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改編自印度電影《誤殺瞞天記》的國產犯罪片《誤殺》上映，一週後，十萬人打出了7.7分。
（內含劇透）
故事講述了沒讀過太多書的維傑很喜歡看電影，尤其是懸疑犯罪片。維傑的女兒在一次參加夏令營的時候被警察局局長的兒子侵犯，此後女兒妻子誤殺局長兒子。為了保護家人，維傑選擇了跟警局鬥智鬥勇，利用自己從電影上學來的知識瞞天過海。
電影的最後一幕採取交替剪輯和恰逢適宜的配樂將“瞞天過海”推至高潮。原版評分8.5。
走進電影院，我對改編版《誤殺》的結局就有了心裡預設。瞞天過海是不可能瞞天過海的，結局不是自首就是被捕這是一定的。
國產式結局給犯罪片帶來的長期困擾就是，無論你前面怎麼演，突然來了一個高光偉正的結局讓觀眾一臉懵逼，導致前面再精心設計的情節都突然散掉。
所以，才有導演發明了貼片式自首，讓觀眾選擇性遺忘，明面上保證作品的完整性。這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妥協。
早期代表《心迷宮》、近期代表《南方車站的聚會》。
犯罪片裡的貼片字幕猶如恐怖片裡最後都是得了精神病一樣，是片方為了通過審查制度發明的手段，被調侃是國產片裡的狗皮膏藥。
抱著預知結局的心態，我以為《誤殺》的結局一定二選一。
沒想到，同樣是自首，《誤殺》沒有崩壞。
電影一開始，出現了一段李維傑越獄成功後發現棺材被封，自己被活活悶死。這一段最初看來跟劇情毫無關係，實則與結尾的鏡頭首尾呼應，也暗示了素察的真實死法。
原版的素察確實是被誤殺，改編後的素察被打昏迷後出現吞舌現象，並沒有死，後期被活埋窒息而死，增加了主角的罪惡感。
李維傑承諾小女兒，考試到100分給她買口琴，案子結束後，小女兒考了70分，卻把試卷修改成100分。維傑帶著一家人對口供，說謊的示範，被小女兒學得活靈活現。
電影中出現了數次的佛塔，第一次出現就交代，是為了“贖罪”而建，而李維傑第二次去佈施被僧人拒絕。
前文的種種鋪墊下來，李維傑的自首變得合乎情理。
誠然，相對於李維傑的自首，原版中男主角反抗強權，成功脫罪的暗黑結局來得更燃。但編劇沒有為了所謂的通過審查選擇偷懶的貼片字幕或者虎頭蛇尾的處理。這態度讓我佩服。
畢竟這些年，觀眾已經被為了通過審查的正確，實際上編劇根本沒動腦給麻痺了。
某種程度上來說，審查制度，已經成為了部分無能編劇的遮羞布。
《鋌而走險》，開頭給了一個驚豔的反轉，後期綁匪對小女孩產生了同情和憐憫。一直到綁匪良心發現選擇放走小女孩劇情走向還算正常，直到綁匪徹底放棄贖金、後面為了救小女孩作出犧牲，煽情與翻轉並行，過猶不及，為了結局的正確，以至於劇情崩壞。
《受益人》改編自真實的案件，“殺妻騙保”的題材首先就具備了十足的看點，演員大鵬柳巖在表演上也沒有問題，柳巖表現還超出預期。但是在風格選擇上，導演融入了喜劇元素，最終，顧此失彼，喜劇和犯罪都沒有照顧好，呈現效果差強人意。
表面看來，兩部電影都是被審查制度所累。
實際上深究起來，是導演對故事的掌控能力不足，編劇對劇情的起承轉合沒有做好銜接。
編劇導演們的抱怨給了觀眾一種錯覺；一旦審查制度開放，我國的電影事業將迎來質的飛越。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審查制度的重災區還不是犯罪片，是恐怖片。
因為投資成本低，回報收益高，每一年，每一個月，電影院都有許多恐怖片悄聲無息的上映。
