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與朵拉出席歡迎宴會
羅素帶著真誠而來，但種種錯位和誤讀，最終使人們由期待變成了失望。對於報刊上出現的羅素主張，陳獨秀曾寫信質詢，但沒有收到回信；毛澤東在湖南聽了羅素的講演，說他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魯迅、胡適、周作人等各派人士對羅素也是各種“看不慣”。雖然遇到了種種尷尬事，但這位名哲對中國卻充滿善意，並且在臨別之前留下諸多發自肺腑的建議。
如今，羅素的中國之旅已成歷史，但他在1922年寫就的《中國問題》一書，仍有很多真知灼見言猶在耳。
羅素（左二）與張申府（左五）在中國公學合影
接到講學邀請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伯特蘭·羅素恐怕是西方哲學家中名氣最大的了。他不僅名頭多，而且壽命長、情人多、段子多，以至於今人仍常在微博、微信裡遇見羅素，品味著他的隻言片語。
一百年前，羅素在中國知識界中的聲望，更甚於今。
新文化運動興起時，張申府是《新青年》的編委，他首次在雜誌上向國人介紹了羅素。1919年至1920年，在不足14個月裡，張申府就翻譯、註釋和撰寫了10篇羅素論文。《新青年》只給三個人辦過專號：前兩個是馬克思和易卜生，第三個就是羅素，其學術地位可見一斑。
對這段歷史，張申府曾驕傲地寫道：“有些現代的新學說新人物是我第一個介紹到中國來的，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個翻譯的，後來都流行了，比如羅曼·羅蘭、羅丹、羅訥、巴比塞、伊本訥茲等都是。以後大大同情中國的羅素尤其是，這是我對於國家的一種貢獻，我深自引以為光榮。”
對於這位25歲的羅素專家，羅素本人是認可的，他曾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講：“中國的張申府先生，比我還了解我的著作。”
作為建黨時期的重要人物，張申府曾和陳獨秀、李大釗聯手創辦了《每週評論》，還是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1922年，張申府以“R”為筆名在共產黨刊物《少年》上頻繁發表文章，採用這個字母有三層涵義：“俄國”（Russia）、“紅色”（Red）和“羅素”（Russell）。這個筆名的意思，即“我是紅色的羅素”。
從張申府身上，中國知識界對羅素的崇拜，可見一斑。當時北京大學還做過一次民意測驗，問題是：“中國之外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參加者1007人，測驗的結果是列寧第一，威爾遜第二，羅素第三。
其時國人敬重羅素，不僅因他是一位非常淵博的大哲學家，更因為他是社會改革的導師，是勇於為民請命的耿介之士。
羅素出身於英國伯爵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他，他宣稱：“我是因為戰爭結果，從自由主義改變到社會主義。”作為著名的反戰人士，他發表了澎湃的時評政論，並因言獲罪，被革了職，罰了款，還曾入獄半年。
1920年五六月份，作為戰後西方世界的尋路者，羅素踏上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的土地。一心想取得“社會主義”真經的他，東奔西走地考察，與列寧等大人物對談，歷時一個月，但看到的卻並非是他所想象、嚮往的社會主義。他感慨人民的生活依舊貧窮；也不喜歡個性受到限制；空氣中瀰漫著的壓抑感，讓他感到疑惑、失望。
