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前半葉的廣州
如果我們坐著時光機器回到19世紀的中國，很容易找到一個充滿著矛盾性的大都市——廣州。以現代人的目光來看，當時的廣州可謂是全中國最為國際化、商業化的都市。1757年，繼清政府解除明代頒佈的禁海令幾十年後，傲慢的乾隆帝再次開始了新的閉關鎖國政策。原有的各個對外貿易關口被強令關閉，整個中國沿海，僅流一處供洋商在中國做生意，這個地方就是廣州的粵海關。
乾隆
不過，在全球貿易的時代，歐洲商人們的熱情可不是那麼容易澆滅，對於商人們來說，還有什麼能比那白花花的銀子更吸引人的呢？清政府禁封口岸、僅留一口通商的結果，是令所有的西洋商人全部集中到了廣州，從而創造了一個國際貿易極為繁榮的大都市。從歐洲、東南亞、中東和美洲而來的商船停靠在廣州的海港中，帶來不計其數的商品。
多虧了發達的國際貿易，廣州城在中國國內的經濟地位不斷攀升。在一口通商局面還未確立下來的1754年，廣州共接納洋船27艘，稅銀52萬兩。而到了鴉片戰爭之前，這兩個數字攀升至200艘、180萬兩。廣州稅銀的很大一部分直接被運往京城，以支撐數額巨大的皇室開支，因此，廣州也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繁華的廣州
憑藉著臨海之利以及與西洋通商之便，廣州商業的發展十分引人注目。鱗次櫛比的店鋪、商販坐落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店主用熱情的語言招呼顧客前來購買；來自中國內陸、東南亞、中東以及歐洲的商品以令人驚異的速度流通；碼頭上，雜合了中文、英語、葡萄牙語和荷蘭語的廣式英語，成為各國水手、商人交流的獨特語言。在19世紀前期，廣州商業的繁榮，不會亞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
請點擊輸入圖片描述廣州港旁坐落著一個大商館，其名為“廣州十三行”。在鴉片戰爭之前，來自於西方的外商不得直接銷售自己的產品，而是要通過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十三行來進行代理。每一天，大大小小的洋商和他們僱傭的中國買辦都要頻繁進出十三行商館，與十三行的負責人交流生意。十三行的成員們精通商業，更知道如何處理清政府與洋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同時被清政府和洋人所信任。依靠著壟斷外貿帶來的鉅額利潤，他們以商人的身份，在重農輕商的古代中國獲得了很高的社會地位。
商館不但提供貿易代理業務，還有專供洋人學習漢語的教育機構、負責洋人起居的夷館。隨著時間的推移，清政府還賦予了十三行一項重要的任務：管理在廣州生活的洋人，讓他們瞭解中國的傳統與文化，以防這些從遙遠國度而來的“遠人”們作出不該做的事。在廣州，東西文化之間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像極了現在的國際大都市。
十三行的傢俱設施
引起“恐慌”的洋人婦女
但是，這樣的國際化場景只在廣州的一角存在，鴉片戰爭之前，廣州洋商的行動範圍大多被限制在商館區，其封閉性比日後的租界還要有之過而無不及，在商館區居住的外國人，也只能在指定的日期去廣州城中一睹中國普通人的生活場景，清政府規定，只有在逢八的日子裡，洋人才能被允許到商館區附近的地區遊玩一番。
商館區裡面的人不能輕易出去，外面的人也不能隨意進入。出了商館區和碼頭，我們會看到一番與商館區內完全不同的場景。這個大都市仍然是保守的，市民們穿著長衫、留著辮子，走在佈滿中國古代建築的大街上。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和忠君意識形態仍然佔據了統治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一眼望去，整個大街上竟然大部分都是男人。
描寫古代社會市民生活的畫中，少有女性出現
佔了國民總人數一半的女性，在舊社會中是很少被允許出門的。清朝治下的百姓們遵循著一條古老的行為規範：“男女授受不親”，如果一個女性隨意與其他家的男性對視、交流甚至有肢體接觸，會被視為對於倫理綱常的破壞。如果給予女性行動自由，她們難免要與其他家的男性接觸。所以，最好的方法便是將女性鎖於閨門之中，禁止隨意外出。因此，在古代中國，女性只有在節日或宗教儀式中，才可走出家門，進行正常的社交活動。
而在此時的西方社會中，兩性觀念雖然仍未完全解放，不過並不存在中國這樣嚴格的束縛。女性不但被允許上街，而且是社交場上相當重要的成員，舞會之中、餐桌之上，隨處可見風度翩翩、談吐得當的西方婦女；在著裝上，女性沒有被要求將自己的身體遮得嚴嚴實實，反而可以隨意穿上束胸、露肩裙等能體現自己女性魅力的服裝。總而言之，西方女性享有著與男人同等的自由，這種自由與中國舊社會倫理的條條框框格格不入。
