩宋的一系列騷操作,把一手好牌打爛就不說了,元朝時期不論關中還是江南,都難以抵擋成吉思汗的鐵蹄,優勢什麼的更談不上,明朝朱元璋起於南京,所以建都南京,雖然也一度想遷都長安,但歷史是不會讓他亂來的,順帶還搭上一個兒子(朱標去長安考察後病死),後來朱棣遷都北京,因為他是燕王,又得位不正,到北京去心裡比較穩。經過明朝的發展,北京已經發展得非常好了,滿清入關後,直接從瀋陽打包進入北京,這些都是後話了。

小結

綜上,長安在唐朝之後失寵,再也沒有稱為國都,這是因為定都對於國家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考慮到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從隋唐起,有了大運河,使得水上交通更加便利,關中的封閉地形已經跟不上時代的發展了,而中國經濟文化中心轉移,也是長安不再被選為首都的重要原因。



也可自話


作為一個資深歷史迷,小編覺得你提出的這個問題歷史節點劃分的很好,小編從以下三個方面給你分析,為何唐朝之後在沒有封建王朝定都長安(西安)。

第一,地理位置上講。洛陽地域居全國之中,地輿位置險峻,洛陽可以恃險預防,有河山拱戴,形勝甲於全國的佳譽,建都此處可以讓天子坐鎮中間,遙控全國,又能很好的預防。

第二,歷朝戰爭破壞。緣故起因便是,西漢末年,王莽的更始,和綠林赤眉軍的征戰、安史之亂的破壞,對長安造成了主要的摧毀,繁榮已過的西安已經不如洛陽了。

第三,便是交通。隋唐時代是西漢之後第二個定都長安的大一統國度,隋唐固然建都長安,可是一向在建造東都洛陽,最出格的是隋煬帝,大運河修通之後,來自其他地域的糧食,綿綿賡續的運往洛陽,可是西安就不行了,沒有運河,並且隋唐時代西安地域農業出產也下降,從史書中可以看到,西安附近的居民有的要出去乞討,隋書唐書中都有記實。以是唐朝許多時代,帝王是棲身在洛陽的。

西安一帶,農產物生產入不敷出,成為制約西安成長最大的障礙,而運河的開通,讓洛陽開封的交通地位得到提升,所以洛陽開封一帶,代替了西安的位置。

第四,便是此後中原政權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

西周,秦漢,三國兩晉時代,異族入侵都是從西北過來,可是唐朝之後的首要威脅來自東北方,先是契丹族崛起,打壓北宋,末了北宋是被來自北方的金朝所滅,南宋和金朝又被來自北方的蒙古所滅。

金朝和元朝都建都北京,明朝為了抵制來自北方的威脅,也遷都北京皇帝守國門,代替明朝的清朝同樣來自北方,以是天然已經持續三代成為都城的北首都,成了清朝的首選。

先是洛陽開封的地形交通前提代替了西安,然後北京又代替了洛陽,從此就在也沒有政權建都西安了。

總體上來說,中國古代建都的規律是從西往東,從南往北。建都西安的都國力強勢,建都洛陽的守舊,建都南京的偏安一方,建都北京的武力比較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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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很簡單,這是因為關中地區的衰敗。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關中地區還是沃野千里的地區,水源充足,耕地眾多。

尤其是鄭國渠修建後,這裡已經不受降雨的太多限制,幾乎年年都是豐收。

當年關中地區的糧食畝產,已經高於中原地區傳統農耕區黃河流域。

秦國佔據關中,就獲得了源源不斷的鉅額糧食來源。

這是秦國軍隊能夠順利征服其他幾個國家,並且常年征戰的重要原因。

同樣道理,劉邦也是利用關中地區的大量糧食,維持了楚漢爭霸的軍糧。

在當年來看,關中地區就是一塊大肥肉,是國家最重要的兵員、糧食和其他物資來源。

然而,關中的地區的衰退是很快的。

早在東漢時期,關中地區就已經迅速衰敗了。主要的表現,是自然條件的惡化,水源缺乏,水土流失嚴重,簡而言之不適合糧食種植了。

為什麼會這樣?歷史學家有很多解釋,比如過度開發,氣候變化等等。

但最終的結果就是,隋唐的西安早已不適合作為首都。

大家注意,隋煬帝建設的隋唐大運河,和後來的京杭大運河,長度差了接近一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距?就是因為隋煬帝刻意將洛陽以及西安,成為隋唐大運河的中間樞紐。

