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造像

顾炎武之《肇域志》可称中华书林之一大奇书。顾氏学问博大，世人言其代表作品，咸推《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至于《肇域志》可谓皆闻其名而莫能述其详。亭林先生遭遇明清嬗代之际，天下一大变局，既有亡国之痛，“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之慨，又深衔明末谈玄弄虚，帖括清言之风气，遂力倡健实学风，经世致用，企图以学术影响整体。王国维曰：“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以亭林为国初学风之开山，盛赞其“大”。赵俪生先生则认为顾炎武所治乃综合性学问，又能大胆拥抱现实政治，相对乾嘉学派，形而上之局限较小，故言其“大”，允称的论。试想以一人之力，发愿编纂全国性地理总志，是何等的大魄力。于相对单纯的历史地理沿革考述中贯穿“天下利病，生民疾苦”之主线，并探究治国平天下之真谛，又是何等博大的人文情怀。顾氏孜孜于此道二十余年，颠沛流离，糊口四方，仍不悔其志，不改其乐。虽说未能如徐霞客足迹遍及十四行省，但能于流寓北方之际，尽其所能，实地考察。其与“琐琐于典籍文字之间，而不稽于道里徒步之下”者不可同日而语。所称“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经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即是其知行结合的真实感受。至于撰述过程，按其自序云：“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与其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相同，历览者尚及“一代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册之类”，故《肇域志》一书蕴含历史资料信息量极大。明末迄今已三百五十余年，沧海桑田，天灾人祸，亭林先生所见之书今已佚失者不为少数，赖其迻录而精华尚存，此实学界之幸事。由于亭林先生见解高超，凡所辑录，皆有断制（书中大量的眉批、夹注、旁注中可窥一斑）。故《肇域志》一书不仅如梁启超所云：“实为大规模地研究地理之嚆矣”。更是顾氏经世致用思想之实践，乃全方位研究近现代社会史的“实录”。称《肇域志》为“奇书”，盖为前所未有，此其一也。

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肇域志》

《肇域志》书稿初成于康熙元年（1662年），时顾氏已过“知天命”之年。虽然在二十年后供职山东通志局时，利用该局“郡邑之书颇备”，得以将《肇域志》之山东部分厘正成体统一，考辩精详之《山东肇域记》，但毕竟已过花甲，无力对《肇域志》全书修订杀青，“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只能寄望于“后之人有同志者续而传之”。康熙二十一年，亭林先生在曲沃谢世，所有存稿被携至北京，由其甥徐乾学、徐元文保管。据说，此时已有部分散失。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距顾氏谢世已逾百年，于《肇域志》而言，不仅薪尽未有火传，继起厘订或刊刻流布者缺乏，甚至连稿本为德清徐庆宗所得时亦已非完璧，所缺失者为京师北直隶、江西、四川、广西四部分，终成千古学案之憾。而其余十一部分，历时两百余年，辗转多人之手。道咸同光以至民国，国势日下，内忧外患，与康乾盛世相较，不啻天壤之别。然而终以多方有识之士宝爱先贤遗墨，或觅购珍藏，或相与转抄，致使这部巨作所存十一部分总体未再有佚失，以相对之完整之原貌流传至今。此又不可不谓其奇之二也。

顾炎武手稿

顾炎武作为学坛大师，继往开来，其成就是多方面的。《肇域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虽性质近似，均为历史地理著作，但前者侧重政治，后者侧重经济。由于顾氏属意于日后删补定稿（如《山东肇域记》），故《肇域志》稿“造端宏大，仅有长编，未有定稿。”十一部分中，资料最详尽者为南直隶、陕西，其次为山东、山西、河南，再次是湖广、浙江、广东，最简略者为福建、云南、贵州。除布政司外，府州县内容详略相差亦甚为悬殊。这主要原因是客观原因。修志风气在有明一代臻于极盛，但良莠不齐，有的方志内容详尽，质量上乘，有的则疏脱简陋。顾氏一向精于鉴别，四库馆臣称其“博瞻而能通贯”，“引据浩繁而能牴悟者少”，然而亦不得不为第一手资料所囿，虽多瑕疵而不及纠补，此亦无足深责。对于征引资料，顾氏已有一定体例，以剪裁编排，并加以考证，择善而从。但由于涉诸实在广泛，尤其是府州政区系统完整者编完后又有新的发现，只能另录于后，故各篇自成起迄，显得编排凌乱，次序有待调整。至于失于考订的纰漏、错简、重出等等，也所在不少。再兼原稿经多次转抄，鲁鱼亥豕，更不能免。凡此都是《肇域志》稿本缺陷，使校勘整理出版的难度极高。

顾炎武《肇域志》插图

对《肇域志》整理出版有开创奠基之功者为两位前辈：谭其骧先生和李一氓先生。其骧先生是当代历史地理学界的领军人物，自然深知亭林先生未刊稿《肇域志》的巨大学术价值。一氓先生为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前任组长，具有远见卓识与决策魄力。1982年当其骧先生提出整理出版《肇域志》的建议时，立即得到一氓先生支持，列为全国重点项目，拨给启动资金，并电示上海、云南两地政府有关部门予以支持。参与整理工作的学术力量颇为雄厚，堪称一时之选。上海方面，有复旦大学王文楚、葛剑雄等先生，云南方面，有云南大学朱惠荣等先生。双方在1982年至1985年于上海、昆明两地共召开工作会议四次，择定所用底本与参校本，商定点校凡例，斟定点校样稿，且分配了点校任务。整理《肇域志》之底本，择定为保存最为完好、最能反映稿本原貌的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参校本有四川省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本及南京图书馆藏盋山精舍南直隶部分十册，竹书堂浙江部分二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畿部分十册，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应天府部分三册。为纠正原稿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后又决定除校本外，尽量利用史书及明清方志进行他校。作出他校的决定可称非具不凡的魄力和深厚功力者莫办。因为《肇域志》征引资料翰翰浩浩，他校既具难度又极为繁重。据统计，全书共校勘记一万三千五百余条，校勘引用史书、子书、类书、字书、文集及明清民国总志、方志多达数百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部校勘记系《肇域志》作了一次笺证，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于不同需求的读者而言，无疑是解读、发挥《肇域志》之成果，顾炎武的思想都极有裨益，抑或研究可谓功德无量。当今学界风气，颇多所动，不计成败利钝，数年如一日作大量学术投入者可谓难能而又难得。奇书奇遇，此则可称其三。

奇书《肇域志》沉沦将近四百年，终于否极泰来，得以以点校整理本形式直面世人，是可告慰撰述者顾炎武在天之灵。在此座学术丰碑上，自应镌刻整理事业开创者谭其骧、李一氓及最后总其成者王文楚之姓名，而所有勠力共事、克竟厥功者亦将与巨书并存，传芳后世。

（本文根据蒋维崧先生的手稿整理编辑，文中所有图片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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