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類政治不能脫離地理環境，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是地緣政治。 國內外對地緣政治的定義很多，差異也很大。"地緣政治"具有兩個層面的不同內涵：一是指人類政治與地理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實政治；二是人們對這種現實政治的認識與理解所產生的觀念產品。第一種無疑是一個比較清晰的定義，指出了地緣政治是政治行為體擁有的一種權利，也是它們之間的一種靜態的空間結構和動態的政治過程。
在既有格局內，雖然各政治行為體的自然地理環境比較穩定，但是在人文地理方面，比如國內政治程度、經濟實力、軍事力量、文化觀念、交通運輸以及人口等等，都會在不同的時間產生不同的變化，這是一個變化過程。同時這種格局內的動盪也會導致政治行為體之間的關係變化。各政治行為體為了使自己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最大化，也一定會將之前的涉外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
明朝疆域
明太祖朱元璋在"宗藩"地緣政治理念的影響下以及立足於明初的地緣政治形勢，確立了明朝對外兩大政策，即海禁政策和朝貢貿易。繼承者們也根據地緣政治形勢的不斷變化，將對外政策進行不斷調整和改進，這種調整反過來又影響了明朝的地緣政治形勢，二者在東亞"宗藩"地緣政治格局內不斷互動。
對外政策是國內政治的延伸，一國的對外政策是國內外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地理環境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外政策，尤其是宗藩政策，一般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本國的地緣政治需要，並且順應其形勢格局的不斷髮展、演變。其中的演變有驟變，也有長期積累起來的量變，本文從地緣政治的視角審視明朝的對外政策，探討其形成和調整的原因。
朱元璋
明朝的地緣政治概況
自先秦以來，在東亞大地上長期維持著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宗藩 "地緣政治格局，這種格局直到 19世紀 90年代才最後解體。這是一個以華夷之辨為基礎，以封 、貢為主要內容的區域型地緣政治格局，其結構模式是由中心到藩屬。天朝上國明朝處於格局的中心自不待言，對周邊藩屬國進行冊封，藩屬國則向中國稱臣進貢。這種格局的穩定有賴於中央王朝的強大，一旦中心力量衰弱，藩屬國強大到足以入主中原，就會出現邊緣向中心轉化的情況。
明朝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封建王朝，它的對外政策深受傳統"宗藩"觀念的影響。明朝建立（公元1368年）後，朱元璋致力於修復遭元末農民戰爭破壞的社會秩序，為了彰顯國力，他在即位之初就遣使報高麗、安南、日本等國，招徠四方之國前來奉表朝貢。經過他的一系列外交努力，新王朝初現了"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熱鬧景象。終明之世，前來朝貢的國家和地區眾多，《明史 》中載有148個，他們分佈於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遠至東非。
高麗
《明實錄》記載："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商賈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渤尼、彭亨、百花、蘇門答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十國"。
明朝之所以還維持著傳統的"宗藩"地緣政治格局，主要是因為明朝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與此前的歷代封建王朝相比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中國曆代疆域雖有變更，但大體與現在相當。這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區間，四周的屏障有效地制約了中國與世界其它地區的聯繫。但中國內部的自然條件卻十分優越，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長期遠遠高於周邊國家和地區。所以，東亞"宗藩 "地緣政治格局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維持的現實條件。然而，明朝所處地緣政治環境較之歷代都有所不同，因而它的對外政策就呈現出自身的特點。
唐朝時期的宗藩體系
明初地緣政治與外交政策
明朝重建"宗藩"體系之後，如何處理中央王朝與"四方蠻夷"的關係？朱元璋確立了"不輒自興兵"這一對外關係的基本準則。因此開列了朝鮮、日本、安南等 15個明朝的不徵之國。朱元璋在對外關係上本來就不務遠略，而明初險惡的地緣政治形勢更加劇了他的保守自閉心理。