6月30日，回到倫敦的羅素，被深深的幻滅感折磨著。恰在此時，在大量積壓的信件中，他意外地發現了一封來自中國的講學邀請。
信中邀請他到中國講學一年，酬金除往返差旅費外加2000英鎊，講題包括哲學、科學和政治思想等內容，具體由本人自定。然而，羅素卻很難把這封信當真，信中沒有講明主聘單位和具體的講學地點，寫信的傅銅和轉寄此信的繆爾赫，羅素更是全然不認識。
抱著開玩笑的心態，羅素回信要求對方先寄200英鎊定金，沒想到對方痛快地寄來了支票。誰會拿這麼多錢開玩笑呢？羅素當時處於低潮期，情感不順，政治上也受到左右兩派的圍攻，正想找個地方散散心，他7月6日覆信，答應“本年或明年秋間必可來華”。
2000英鎊的講學費用，並非小數。為此買單的神秘機構為什麼連自己的大名都不提一下？原來，這是一個梁啟超正在籌辦的機構，當時只有構想，沒有實體。
有一種觀點認為：邀請羅素講學的“總負責人”，不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也不是蔡元培、胡適，而是發表了悲涼的《歐遊心影錄》，從而有“守舊復古”之嫌的梁啟超，難免“有點令人沮喪”。然而，從講學社的緣起及運作方式看，此事又非梁啟超不可。
請知名學者訪華，不僅費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迴講演，組織工作繁重，需要眾多資源，這就決定了，必須要有跨團體、跨區域、跨學界、跨思想界的大合作。
1919年杜威來華，起初是應胡適等弟子之邀，但他抵達後，北大的預算卻出現了嚴重缺口，事先承諾的酬金，一時無法籌措。胡適和蔡元培一籌莫展，只好求救於教育總長範源濂，後者“極力主張用社會上私人的組織擔任杜威的費用”，並邀請尚志學會、新學會等籌款加入。
尚志學會等幾個學會雖然名稱不同，但背後的掌舵人都是梁啟超。梁啟超雖然與胡適政見相左，但卻慷慨伸出援手，促成學界共襄盛舉。後來，杜威續聘一年，也是靠梁啟超的講學社出資。
依戲劇大家焦菊隱的說法，歐遊歸來的梁啟超，告別政壇，轉入文化教育，非但不是“悲涼”、“守舊復古”，相反，他抱雄心壯志，想高舉新文化大旗，在中國大幹一場。
為此，梁啟超規劃藍圖，組建了三個機構：一是讀書俱樂部，與松坡圖書館合併，提倡研讀新書；二是設立共學社，與商務印書館合作，編譯出版新文化叢書；三是發起講學社，每年請一位國際知名學者來華講學。
梁啟超在歐洲時，曾登門邀請過“生命哲學”的創始人柏格森，但他因故不能來。
恰在此時，杜威在講演《現代三個哲學家》中多次推崇羅素，稱其為西洋三大哲學家之一，稱其數理哲學深奧得連自己也不明白，中國知識界對羅素的熱烈期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敬芳和傅銅向梁啟超提議邀羅素來華講學，梁當即表示同意。於是這封信由北大哲學系講師傅銅執筆，寄給他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留學時的指導老師繆爾赫，並由繆爾赫加上他本人的介紹信，轉寄羅素。
信寄出去的時候，講學社還八字沒一撇，所以就沒寫主聘單位。
最初，梁啟超僅考慮以中國公學的名義請羅素，或再加上尚志學會與新學會，以便分擔費用。後徐新六提議，“大學一部分人必邀其幫忙”，這不僅在京有益，羅素到各省講演，尤其需要藉助教育界人士。
傅銅的意見則更顯開闊，他把此事提高到了國民外交的高度，宜作長久計，年年延聘。這種類似基金會的設想，使得組織不再侷限於民間，可以理直氣壯地向政府“化緣”。
梁啟超在寫給張東蓀的信中寫明，講學社“經費政府每年補助二萬元，以三年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萬元有奇。”
五四以後，教育經費緊張，連北大老師都常被欠薪。兩萬銀元按購買力計算，相當於現在的好幾百萬，堪稱一筆鉅款。要不是梁啟超當過北洋政府的財政部長，又肯親自向大總統徐世昌遊說，怎能獲如此支持。
