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期间，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假期被无限期延长。天天“宅”在家里，刚开始几天在为日渐严重的疫情担忧、祈祷的同时感到舒坦惬意，毕竟自上大学后没有这么长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过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年在不同以往的氛围中过完，我在家里实在待不住了，父母更是如此。
我们农民，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早就把劳动当成了习惯，长时间不干活势必焦躁不安、身心难受。同时，农民家庭收入丝毫没有保障，如果长时间“宅”在家里那就准备喝西北风吧。出不了门，只能搜着干农活。正月初十刚过，我便跟着父母到以前生活居住的山上（以前住人，现在荒废）砍树拾柴了。当我到了山上，看到曾经熟悉的东西不见踪影时，我顿时感到非常惊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怎么会变得这样？我又不明智地想通过回忆的方式找寻问题的答案。
我家的住宅以前位于山上，后来随着同村人掀起了往山下搬迁的浪潮，我家也跟风咬紧牙关顶着经济压力搬到了山下，在两条河流经过沧桑岁月冲出的滩涂上找了块地方，重建了家园。村里人争相抛弃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往山下搬迁，一方面是因为住在山上除了种地方便、环境清静外再无其他优势（生活在山上交通不便，用水困难，孩子上学路太远，获取信息慢，有着先天的孤立感），另一方面出于在今天看来很不理智的攀比或者跟风心理，其实山上到山下的距离也就不到十五分钟的路程，但淳朴善良的人们即使这十五分钟的路程也不想落后于别人。有些人家在山下有地，盖房子不存在庄基地的问题，而有些人家在山下没地，他们只能用自家的好地交换或者用金钱购买庄基地。
我出生于山上，小学四年级之前一直生活在山上，后来就搬到了山下，再后来带着虚无而又真实的灵魂离开故土，在陌生的世界中寻找所谓的诗和远方。站在时光的路口边往后回看，我多年的生命历程无非就是逃离而已，逃离旧宅，逃离故土，逃离原生环境，逃离苦难，逃离自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即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然而，令人难以理解和感到可笑的是，不管用什么眼光看，我所谓的伟大逃离计划彻头彻尾破产了。想得到的遥不可及，想留住的体无完肤，想摒弃的却与我形影不离。
自从最后一户村民搬离山上也有将近七八个年头了。人们搬离了山村，但一切旧的东西几乎被原模原样保存了下来，旧宅依然摇摇晃晃昂首挺胸着，旧的村落格局和利益划分结果也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人们似乎对自己的搬迁壮举缺乏底气，不够自信，对新的家园充满了希望和热爱，也充满了不安和恐慌。他们不拆旧房子有着如果搬迁失败可以重返旧居的深层考虑。几年来这个被废弃的村落强撑着病体忍受着孤独寂寞无声地诉说自己的辉煌过去，有时也抱怨人类的无情和残忍，当然其有自知之明，已行将就木，对未来是不可能抱有幻想的。
父亲告诉我在去年“拆违”运动中，现代文明代表之一的挖掘机在执行民意的村领导的指挥下，不知疲惫，连续作战，把岌岌可危的房子、荒芜沉寂的院落、痕迹难觅的秩序挖了个底朝天，毫无留恋地全部送进了历史。所以才有我目前看到的局面。
现在这个被抛弃多年的山村不见了踪迹，触目可及全是可以耕种的良田（遗憾的是，村里更多良田早已成了荒地）。可以想到，这个山村与移民的具象联系被彻底斩断了，抽象联系或许隐隐约约存在，但相信不久也会断掉的，毕竟这些移民所建立的新家园与他们的联系也在式微（年轻人大多在外面打工，条件成熟的把家人全部接走了，几年也回来不了一次。有些人家已在县城甚至更大的都市有了立足之地）。
对于发生的变化，我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评价，因为我卑微的可怜，对于乡土早已没有了感情和兴趣。曾经在这个山村里生活的人们早就义无反顾地在生活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或者屈辱前行，没有人向回看，我又何必做个例外呢？
尽管逃离不了，我还是选择一如既往地逃离，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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