《明實錄》記載："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 不可輒自興兵。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北虜南倭"在洪武時就已成為令明廷極為頭痛的地緣安全大患。在北方，北元 勢力依然強大，順帝帶著整套政府機構北走大漠。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所以 "元亡而實未始亡"。北元虎視眈眈，成為威脅明朝生存的心腹大患。在南方，海疆不靖。此時正值日本南北朝的混戰年代,潰兵敗將亡走海上，夥同不法商人，"出沒海島中"，殺人越貨，中國"沿海之地皆患之"。
北元
因為有北元的嚴重威脅，明王朝不得不把軍事重心置於北方。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軍遠征漠北失敗後，他便實施起"固守疆圉"的防守戰略，通過修長城、築城池、屯重兵、守隘口、封塞王等多項措施，建立起比較穩固的北方防線。此外進行"海禁"政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以胡惟庸勾結日本圖謀不軌為藉口，斷絕了中日聯繫，實行起嚴厲的海禁政策，通過這一系列的禁海措施，建立起一道比較堅固的海上長城，試圖以此阻擋來自海上的倭寇和反明勢力。
明朝中期基於地緣政治進行對外政策的調整
進入正德朝（公元1506—1521年)明朝的地緣政治形勢又惡化起來。在國內，皇帝昏愚、政治腐敗、財政困難。周邊幾無一處安寧，北方的蒙古騎兵不斷寇邊，西方的土魯番剽掠甘肅，東邊的倭寇氣焰更加囂張。而對明朝地緣安全形勢帶來最不利影響的則是西歐人的東來。
倭寇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一支葡萄牙艦隊載著赴華使臣來到廣州城下，要求入貢。明廷為國家安全考慮，拒絕了葡萄牙的入貢要求，且囚禁其使臣。接著，明軍又把葡人驅逐出屯門島，並取得了 "西草灣之戰"（公元1522年）的勝利。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發生的"爭貢之役"更觸動了明朝君臣的安全神經。
《明實錄》記載："佛郎機最號兇詐，兵器比諸夷獨精。前年駕大舶突進廣平 （東）省下，銃炮之聲，震動城廓；留驛者違禁交通，至京者桀驁爭長。今聽其私舶往來交易，勢必至於爭鬥而殺傷，南方之禍殆無極矣"。
西草灣之戰
"爭貢之役"使朝野大為震驚，日本人在中國境內竟如此肆無忌憚，地方守軍竟軟弱到制服不了一夥外國貢使。時任兵科給事中的夏言上疏，痛陳海禁鬆弛之危害，並認為倭寇之患起於海上，明世宗一怒之下，將市舶司罷除。同時，對不按規定入貢的各國貢舶一律阻回，嘉靖帝還幾次下令禁民間造雙桅大船，禁窩藏番貨，對知情不報者實行連坐，海禁頓時又嚴厲起來。
正德後朝貢貿易的銳減，明朝本不看重南洋地區。西歐人東來後，明廷無力也無意去與他們爭奪這些"蠻夷"小國。明廷放棄這些海上外圍屏障，不僅使朝貢國家大為減少，而且給國家安全帶來不利影響，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後來就以南洋為基地，騷擾中國沿海地區。
明武宗
評價
海禁與朝貢貿易是"宗藩"地緣政治理念自身矛盾運動的結果。明王朝既希望 "萬國來朝"，又希望"優越"的農耕文明不受遊牧民族和海洋民族的侵擾，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對外只進行官方往來，堵塞一切民間渠道。海禁從消極的一面進行防堵，朝貢貿易則從積極的一面加以補充，明王朝似乎很安全了。
但這兩大政策極損國家經濟，海禁讓很多瀕海小民失去生計，朝貢貿易更是損己利人。朝貢國貪圖朝貢過程中的高額商業利潤，以朝貢為名，行貿易之實，頻頻遣使入貢。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採取措施限制朝貢，不僅兩度罷設市舶，還規定了朝貢國的貢道、貢期、入貢船隻與人數，實行勘合制度。洪武二十七（1394年 ），他認為多數海外蠻夷之國不能夠真誠同明王朝進行朝貢貿易，因此便逐漸斷絕了與大多數海上之國的聯繫，僅限於周邊幾國。由於對朝貢有諸多限制，到洪武晚年形成了"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的局面。
朝貢貿易與海禁政策是互相補充的。要嚴海禁，就必須擴大朝貢貿易規模；而擴大朝貢貿易規模，則傷損國家經濟。所以到仁、宣之後，適度的朝貢貿易規模、較松的海禁以及一定範圍內的走私貿易維持著海面的相對平靜。西歐人東來後，中外交往的要求更加迫切。葡萄牙人沒能與明朝建立起朝貢貿易關係，在武力上又敵不過明軍，他們就搞起了走私貿易。
即使如此，東亞"宗藩"地緣政治格局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西歐人雖然開始進行海外貿易、殖民活動，但重點在美洲，往東方的實力有限，又經內部消耗和距離磨損，達到東亞時已是強弩之末，以他們有限的實力無法把古老而強大的 中國帶入到由他們所啟動的新的歷史潮流之中。總之，明太祖朱元璋確立的海禁政策和朝貢貿易在終明之世並沒有被廢除。他的後世子孫根據地緣政治形勢的變化進行對外政策調整，這種調整反過來又影響到明朝的地緣政治形勢，二者在東亞"宗藩"地緣政治格局內互動。
參考文獻：《明實錄》、《大明會典》、《明夷待訪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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