而京杭大運河,直接不走洛陽和西安,而是從北京直接到杭州,距離要近的多。

隋煬帝繞路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西安當時已經出現嚴重的糧食困難,必須依靠全國各地調撥糧食才能夠維持。

為此,隋煬帝不惜血本修建隋唐大運河,最終導致民變,國家滅亡。

到了唐代,情況更為嚴重。

由於隋唐大運河存在三門峽危險河道,導致運輸難以持續。

武則天時代開始,唐朝皇帝乾脆就去洛陽辦公,因為西安地區糧食困難。

其實,從唐代開始就放棄關中地區了。

宋代首都定在河南和浙江,西安已經淪落為西部邊陲,人口日益稀少,經濟落後。

到了元代,乾脆直接將大運河改道,不再經過西安,由此西安徹底衰落下去。

到了民國時期,很多學者帶著大唐盛世的憧憬去西安遊玩,回來都深深失望。

這個城市破爛不堪,人民窮困,人口不過一二十萬人而已,古蹟所剩無幾。

當時西安,淪落為二三流城市。

1948年的數據,當時的上海市人口為430萬,天津170萬,北京167萬,武漢170萬,長春在121萬,瀋陽109萬,南京103萬,重慶為100.8萬),廣州約100萬。

時至今日,西安和沿海大城市仍然有一定差距。這個差距不是單純的經濟發展,更多的是人的觀點問題。

薩沙接觸過不少西安同事,感覺他們的觀念同江浙一代有相當大的不同,這是很讓人費解的。


薩沙


有人說,一個大唐,耗盡了西安的王氣。

自公元前約11世紀至公元9世紀末,西安曾長期是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四個朝代周、秦、漢、唐,都曾經在此建都。

西安,在西周時稱為“豐鎬”,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別修建的豐京和鎬京的合稱。

至西漢初年,劉邦定都關中,取當地長安鄉之含意,立名“長安”,意即“長治久安”。

經過安史之亂的兵荒,唐末黃巢的動亂,長安再也不復大明宮“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

一個原因是,關中地區環境的惡化。隨著人們對森林的砍伐,水土流失嚴重,曾經的關中沃野,“金城千里,天府之國”逐漸變得貧瘠,再也無法支撐起長安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的地位。關中處於內陸地區,交通不便,在過去“固守崤函”的地理優勢反而成了經濟商業發展上的劣勢。

歸咎於人類活動的汙染,漢長安城與唐長安城甚至不在同一個位置。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的經濟中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北移。

華夏中國(中華)的核心以前一直是中原地區,差不多從中華文明誕生一直到北宋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原地區都是經濟的中心。

永嘉之亂後的五胡亂華,安史之亂,靖康之難,統治者和士大夫衣冠南渡,經過這三次主要的大規模南移,經濟中心最終從中原地區轉移到了江南地區。“煙花三月下揚州”,安史之亂也沒有破碎江南的繁華。

而歷史上中國外部的威脅一直比較多且大,主要威脅來自於長城以外的很多遊牧民族,犬戎人,匈奴,突厥的方向是西北,而遼國、蒙古、建州的方向則相對在東方,這導致了抵抗北方遊牧民族入侵的政治中心向東北方向移動的傾向。

大運河修通以後,南方的糧食可以源源不斷地運到北方,成為了溝通南方的經濟中心與北方的政治中心的橋樑。

到了目前,國際貿易總量中的2/3以上、我國進出口貨運總量的90%都是利用海上運輸,沿海的城市聚集了大量的財富。西安,作為中國歷史悠久的古都,卻只能作為一個內陸城市望洋興嘆,令人感慨。


石瑛鐘



1、從政治國防來看,國都應居於天下政治中心,以便管理全國,政治中心有必須具備良好的國防,之前朝代之外敵主要在西北,故定都關中以便指揮。


2、長安地處西北,土地相對貧瘠,降雨量少,當地的農作物產量很有限,無法支撐都城大量的人口。唐代之前,長安水路暢通,還能通過河道運輸,輸入外地的糧食,但是冬季河道冰凍後,長安就可能陷入糧荒;唐朝以後關中地區由於長期戰亂,人口凋零,經濟重心的地位不在了。而且由於唐朝過度開發,關中的水土流失嚴重,農業生產很受影響,不可能供應一個國家首都地區的需要,再加上大量少數民族內遷到關中離長安很近,不利於建都於此。


