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吴仪颖，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护士，1994年出生的我，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见到了最频繁的生离与死别，2月15日，18床的叔叔离开时，我在上夜班。拔掉氧气罐与插管，耳朵和鼻孔塞上棉球，遗体消完毒，裹上两层床单，然后推到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等着殡仪馆的车来接走。
从病房到走廊楼梯口，总共50米，但推行病床时走的很慢，平时几十秒的路程，足足走了八分钟。我们不能让他的头碰上任何东西，让他走的顺顺利利。走廊里摆着治疗柜，行进时特别要小心翼翼。行进中我喊着：老先生，一路走好。这是一位护士姐姐交给我们的仪式，庄重而悲伤。没有一个家属，这是一场安静的送别。短短的50米，我感觉走的很漫长。
如果没有接到1月24日下午的电话，我将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在愉快的假期里迎接春节的到来。1月24日下午5点半，单位打来了电话，通知我收拾行李，两个小时后出发去武汉。来不及吃晚饭，七点多从家里出发，飞机临近午夜才起飞，飞机餐成了年夜饭。
1月26日下午，我被分到了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我年龄最小，照顾的是病区最轻的医组。这个组有4个病人，3人意识清醒，但是都无法大小便，我帮他们垫便盆，擦屁股，都是男病人，他们会一直说不好意思。病情最重的老人，吃饭需要喂，吃饭要拿开面罩，一拿开面罩，氧饱和数据就往下掉，只能吃一口饭，戴一会面罩。一小碗稀饭加一个包子，喂完用了一个半小时。
2月10日夜间，19床的病人没有挺过去。2月18日早晨，18床的老大爷也走了。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心里还是很难过。2月12日，18/19床又住进了新病人，16床住进了一位24岁的小哥哥，虽然很虚弱需要帮他喂饭喂水，但他很乐观，开玩笑的说，来医院还挺好，有漂亮的护士姐姐喂饭。这一瞬间让我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可以开心的笑一笑。
随之而来的仍是坏消息，2月15日再上夜班时，同事告诉我新来的19床病人已经走了，不久，18床的病人也停止了心跳。2月20日，听说17床的叔叔也走了。我感到特别震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换班的时候他还好好的，还能玩手机，前一天，他躺着一直举着手，好像要握拳却又没劲，我耳朵靠近他的嘴巴，听到声音细微的“加油”。我马上用手握拳在胸口，回了一个“加油”。
我在重症监护室待过，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频繁的送别。47岁的肖贤友留下了11字的遗书，我还深深记得这封遗书，一共两行字，每一个字笔画都很凌乱：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伟大，也看到了他的平凡，我特别想，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想一切回归正常，想摘掉口罩回家。但是，回家之前，我一定游遍武汉，吃遍武汉，去看一看长江边上的黄鹤楼。
今天，在我工作的病区楼下，白玉兰已经绽放枝头，这是迎春而开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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