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上海道”即苏松太道的沿革

近日随着上海自贸区概念的深入讨论，上海与浙江、上海与江苏间的关系成为关注和议论的焦点之一，清代“上海道”的概念也再次得到重视。

一些学者认为，清代“上海道”和浙江间的关系比和江苏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今天上海口音多受宁波影响，上海道也多为浙江人”。

这是否是事实，需要从“上海道”的沿革谈起。

“上海道”在清代只是个俗称

上海.因为长江口海岸线变迁等复杂的关系，直到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才设立上海县治，县城大抵即后来南市区范围，县衙设在当时的来榷场，也即今天十六铺附近，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迁至曲家湾，即后来的南市区光启路县左街路口，直到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才又迁至杨家桥蓬莱路171号，即后来南市公安分局大院所在地。

这座后起的县城长期没有城墙，直到明代中后期因屡遭倭寇侵袭，才在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利用两拨倭寇骚扰的间隙，在本地人、在籍光禄寺少卿顾从礼等人的倡导和资助下，仅用三个月时间匆匆建成，城墙基本沿今天上海中华路-人民路一线，周长仅九华里，高二丈四尺，开旱门六、水门三，是一座土筑的小型城池。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因城墙已丧失防御功能，且妨碍通商，被当局在商会李平书等人建议下拆除，但大镜阁一段城墙因拆迁指挥部设于此，居然“灯下黑”被漏拆，如今已成被保护文物单位。

明清上海县城地图及大镜阁

上海直到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7月7日改设“上海特别市”，才结束了长达635年的县治历史。终清一世，上海都是隶属于松江府的一个县。

松江府清初辖华亭（首县、松江府附郭县）、上海、青浦三个县。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将华亭县分为华亭、娄县；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从华亭县内分出奉贤县，从上海县内分出南汇县，从青浦县内分出福泉县，将金山卫改为金山县；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废除福泉县；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从南汇县内分出川沙厅。而今天的崇明、嘉定、宝山，在清代都是太仓直隶州的属县。

“上海道”在整个清代只是个俗称，且这个“俗称”也只是后期才有的。

上海境内入清之初有两个道级建制，一个是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七月乙卯，也即清军占领江南当年设置的分巡苏松兵备道，辖苏州、松江二府，道署设在太仓州（当时太仓不是直隶州，而仅是苏州府下属的散州），上海县当时仅是单纯的松江府属县关系；另一个则是沿袭明代建制的苏松粮储道，道署设在常熟县内。

事实上苏松粮储道终清朝一世一直存在，但这个道非常不走运，最初连一个下属府州县都没有，直到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才将苏州府划归该道，翌年道署迁苏州，但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苏州府就又被划回了苏松太道，徒有虚名的苏松粮储道从此只能羡慕嫉妒恨地“挂靠”在别人辖下的苏州城内，历任道员通常都是“挂职锻炼”，成为江苏省和淮军“储备干部”的富集地。

回到“苏松太道”这个“主话题”上。

分巡苏松兵备道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改名为分守苏松常道，将常州府及其属县划入，道署迁到苏州，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七月被裁撤，但九年四月丁亥即恢复，仍然辖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所有属县。

康熙似乎和“上海道”相性不合——仅仅过了12年，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十一月癸巳，分守苏松常道又被裁撤，这次这个道整个被大卸八块，常州府划归江镇道，从此和“上海道”再无瓜葛，而苏州和松江两府则被一个名为“督理苏松常镇粮储道”的临时性机构暂时管辖。

就这样熬了40多年，终于熬过了对“上海道”而言“暗无天日”的康熙朝，1723年雍正继位，第二九月乙巳，“上海道”的春天就来了：清朝再次设置了管辖苏州、松江二府的道级机构——分巡苏松道，当然，混得有点惨，不仅丢了常州府，连顺治时就有的“兵备”头衔都整没了。或许为了安抚失落的苏松人，清廷当月把太仓散州升格为直隶州，这样分巡苏松道就又成为下辖两府一州三个一级建制单位的道，一度移驻苏州的道署也迁回太仓。请注意，这个当初似乎漫不经心的“搬家”，对后来上海地位的变化至关重要。