不難想象，東西方之間性別觀念的差距，會給清朝人帶來多大的衝擊。當傳統的衛道士走在岸邊的街市上時，會看到濃妝豔抹、金髮碧眼的洋人婦女走在街上。她們的穿著現在看來並無不妥，甚至有些保守，但在清朝的衛道士看來，這簡直是傷風敗俗。不僅如此，這些女性還與身邊的西洋男人摟摟抱抱，簡直如同招攬顧客的青樓女子一樣，成何體統！
1759年，乾隆朝的大臣李侍堯被授予兩廣總督之職。一口通商格局自1757年開始，已經實行了兩年。李侍堯要面對的，便是一個外商不斷聚集於此的廣州。為了更好的管理洋人事務，李侍堯上書乾隆，在他的奏摺中，李侍堯擬定了一份防範外夷條規，其內容包括“銷貨後依期回國，不得住冬；商館毋許私行交易；毋許貸與內地行商貲本”等規定。
李侍堯
荒唐的是，這份規章竟將外國婦女列入了禁止入省的禁物！章程規定，外商不得僱傭中國僕婦，而外國婦女也不允許進入廣州，連夷館也不得進入，只能待在船上或是不遠處的澳門。乾隆批准了這個奏摺，規定馬上實施。站在我們現代人的角度來看，這條規定何其可笑！但在清朝人的眼裡，這些金髮碧眼的外國女性，卻真的有如此強勁的威力，足以動搖綱常倫理之根本。
清代基層官員的腐敗懶政是出了名的，在涉及大量金錢交易的通商口岸尤為如此。但是，對於禁止番婦入省這條規定，官員們卻執行得相當認真。1769年秋天，一名名叫啡咭的英國商人私自帶領婦女進入商館住宿。此時李侍堯仍在任兩廣總督，當得到消息後，他立刻派遣軍隊和專船，將這對違反規定的洋人男女押送澳門。
不過，即使清朝官員百倍防範，也防不勝防。從防範外夷規定頒佈後，依然陸續有外商通過各種渠道把洋人女性帶到商館區。不過一般來說，外國商人幹這種事時都要偷偷摸摸的做，而不能正大光明的違反禁令；而清朝官員也不能每天都對夷館進行大搜查。總體而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雖然洋人女性與清朝官員的“捉迷藏”仍然不斷，不過所幸沒有發生過大的外交事件。
但是，在1830年，一件由於洋人婦女進入廣州而引發的外交事件震動了整個廣州。事件的主角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粵大班盼師（William Baynes），他帶著妻子與葡萄牙女傭進入廣州。這位盼師平時便對清政府的各種限制感到不滿，他主張以強硬態度對付清政府，因此，盼師的這次行動充滿了挑釁意味。
盼師一行人並不像其他洋商那樣，偷偷摸摸的把女性帶到商館區，而是正大光明的走在廣州的街上，直到商館區方才停下。而且，盼師違反的不止一條規定，還有另外一項被禁止的事項：乘轎行路，在當時管理駐粵洋人的章程中，這也是被禁止的。
盼師的挑釁行為馬上引起了兩廣總督李鴻賓的警戒。李鴻賓在得到消息後，立馬派人告知盼師，迅速將同行的洋人女性送回澳門，不然他們將被強行驅逐。盼師也是個硬漢，他強硬地拒絕了李鴻賓的要求，還聲稱清政府是在侮辱他的妻子。事件不斷升溫，到了後來，李鴻賓甚至派遣軍隊包圍了商館，並切斷了商館飲食；盼師也不甘示弱，令衛兵架起大炮，隨時準備轟擊清軍。武裝衝突一觸即發。
隨後，在公行翻譯蔡剛的調解下，亦因為盼師本人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商館的衛兵撤去了大炮。但盼師仍以妻子身體不好為名，繼續將妻子留在商館內。見到此情此情，李鴻賓使用了更絕的辦法：切斷與英商的貿易。由於盼師是東印度公司的官員，他被派往中國的任務便是保證貿易有效進行，而李鴻賓切斷貿易這一手可謂絕妙，這樣的話，盼師不僅僅要面對清政府的壓力，還要面對東印度公司高層和在華英國商人的指責。
最後，盼師不得不將妻子送回澳門，李鴻賓也停止對商館的包圍，解禁了中英貿易，一場鬧劇就這麼結束。盼師事件後，李鴻賓制定了更為嚴格的《防範外夷章程》，在這份章程中，禁止番婦入省被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此後，番婦不入廣的局面一直持續，直到鴉片戰爭之後，外國商人、大使們才能正大光明地將妻子接到通商口岸。
防範外夷條規
結語
清政府對於西洋婦女的提防，在現代人看來，似乎只是個笑話。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前，這卻是個非常重要的倫理問題，外國女性的開放，是對中國古代兩性觀念的重要衝擊，因此，清政府會對番婦入粵之事給予如此高度的重視。從這些事件之中，比起批判清政府的上綱上線與保守思想，我們更加應當思考，當兩種異質文明相遇、接觸，併發生文化衝擊時，衝擊的雙方是如何看待對方的。
對於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外關係，我們總是將其想象為驕傲自大、不可一世的清朝通過各種方式鄙視蒸蒸日上的西方國家。但是，從番婦爭端之中，我們卻看到了清政府的另一面：憂慮、驚慌與恐懼。普通的西洋婦女，竟然會令清廷如此擔憂，被清廷視為倫理的破壞者。這似乎是在告訴我們，在文化衝擊發生時，雙方想到的並不是自己多麼多麼優越，而是對對面那個陌生的文化，那個第一次接觸的“他者”，感受到恐懼與牴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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