9月，梁啟超與蔡元培、汪大燮等人正式成立講學社，羅素成為該社聘請的第一位學者。
在講學社的推動下，1919年至1924年，先後有五位國際著名學者應邀來華講學，包括杜威、羅素、孟祿、杜裡舒和泰戈爾，他們分別來自美、英、德、印四個國家，每人講學時間不等，長者兩年多，短者數月。
對每一位大咖，主辦者都會安排中國學者介紹其學說梗概，預為鋪墊；組織大江南北巡迴演講，配以高手翻譯；媒體全程報道，許多報刊雜誌還辟有專欄與專號；講演中譯稿不僅全文刊發，且迅速結集出版，各地熱銷。
在長達六年的時間裡，每年都有一位享譽世界的學者在華講學，每年都形成一個熱點，雖然學者的影響各有側重，但作為整體，構成了五四後的文化壯舉。
遺憾的是，五四以後，中國的文化界已經出現分化，有講“問題”的，有談“主義”的，還有強調“東方文化”的，在中國應如何改造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知識界陷入了深深的分裂。
雖然講學社想把羅素作為中國新知識界共同的客人，但由於梁啟超曾是民初“進步黨”的黨魁，在五四時期還領導著由“進步黨”演化而來的“研究系”，因而由他們出面來邀請、接待羅素，自然也帶來了消極影響。馮崇義在《羅素與中國》就說，這樣一種安排，影響了羅素同陳獨秀、李大釗等激進人物的接觸。
對於中國思想界的恩恩怨怨，羅素自然不明就裡，他哪裡知道，訪華之旅從一開始就蒙上了陰影。
羅素所乘的郵輪在黃浦江上 趙元任攝
上海，初識的尷尬
博學的羅素，早就讀過中國的唐詩和老莊之書，他那本論述社會改造的書——《到自由之路》，卷頭就題有老子的名句：“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此時到中國去，也很契合他的心境。一戰的野蠻廝殺，讓他對西方文明感到絕望，對蘇俄的實地考察，又使他困惑不已。他熱切希望考察不同於西方和蘇俄的“異質文明”，從中國這個遙遠的文明古國尋求拯救西方的智慧。
他在《中國問題》一書中寫道，訪問蘇俄“帶給我可怕的心靈痛苦，覺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來越微。正是在這種心境中，我到中國去尋求新的希望”。
8月，他由情人朵拉·勃拉克陪伴，乘著“波多”號法國客輪，踏上了去中國的茫茫海路。一個多月的海上漂泊，枯燥、乏味。同船有一群羅素的英國同胞，知道他去過蘇俄，便都好奇地催他說說見聞。
羅素侃侃而談，但他的報告裡卻有所選擇。因為他已摸清這幫同胞有橡膠園主、大商人，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寵兒，他可不想在他們面前丟社會主義的醜。因而對蘇俄盡揀好話說，隱去了失望和不滿。
富人們立場鮮明，都無法容忍他的“親俄”“通共”的表現，更不滿他的“布爾什維克宣傳”。船到上海時，一幫人還情緒激憤地向船長提出，不許這個“反英分子”登陸上岸，更有甚者，偷偷給北京的英國總領事館發去電報，告發了他的種種“罪行”。
事情一下被升級、鬧大了。駐京英方人員立即給倫敦的外交部和國防部通報情況，迴音傳來，國防部認定依照《戰時條例》，對有顛覆行為的羅素應立即拘留或遣返回國。但一查《戰時條例》，這個月卻剛好過期失效。倫敦方面雖然放他一馬，但發出明令，對此人要進行嚴密的“內控”監視。
羅素僥倖逃過一劫，上岸後卻發現，竟然沒有東道主來迎接，這使他有點不知所措，甚至認為這次邀請也許是一個“奢侈的玩笑”。好在中國朋友很快來到船上，這才不至於讓羅素“夾起尾巴悄悄地溜回家去”。