不过雍正似乎继承了康熙“爱折腾”的传统：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八月壬寅，他别出心裁地将太仓直隶州和隔着一条长江的通州府（今南通市）划为一个新的道——分巡太通道，这样一来分巡苏松道连道署驻地都丢了。

正所谓“祸兮福所倚”，太仓划归邻居，分巡苏松道署必须搬家，或许是不愿再走回头路吧，道署在这一年（1730年）应时任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请迁到上海县，第二年迁入新建的、位于上海县城大东门内巡道街的新衙署内。可想而知，若非太仓州被莫名其妙划给分巡太通道，上海县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迎来一个“上级派驻机构”，从而获得宝贵的“行政升格”。在“搬家”同年，雍正皇帝大发慈悲，把“弄丢了”很多年的“兵备”二字，发还给了“上海道”。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八月丙午，横空出世的太通道被裁撤，太仓直隶州又被归还，但分巡苏松兵备道新落成的豪华衙署总不能浪费，因此再未搬回太仓，“上海道”的俗称也是从这一刻才开始被叫起来，而实际的正式名称则是“分巡诉讼太仓等处地方兵备道”，“行政级别”也被提升为按察使司副使级（通俗说就是“副省级”，这让苏松太道成为江苏省级别最高的道员，常常因带有高级署理头衔而为从三品甚至更高官阶，而非一般道员的正四品）；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三月丁未加“兼管水利”四字；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三月丙子，清廷设立督理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希望强化税赋管理，苏州府划归该道，“上海道”改名为分巡松太兵备道兼管水利；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五月乙亥，清廷“架空”督理苏松常镇太粮储道，使之专管税收，不再管理地方行政，苏州府及其属县又被划归“上海道”，上海道改名为“分巡诉讼太仓兵备道兼管水利”，简称苏松太道，俗称“上海道”。

从此直到清朝灭亡，“苏松太道”的名字和辖区再未变过，直到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1月7日，才将“苏松太道”改名为“上海道”，辖上海、松江、南汇、昆山、宝山五个县，后增辖吴县、吴江、常熟、青浦、金山、奉贤、川沙、太仓、宝山、嘉定、崇明，共15个县；同年5月23日，上海道改名为沪海道，辖上海、松江、南汇、青浦、奉贤、金山、川沙、太仓、海门、嘉定、宝山、崇明，共12个县，“沪海道”一直维持到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4月18日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撤销，再往后就是“上海特别市”和上海直辖市的历史了。

徐汇区平江路四十八号，原民国上海道、沪海道办公地址

历任苏松太道主官辨析

自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分巡苏松道迁入上海县起，历任苏松太道主官的姓名大多可考。

第一任苏松道为徐永佑，此人正史无传，籍贯无从考究。

第二任为河南归德府睢州人王澄慧，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任，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

第三任为满洲正白旗人礼山，雍正十三年任，同年改；

第四任为山西蒲州人崔琳，雍正十三年任，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升按察使；

第五任、也就是第一任苏松太道为浙江仁和（杭州府附郭县）人翁藻，乾隆元年任，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升布政使；