3、都城是個不事農業生產、人口密度巨大的大型城市,每天都需要大量的糧食、燃料等生活物資。宋、明都想過要遷都長安,但是一算經濟帳(主要是運糧),都只能作罷。隋文帝就曾經因為長安糧荒,帶著長安全城到洛陽“就食”,也就是去洛陽找吃的。


4、隋朝就已經意識到長安不適合作為都城,隋煬帝興建了洛陽準備作為新都。到了唐朝,雖然依然定都長安,但是很多皇帝(武則天等),都長期駐蹕洛陽,長安更多時候是一種象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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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選擇首都要看這麼幾個條件。

第一,政治因素。即統治集團的基本盤。從漢到唐關隴政治集團一直都是統治集團的基本盤,定都在基本盤中即安全又能確保皇帝在政治決鬥中佔據主動。

第二,經濟因素。在古代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國都必須處於經濟發達地區,這樣才能滿足其基本的資源消耗。如果國都處在不發達地區,其供給需要從其他地區運輸,且不說成本巨大,一旦天下有變,運輸線被切斷,國都就亂了,一個朝代也就基本完蛋了。

第三,軍事因素。國都為了確保安全,應該處於易守難攻之處,四處無遮無攔的地方並不適合做國都。

將西安作為國都也要考慮以上三個問題。

首先,唐朝之後,崛起的各種勢力,乃至宋 、明等等,其政治基本盤與關隴毫無關係,因此政治上條件不成熟。

其次,唐朝中後期開始,關中平原已經不足以養活整個關中地區了,往往需要從東方、南方運糧、運資源。武則天長時間定都洛陽,就是考慮到洛陽獲得補給更加方面。

最後,唐後期開始,中原王朝基本上喪失了對西域的實際統治,西方的敵人可以直接進入河西走廊,給關中平原帶來巨大的軍事威脅。因此,此地定都並不安全。

綜上,唐朝之後西安再也沒有成為國都


李任之


第一個原因:定都西安的王朝,都很有進取心,文治武功都很強,除了五胡亂華時期的幾個政權,都屬於擴展型的。而定都洛陽的除了東漢實力強一些,其他的實力都比較小。當時中原政權的主要威脅來自西北,所以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安全考慮。

第二個原因就是,西漢末年經過王莽的改革,和綠林赤眉軍的起義對長安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繁榮一時的西安已經不如洛陽了。這對剛成立的東漢政府來說,建都洛陽原比西安要好。

第三個就是交通;隋唐時期是西漢之後第二個定居長安的大一統國家,隋唐雖然定都長安,但是一直在修建東都洛陽,特別是隋煬帝大運河修通之後,來自其他地區的糧食,可以源源不斷的運動洛陽,但是西安就不行了,沒有運河,而且隋唐時期西安地區農業生產也不行了,看下史書,經常可以看到,西安附近的百姓要出去乞討,隋書唐書中都有記載,連皇帝大人都要帶入去洛陽吃飯,何況普通人。所以唐朝很多時期,帝王是居住在洛陽的。

第四就是中原政權的主要危險來自北方 西周,秦漢,三國兩晉時期,外族入侵都是從西北方向,但是唐朝之後的主要威脅來自東北方,先是契丹族崛起,壓制北宋,最後北宋是被來自北方的金朝所滅,南宋和金朝又被來自北方的蒙古所滅。

總體上來說,中國古代都城的規律是從西往東,從南往北。定都西安的都比較強勢,定都洛陽的保守,定都南京的偏安一方,定都北京的武力強盛。


黑柴


1.安全:唐以前,威脅我們民族安全的最主要敵人都來自北方。八百里秦川,東西南北險關相守,十分安全,關內沃野千里,旱澇保收,又無大災大難,接近於敵國邊界。近可自守,遠可攻敵,建都絕佳之地。但隨著唐之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經濟發展慢慢成為重點,國家人口及物質發達,關中無法承載龐大的帝國經濟等。