沒人接船，不是中方招待不周，而是 “波多”號到得太早了。梁啟超早在九月中旬就安排學生蔣百里和羅素專家張申府趕到上海迎接，並且精挑細選了趙元任作為翻譯。由於羅素的學說十分深奧，因此譯者既要有充分的哲學素養，又要兼通數學、現代物理。選來選去，只有28歲的清華四大導師之一趙元任能當此重任。他當時在清華教心理、物理兩門課，被“借”後便匆匆抵滬，卻見“波多”號早已漂在江上，這才知道自己來遲了一天。
羅素本來不開心，但接待到位後，他的不快便消散得無影無蹤。中國人把他的衣食住行安排得妥妥帖帖，找不到一丁點兒瑕疵。朵拉在寫給母親的信中說，他倆受到的款待，就像國王和王后。
風度翩翩的羅素還登上了各大報紙的版面，他精瘦而幹練，黑白相間的花發，明亮的眼神，臉上掛著淡淡的笑容，給人謙和又善良的感覺。趙元任也在日記中記下對羅素的第一印象：跟我在照片裡頭看到的非常像，只是比我想象的更高些，更壯些，風度也更優雅些。
記者們想不到的是，這些報道，讓羅素度過了“三天我有生以來所經歷的最尷尬難堪的日子”。
美麗幹練的朵拉與羅素同船而來，羅素又刻意沒有介紹她的身份，於是媒體憑常理推斷，恭敬地稱呼她為“羅素夫人”。等記者弄清朵拉是羅素的“劍橋弟子”，而不是夫人時，又一陣著慌，急忙登報更正、致函道歉。
接到《申報》的道歉信後，羅素大度地回信說，這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根本就用不著深究、道歉，同時也轉彎抹角地說，“其實他倆的關係，除了需法律上的認可外，與夫妻也沒多大差別了”。
如夢初醒的記者們這才發現，眼前不就是一條爆炸性新聞嘛。上海的報章雜誌，頓時熱鬧起來。《民國日報》《婦女雜誌》等等報紙、雜誌，爭先恐後地推出了“離婚問題號”“羅素婚姻研究號”，借“羅素式婚姻”對包辦婚姻大加批判，將羅素的“自由戀愛精神”大大吹捧了一通。
雖然被中國人稱做“自由戀愛”，但羅素心裡清楚，這其實是大相徑庭的事。羅素與妻室多年分居，正在鬧離婚。婚姻之外，他享受著英國貴族圈風行的婚外戀、敞開式婚姻。到上海之前，他身邊還有三四個情人，朵拉只是其中之一。
介紹朵拉就夠讓羅素尷尬的了，應付絡繹不絕的上門者則更讓羅素為難：他對中國尚且陌生，但拜訪者，卻無一不是以他為改造中國的導師，等著向他索取真經的。如果他給出答案，未免太輕率，不給，中國人又腹誹他滑頭。
一封落款為“袁瓊生”的信可謂代表了當時進步學子的期待：“我們非常高興，您來救治中國學生的歷史性的思想病，我們亟欲求得關於社會革命哲學的知識。”就連孫中山都趕著來見他，只是雙方行程衝突而沒有見到。
羅素真正想看的，其實是“中國式”的風景，來華第二天他就在小橋流水的半淞園流連了兩個多小時。追隨羅素行蹤的記者們，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在報上披露說：“羅素先生之意，甚欲得知中國社會之實況，故欣然游上海，而不願注意租界內情形。”
當晚，七個知名團體聯合設宴，為羅素接風，陳獨秀等百餘知名人士參加。
第一次接觸這麼多中國人，羅素髮現，他們能用流暢嫻熟的英語和他交談，不時還表現出在這種社交場合所應有的恰如其分的詼諧。“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教養的人。”很久以後，他在自傳中寫道。
國人則回誇他“您是孔子第二啊”。其實誇某人“孔子第二”是中國文人慣用的客套，就在一年前，蔡元培就說過杜威是“孔子第二”。
也許是依然沉浸在半淞園的遊興中，羅素在晚宴中，幾乎聲聲不離中華幾千年的燦爛文化，更疾呼，對這樣的文化，中國人千萬要珍重保存它。
不想，頭一次的發聲就鬧出了風波。在《申報》的報道中，他的演說被冠以一個醒目的標題：“羅博士言中國宜保存固有國粹”。
“保存國粹”這四個字，一下觸動了許多人的神經。首先發難的是周作人，他在10月17日《晨報》上刊發《羅素與國粹》一文，劈頭就說：“羅素來華了，他第一場演說，是勸中國人要保存國粹，……但我卻不能贊成。”他還告誡說，“羅素初到中國，所以不大明白中國的內情，我希望他不久便會知道，中國的壞處多於好處，中國人有自大的性質，是稱讚不得的。”