別看票房只有幾百萬，實際上投資只要幾十萬。
最有代表性的要屬於《B區32號》，投資僅僅七萬，獲得一千六百萬票房，回報率超過200倍。
導演用了四個演員，幾臺攝像機，一套房子，說了個裝神弄鬼，談不上是電影的電影。當年被《第十放映室》列為第一大爛片。
你能說這是審查制度的鍋嗎？
分明是成本低、撈錢快、市場穩定、賺錢容易。所以，內容到底好不好，他們根本不在意。得了便宜，還把鍋推給審查制度，把自己形容成受迫害的一方。
恐怖片不能出現鬼=恐怖片拍不好，怎麼說都有些牽強。
2012年上映的《青魘》，豆瓣評分6.1，票房800萬，獲得了一致好評。
2013年上映的《女蛹》，豆瓣評分6.5，票房一千二百萬。電影裡沒有鬼，更沒有裝神弄鬼。
如果說在審查制度的限制內創作不出好劇本，還能拿審查制度當擋箭牌，那審查制度之外呢？
十幾年前，好萊塢電影衝擊國產片排片，國內大導演不服氣，揚言給同樣多的資金，國內導演一樣能拍出牛逼的商業片。
自2009年開始，電影票房每年以30%-50%的速度強勢增長，國內的電影屏幕也在飛速擴張。一直到2019年，全國大大小小的縣城裡也都至少配備了一家電影院。
電影行業的蓬勃發展帶來的是大量的熱錢和資金，基本上能上映的電影，尤其是3D電影都會告訴你——不差錢。
張藝謀《長城》投資9億、《妖貓傳》投資2.5億、《阿修羅》7億、《上海堡壘》投資3.2億。
電影成本跟電影質量根本不劃等號。
2018年豆瓣評分排名上的國產片，《我不是藥神》、《大佛普拉斯》、《狗十三》、《無雙》、《無名之輩》、《暴裂無聲》、《血觀音》、《大象席地而坐》等等，這些電影，沒有一部耗費鉅額投資。
同樣的，在沒有審核制度所累的翻拍片裡，這幾年興起的翻拍熱可以說是一塌糊塗。
如果非要說審查制度有影響的話，今年上映的《小小的願望》勉強算一個例子。
作為一部“性”喜劇，原版男主是想破處。國產改成了想談戀愛。
畢竟是一部電影的核心，這麼一改，確實有點違和。
但是看完電影你會發現，就算是沒有改，這部電影也好看不到哪裡去。結構鬆散，分鏡照抄，連臺詞都直譯來用。導演根本沒有考慮過故事發生地、對話語言產生了變化，文化背景不同笑點需要重新設計。
說回《誤殺》，倒也不是它多優秀。畢竟電影中呈現“蒙太奇”手法，主角一家在警局串口供的情節，正義和邪惡的矛盾衝突都是原版中的經典，不是編劇的功勞。
《誤殺》作為一部犯罪片＋翻拍片，主創團隊的端正態度太難得。
按照原版的故事，背景照搬到國內肯定行不通。導演把故事搬到了泰國。
原版電影中，維傑是一個電視維修工；改編版改成了網絡維修工。
原版電影中，維傑一家去聽經；改編版改成了去看泰拳。
原版電影中，引起暴亂是因為最小的女兒被打；改編版中變成了警察掘了村民祖墳，所以被打。符合東南亞國家對祖先的敬畏傳統。
從文化背景的細節到結局，導演和編劇使出了渾身解術貢獻了這個完整的故事。它像一記重拳，它讓我們知道那些我拍成這樣都是審查制度的鍋這種話太荒謬。
當然，這不代表我不喜歡另一個更暗黑的結局。
業內人士一直呼籲儘快出臺分級制度，這肯定是合理的，我們也一直期待這天的到來。
但這不代表審查制度可以被當做創作無能的藉口。
當這樣那樣的藉口被逐個擊破，創作者是迴歸到創作中來，還是繼續尋找下一個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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