2.吃穿住的基礎:唐末,朱溫及各種起義對長安城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長安城廢墟一片,另外據歷史研究表明,這一時期開始,長安城各河流水量開始減少,加之之前歷代修建宮殿時對終南山及陝北高原林木的破壞,關中已經無法承載起國家復興的生態負擔。

從這兩點來看,戰略重心轉移了,賴以生存的環境及物質基礎也發生了改變,再無法支撐整個帝國日益發展的需要,所以這和時代的需求和國家的發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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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閃閃耀秦川


西安,作為周秦漢唐漢民族大一統時期的故都,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盛唐之後慢慢退出退出國家政治中心的舞臺,與之相似的還故都洛陽。究其原因我認為以下幾點:

首先,政治原因,唐之後,除了宋明兩代,金,元,清都是來自北方異族統治,這三朝都隨時防範漢人武裝反抗,和平時坐擁北京控制中原,戰亂時可逃回北方草原故地,唯獨金先失了故地逃到蔡州而亡。再說宋明兩代,北宋稱不上大一統時代,且宋太祖也有心遷都洛陽的想法,再蕩平西夏,穩定河西走廊後再入關中,然而太祖皇帝駕崩後宋太宗擱置此事,也為靖康之恥埋下禍根。明統一天下後明太祖也有意還都長安,派太子朱標經營長安,卻不幸而薨,太祖認為此為不詳之兆,後來成祖靖難之役奪得皇位遷都北京,原因一是北京作為自己封地,作為奪權的大本營,反對的聲音較少,其二,當時國家的安全不在內部,正是退出中原的蒙古勢力,遷都北京也是為了震懾蒙古,後來有天子守國門的美譽!

其次,經濟原因,有唐一朝,中國人口發展迅猛,關中平原的承載力有限,曾出現統治者就食於洛陽的說法。在經過唐末中原戰亂,長安洛陽東西二京毀於一旦,反倒戰火較少的江南經濟發展迅速,隋煬帝的大運河方便南北漕運,因漕運之利,經濟逐漸向東向南傾移,北宋時期開封因漕運方便發展成百萬人口的超級城市,後來元代運河取直山東,開封也慢慢退出了政治舞臺。

作為創造輝煌的關中河洛之地,孕育出長安,洛陽兩大故都,基本上繁榮與落寞的時間軌跡相同,原因也大相徑庭,令人遺憾唏噓。時光的車輪走到今天能否再續漢唐榮光,隨中華民族復興重新崛起?


秦人藏地行


古長安作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像一朵燦爛的葵花閃耀著耀眼的光芒。

長安作為周秦漢唐等十三個朝代的都城,洋洋灑灑數千年,開啟了西周,一統了華夏,締造了盛唐,享盡了盛世文化的滋養,承襲著皇天后土的厚重,成為名副其實的四大古都之一。但自唐以後,政治中心漸漸東移,洛陽、開封、北京、南京、杭州先後成為都城與全國的中心,西安再無重續都城之緣。

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經濟的中心向東向南發展,西安已不能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隨著對外貿易及養蠶紡織業的興起,江南等原來的被視為蠻夷之地的地區漸成富庶之地,慢慢成為了全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人才輩出,也代表了最為先進的生產力,相反,西安地區在歷史的發展中已慢慢失去了領先地位,人才枯竭,資源匱乏,而這正是吸引都城東移的重要因素。

二是關中地域受限,很難有效輻射中東部富庶地區的統治。雖然西安地處中國大地的中心地帶,但要實現對中東部地區的統治,地理位置仍略顯偏西,交通不夠便利,決定了西安發展的受限。而要實現對南方、北方的有效控制,都城要更加靠近中東部才更方便,這恐怕也是後世不選擇西安作都城的原因吧。

三是水路的變遷也有很大關係。西安與“山東”諸地難有大江大河相連,糧食、木材、兵員等運輸不夠方便快捷,而中東部的城市在這方面更有優勢,例如京杭大運河便可連貫南北,實現了物資、人員的大交流,這也是歷朝歷代不選擇西安的重要原因吧。

不管怎樣,西安在中國歷史上都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城市豐碑,現在正以開放的姿態迎接來自世界八方的客人,相信西安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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