張申府此時正住在陳獨秀家裡，一邊籌建共產黨組織，一邊追星似地跟著羅素。13日的晚宴，他也在場。他撰文為羅素辯護稱，這場風波是《申報》曲解了羅素的意思，把“保存國粹”四字加在羅素身上，“很恐不但誣了羅素，並要誤盡蒼生”。
雙方爭論之時，羅素已離開上海一個月，正在北京講學，他風聞上海由他引起的一場爭論，不得不投書《申報》，作了自我辯護。不知是出於真心抑或無奈，文中的他已經改了調門，鼓勵中國最活躍的改革者奮步前進，面對必然不可避免的“美術上損失”，可以“不予以過分之珍惜也”。
這場風波不大，但卻是一個轉折點：改變了最初一邊倒盡是讚歎、褒揚的氣場，對他的責難、質疑漸漸多起來。
羅素下榻的上海一品香飯店
長沙，引發一場論戰
在杭州時，羅素對西湖風光大加讚賞，“那是一種富有古老文明的美，甚至超過意大利”。當時天氣很熱，羅素他們坐轎子翻山，轎伕很是辛苦。走到山頂的時候，轎伕歇息十分鐘。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寫道：“我記得他們很快坐成一排，拿出菸斗，說說笑笑，彷彿世上沒有什麼愁心事。”
作為一個外國遊客，羅素讚揚中國轎伕的樂觀友善，這不能說有什麼錯，至少跟那些把中國人視為劣等民族的“洋大人”有著本質區別。但致力於國民性改造的魯迅，卻很不以為然，他在《燈下漫筆》中諷刺道：“轎伕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就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魯迅是從來不信“神”的，即使對被奉為神的羅素也如此。
杭州、南京之後，羅素又溯江而上，長江上的航行也讓他心曠神怡，“與在伏爾加河上旅行的壓抑、恐怖形成鮮明對比”。
在湖南長沙，杜威和羅素，當時世界思想界的兩大巨擘，第一次碰面了，同來的還有蔡元培、章太炎、張東蓀、吳稚暉等中國學界的重量級人物。
蔡元培即將往歐美作為期10個月的文化考察，在赴歐前，他特地趕到長沙，陪同羅素講學，並當面邀請其擔任北大客座教授。
這次中外名人學術講演大會，可謂風雲際會，也深深地影響了當時的一位書記員。1920年10月31日，長沙《大公報》刊登了一篇《和羅素先生的談話》，署名“楊端六講，毛澤東記”。其時，正值毛澤東參加和領導的湖南自治運動失敗，他不僅前往聽講演，還應邀擔任講演會的特約記錄員。
美國人杜威在長沙講的是教育哲學，學生自治；而英國人羅素，講的正是毛澤東最關心的《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因此毛澤東給羅素當速記員自然是順理成章。
講臺上的羅素一派英國紳士風度，神采奕奕，口若懸河，趙元任更是出彩，能用湖南方言進行翻譯，並且給英式幽默中的雙關語也找到中文的對應詞，逗得觀眾哈哈大笑。顯然，羅素比杜威更有人格魅力，但奇怪的是，他在觀眾中得到的認可卻遠比不上杜威。
社會主義有很多流派，羅素信奉的是基爾特社會主義，它否定階級鬥爭，鼓吹在工會的基礎上成立專門的生產聯合會來改善資本主義，奉行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
正因如此，羅素一會兒勸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會兒又對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蘇俄模式提出嚴厲批評。由於不能提供一個一面倒的意識形態，一個一錘定音的解決方案，觀眾先是疑惑不解，“最後是譏評四起”。