第六任为山东惠民人王云铭，乾隆五年任，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改；

第七任为河南夏邑人汪德馨，乾隆八年任，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改；

第八任为满洲镶红旗人托恩多，乾隆十年任，乾隆十升布政使；

第十任为湖南宁乡人陶士偰，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任，同年升按察使；

第十一任为满洲正黄旗（一说汉军镶蓝旗）人广安，乾隆十四年（公元1748年）任，改任时间不详；

第十一任以下至道光年间苏松太道任、讫记载紊乱，兹将大略整理如下：

第十二任为满洲正黄旗人诚安；

第十三任为浙江（县名失考）人邵大业；

第十四任为山西阳曲人申梦玺；

第十五任为浙江山阴人朱奎扬；

第十六任为山东海阳人胡文伯；

第十七任为满洲正黄旗人萨载；

第十八任为直隶河间人李永书；乾隆二十七年即公元1762年任，乾隆三十年升按察使

第十九任为浙江钱塘人劳宗发，乾隆三十年即公元1765年任，乾隆三十四年改；

第二十任为直隶宛平人钟广豫（一作钟光豫，乾隆三十四年即1769年任，翌年改）

第二十一任为满洲正黄旗（一作汉军正黄旗）人杨魁，乾隆三十四年即1769年任，乾隆三十六年改；

第二十二任为浙江钱塘人袁鉴；

第二十三任为满洲镶黄旗人栋文，有作“陈文”者，误；

第二十四任为满洲镶黄旗人福安；

第二十五任为浙江青田人韩锡祚；

第二十六任为浙江海盐人朱履中；

第二十七任为山东昌邑人孙含中；

第二十八任为汉军正蓝旗人李奉翰；

第二十九任为山东峄县人孙栝；

第三十任为江西庐江人陈大化；

第三十一任为满洲镶黄旗人盛保；

第三十二任为山西代州人冯廷丞；

第三十三任为安徽桐城人章攀桂；

第三十四任为浙江嘉善人金汝珪；

第三十五任为江西南城人张铭；

第三十六任为河南鹿邑人梁群英；

第三十七任为福建长乐人冯鼎高；

第三十八任为满洲正白旗人（一作汉军正白旗人）通恩，嘉庆元年升按察使；

第三十九任为直隶沧州人李廷敬；

第四十任为山东历城人方昂；

第四十一任为江西南丰人赵宜喜；

第四十二任为安徽兴县人康基田；

第四十三任为直隶深州人田自福；

第四十四任为湖南长沙人周锷；

第四十五任为直隶丰润人郑济焘；

第四十六任为蒙古镶蓝旗人钟琦；

第四十七任为直隶大兴人朱涂；

第四十八任为汉军镶红旗人宋如林；

第四十九任为旗人桂昌（似乎是满洲镶蓝旗人，其子叫光珠）；

第五十任为浙江仁和人龚丽正；

第五十一任为洪暻，籍贯不详；

第五十二任为山东邹平人李景峄；

第五十三任为浙江钱塘人潘恭常；

第五十四任为云南昆明人尹世衡；

第五十五任为湖北江夏人陈銮

第五十六任为直隶顺天府人周景贤（一作周继炘）；

第五十七任为云南昆明人陆萌奎；

第五十八任为满洲正蓝旗人葆谦；

第五十九任为程怀暻，籍贯不详；

第六十任为福建泉州人苏玉廷；

第六十一任为蒙古正黄旗（一说满洲正黄旗）人善庆；

第六十二任为河南固始人吴其泰；

第六十三任为广西临桂人杨金城；

第六十四任为安徽徽州府人汪忠增；

第六十五任为河南商城人周祖植；

第六十六任为安徽（当时）盱眙人汪云任；

第六十七任为贵州贵筑人王玥；

第六十八任为福建晋江人巫宜楔；

第六十九任为广东连平人颜以燠；

第七十任为山东东平人宫慕久；

第七十一任为旗人咸龄（不知道属于何旗）；

第七十二任为满洲镶白旗人麟桂；

第七十三任为广东香山人吴健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任，咸丰四年革；

第七十四任为汉军镶红旗人杨能格，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任，咸丰六年改；

第七十五任为山西解州人赵德辙，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一度接任杨能格，未己杨复任；

第七十六任为浙江定海人蓝蔚雯，两度护理，一度真授；

第七十七任为江西南丰人汤云松，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授，翌年调；

第七十八任为四川华阳人薛焕，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授，同年升布政使；

第七十九任为山东济宁人史翼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任，未几免；

第八十任为浙江钱塘人吴煦，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任，同治元年（1862年）改；

第八十一任为湖南长沙人黄芳，同治元年任，翌年改；

第八十二任为广东丰顺人丁日昌，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任，翌年改；

第八十三任为浙江永康人应宝时，两度代署，同治五年真授，同治八年（1869年）改；

第八十四任为安徽六安人涂宗瀛，同治八年（1869年）任，同治十年（1871年）改；

第八十五任为浙江归安人沈秉成，同治十年任，同治十三年（1874年）升河南按察使；

第八十六任为广东南海人冯焌光，同治十三年任，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改；

第八十七任为安徽贵池人刘瑞芬，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任，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升江西按察使；