思想激盪之後，毛澤東在11月中下旬寫出了自己的想法，羅素“主張共產主義，但反對勞農專政，謂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這在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
當時三十歲出頭的張東蓀，是上海《時事新報》和《改造》雜誌主編，又兼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主任，自稱對羅素“佩服到一百二十分”。他回上海後，在11月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大家須切記羅素先生給我們的忠告》的文章，把羅素說成是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反對者。
這篇文章本就有斷章取義或假傳聖旨之嫌，又與布爾什維克思潮迎頭相撞，引得陳獨秀率先發難。他在公開信中對羅素表示不滿：你主張中國第一宜講教育，第二宜講開發實業，不必提倡“社會主義”，這話真是你講的，還是別人弄錯了？……這件事關係中國改造之方針，很重要，倘是別人弄錯了，你最好聲明一下，免得貽誤中國人，也免得進步的中國人對你失望。
據說，羅素曾給陳獨秀回過信，但是中途遺失了。不過，即便收到了，恐怕也難以讓陳獨秀滿意。此後，許多左翼人士都以為羅素是站在張東蓀一邊的。
12月，李大釗、陳獨秀、李達、陳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左派們火力全開，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藉著討伐張東蓀，重炮猛轟了一通基爾特社會主義。
以“南陳北李”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認為，中國若要發展社會主義，實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這種改良的方法，不僅“理所不可”，而且“勢所不能”。
關於改良還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論戰，跌宕起伏。羅素本人肯定沒想到，他的中國之行會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和組織上“由自發走向自覺”的重要一環。
依據現有資料，人們甚至無法證實羅素看到了陳獨秀的公開信。他從未回應這場論戰，只在自傳裡寫了一個笑話：
我要離開北京時，一位中國朋友贈我一塊極小的手刻板面，上的字跡細微難辨，他又將這段文字用優美的書法寫出送給我。我問他這段話說的是什麼，他回答說：“等您到了家的時候去問翟理斯教授吧。”我聽從他的意見這樣做了，才知道那是一段“巫師卜辭”，在這段卜辭中，巫師只是勸向他求卜的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位中國朋友是拿我打趣，因為我總是拒絕對中國人當前的政治難題給他們提出建議。
很長一段時間，羅素都避免談到“中國改造”的問題，更很少直接回答或給予明確的答案，總是以“對中國問題尚待觀察和思考”為由，予以婉拒。恐怕他心裡也清楚，自己說的話不過是“巫師卜辭”。
弔詭的是，羅素遭到“進步的中國人”抵制時，卻差點因為在華宣傳“危險思想”而被北洋政府驅逐出境。所謂的“危險思想”，可能是指他撰寫的《共產主義理想》一文，上海的共產黨小組曾將此文印為傳單。
羅素、杜威、趙元任在中央公園合影。
北大，每週講學兩次
羅素於10月31日抵達北京。講學社給他的待遇，比原先約定的還要優厚許多，除負責所有差旅費外，支付的酬金足夠租住一所寬敞的四合院。羅素與朵拉、趙元任一起住在東城遂安伯衚衕2號,他們用中式的古董傢俱佈置房子，還僱用了專門的廚師、家童、人力車伕和裁縫女傭，生活相當舒適。
羅素和朵拉在北京的家
他們經常把星期一作為休假日，並時常到天壇去做一日遊。“它是我有幸看到的最美的建築了。我們會無言默坐，沐浴著冬日的陽光，沉湎在和平靜謐之中，然後離開那兒回來準備以鎮定和平靜的心情面對我們自己那個混亂的歐洲大陸的瘋狂和苦痛。”
11月19日，講學社在北京美術學校禮堂為他舉行歡迎會。也許是對社會主義論戰有所感觸，梁啟超致歡迎辭，並藉此亮出講學社不分地域門戶的宗旨。他說：“我們對於中國的文化運動，向來主張‘絕對的無限制儘量輸入’……至於講學社，好像我們開一個大商店，只要是好貨，都要辦進，憑各人喜歡買哪樣就買哪樣。”
不過，梁啟超的胸懷並不是誰都有的。據趙元任晚年回憶，胡適告誡他要小心，不要上了進步黨的當，並試圖阻止他應聘羅素的翻譯，因為胡適認為，梁啟超等人想借機“提高其聲望，以達成其政治目標”。
對於胡適的牴觸態度，梁有所耳聞，並主動與他溝通過。1920年8月30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梁任公兄弟約，公園，議羅素事。”不過，胡適對羅素始終心懷芥蒂，訪華九個月中，他倆連一面之緣都沒有，甚至最後羅素的告別演講，也因“為雨後泥濘所阻”未能如願。胡適自己笑稱“無緣”，其實是“無心”。
或許是為了表明講學社並無“挾洋自重”之意，梁啟超等“研究系”人士與羅素沒什麼深交。在北大，羅素每週講學兩次，到1921年3月為止，除了臨時追加的一些單篇講演外,陸續還進行了5個系列的講座：“哲學問題”、“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會結構學”和“數學邏輯”，均與研究系的主張無關。
學生們等待聆聽羅素的演講
北大師生還發起了一個“羅素學說研究會”，羅素每週參加他們的討論會，自然也想把“絕活兒”數理邏輯，傳授給這些資深的中國弟子。但他只講過一次，學生都說聽不懂，還抱怨這不是哲學。連羅素都不得不承認，這些圍繞在他身邊的人，“除一人是滿清皇族外，都是布爾什維克”，他們不想聽技術哲學，只需要社會改造的建議。
一位自稱已經研究“哲學”多年的成員，在參加了該研究會第一次討論會後，便寫信給趙元任抱怨：“我發現他的研究班僅僅侷限於技術哲學，這使我很失望。現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參加以後的討論會。”
深入到學術領域的交流後，感覺苦惱的不僅是中國學生，羅素自己也開始抱怨：“當一切都變成了例行公事，中國的歡樂便消失了。”他感到，與北京的學生們在一起，對他本人的哲學進展毫無幫助，與他們討論高深的哲學實際上是徒勞無功。
不難想象，羅素在華十月，表面雖然熱鬧，內裡卻知音難遇。他也直言不諱地寫出對中國知識分子身上一些習氣的看法，比如：“中國人絕對有禮貌，喜歡阿諛奉承，但你仍會覺得他們很神秘，說話很含蓄。他們相互之間的對話經常讓我們不知所云。”
1921年春，在保定育德中學的一次演講中，禮堂沒有生火，而紳士的羅素堅持要脫掉外套演說，結果引發肺炎。連日高燒，最後竟至病危，不得已請杜威為他擬好了遺囑的草稿，還作為見證人在委託書上籤了字。
日本報紙未經核實就發佈了羅素的死訊，這個消息從日本傳到美國，又從美國傳到英國，和羅素離婚的消息登在同一天出版的英國報紙上，也讓羅素讀到了各種對於自己的訃告。作為報復，羅素日後回敬日本記者一個字條，“由於羅素先生已死，他無法接受採訪。”
自傳中，羅素還打趣說，中國人要把他葬在西子湖畔，並且修一座祠堂來紀念。“這並沒有成為事實，我感到有點遺憾，因為那樣我本會變成一個神，對一個無神論者來說，那倒頗為風雅。”