第八十八任为浙江余姚人邵友濂，光绪八年任，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升河南按察使；

第八十九任为安徽合肥人龚照瑗，光绪十二年授，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升浙江按察使；

第九十任为湖南衡山人聂缉槼，光绪十六年授，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升浙江按察使；

第九十一任为安徽合肥人鲁伯阳，光绪十九年授，翌年免；

第九十二任为江西庐陵人黄祖洛，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调任，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丁忧去职；

第九十三任为湖南湘乡人刘麟祥，光绪二十二年授，翌年卒于任上；

第九十四任为江西上犹人蔡钧，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任，翌年免；

第九十五任为湖南湘乡人李光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任，翌年升江西按察使；

第九十六任为直隶天津人（一说广东嘉应州人）黄建莞，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任，未几调离；

第九十七任为湖北孝感人余联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任，翌年升江西按察使；

第九十八任为浙江山阴人程仪洛，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任，未几升两淮盐运使；

第九十九任为湖南湘潭人袁树勋，光绪二十六年任，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改；

第一百任为满洲正黄旗人瑞澂，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升江西按察使；

第一百零一任为广东香山人梁如浩，光绪三十三年任，翌年调任外务部右参议；

第一百零二任为广东番禺人蔡乃煌，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任，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革；

第一百零三任、也即最后一任苏松太道为浙江仁和人刘燕翼。

剔除兼任、署理、代理和多次重复任职者，清代“上海道”一共就是这一百零三人。

这一百零三人中除籍贯不详者四人外，人数最多的是旗人（21），其次为浙江（17）、山东（8）、安徽（8）、湖南（7）、直隶（7）、广东（6）、河南（6）、江西（6）、山西（4）、福建（4），其余各省不过一、二人而已。

这里就是清代苏松太道衙署所在地

苏松太道兼有海防、财赋、商务和水利等要务，职责重大，人选非常慎重，前期往往选用旗人，兼用北方各省人，南方则主要以皖北和浙江杭州为主，其它地方人较少，这是因为上述地区都属于官话区，和皇帝及京官交流方便；咸丰、同治以后旗员几乎绝迹，浙江、广东、福建等籍贯大增，这是因为苏松太道对外交往和商务交流职责加重，这些籍贯的官员虽然口音重，和京官交流不方便，却更善于和洋人、商人打交道。同期来自湖南、安徽的官员也大增，这当然是和湘军、淮军系统“鸡犬升天”息息相关的。

整个清朝一朝，“上海道”在行政上都明确隶属于江苏：政务归两江总督（南京）、江苏巡抚和江苏苏州布政使司（都在苏州）管，军事归江南提督（驻松江）管；同期浙江属闽浙总督治下，和“上海道”甚至不属于同一个总督辖区。

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在上海五口通商、尤其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租界划分开始后才变得密切，但最初商业方面受广东、福建、江苏（称粤、闽、苏帮）影响更大，直到咸丰三至五年小刀会之变后，清廷因粤、闽帮多数参加小刀会，对之加以排斥，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当地商业直至民国都一蹶不振，苏帮也就此衰落，以宁波为主的“甬帮”才后来居上。

历任苏松太道留下照片者寥寥无几，图中为倒数第二任苏松太道蔡乃煌（中）

至于有些业余论者所谓“没有一个‘上海道’是江苏人，所以江苏在清代对上海影响几乎为零”，则是十足的误解：清代官场讲究“回避”制度，除非皇帝特批，本省人是不能在原籍任职的，正因为“上海道”在清代属于江苏省，和江苏的关系太过密切，所以江苏人是绝不可能担任“上海道”道员的，唯一的一个“例外”汪云任，还是因为当时他的故乡盱眙县隶属于安徽省泗州直隶州（今安徽泗县），尚不是江苏“领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