幸運的是，洛克菲勒集團提供了血漿，幫羅素闖過了肺炎這一關，讓他成了和杜威一樣長壽的哲學家。不過，他早已無心逗留，只想提前離開中國。在給英國情人的信中，他說：“患病之前我就已討厭中國的北方了，這裡很乾燥，而且人也冷酷無情。我深感疲憊，歸心似箭。”
另外，朵拉此刻已經懷孕，這是羅素的第一個孩子，他已經四十九歲了，一直期盼著自己能有個後代，此時他只想回英國迎娶朵拉，給孩子一個名分。
羅素和朵拉與趙元任（左三）等友人在天台聚會
7月，剛能拄著柺杖行走，他就迫不及待地買好了船票，準備與杜威同日離京。作為送給中國的禮物，他在歡送會上，作了《中國走向自由之路》的演講。這次，他再無保留，一口氣為中國提出了十幾條建議。
最讓中國人吃驚的是，他不再含糊其辭，而是就中國的現實問題、走什麼道路開出一劑藥方：國家社會主義。他說：“在目前產業幼稚、教育不普及的中國，不能模仿西方的模式採用民主的體制，而必須經過一個專制的過渡期。若避免資本主義而發展實業，需仿效俄國的方法，第一步惟有采用國家社會主義為最切當。”
“走俄國人的路”，這是當時中國共產主義者得出的結論，也是羅素最終指給中國人的方向。對此，保守派和改良派自然是強烈不滿。
張東蓀對羅素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羅素離華半個月後，他在《後言》中抱怨這段離別贈言“有許多地方和他向來的主張相矛盾”，“自己的思想還未確定，如何能知道我們呢？”
就連胡適都發現了：羅素雖然是梁啟超請來的助戰者，卻也是一位與他們的主張不那麼合拍的“助戰者”。他作了一首題為《一個哲學家》的詩來奚落他：“他看中了一條到自由的路，但他另給我們找一條路。這條路他自己並不贊成，但他說我們還不配到他的路上去。”
傅銅辯護道：“羅素認為基爾特社會主義對歐美各國最合乎理，與他勸中國人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並無衝突；因為歐美與中國情形不同，羅素提出的方案也不同。”
為什麼臨別贈言與剛來時的論調不一樣了呢？中英文化交流會常任理事李丹陽認為，與很多易於非此即彼的中國人不同，具有懷疑特質的羅素，不僅懷疑權威，也懷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不斷以現實觀照理論，修正對社會的認識。他這番話是在華經過近一年的觀察和深思熟慮後才講的。
巧合的是，就在羅素離開中國的當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羅素和朵拉臨別前與《羅素專刊》同仁合影。後排：從左到右，瞿世英、趙元任、王庚、孫伏園，前排：從左到右，蔣百里、朵拉、羅素。
“我願為中國人竭盡微誠”
7月10日，蹣跚而行的羅素離開了中國。這次中國之行以雙方面的失望告終：羅素失望的，是沒有為工業文明尋到解藥；中國人更失望，因為羅素太難被納入一個要麼激進要麼保守的簡單模子裡了。
相對於中國人要麼崇拜，要麼質疑的二分法，羅素則公正得多，他並沒有因為中國人的不理解和詆譭，而失掉同情心和理解力，並始終保持著對中國的熱忱。
1922年，羅素對自己的中國之行加以總結，寫就了《中國問題》一書 ，這也使他成了西方最走紅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
尤為難得的是，在中國最孱弱的時候，書中就預言中國必將崛起，並且能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強國。他期待梁啟超筆下的“少年中國”，在把強敵掃地出門時，也能留住中華民族特有的“溫文爾雅，恭敬有禮之風，率真平和之氣”。
這樣的判斷，並不是無原則的溢美之詞。他告誡中國人不可採取的兩個極端態度——全盤西化和盲目排外，即使今天，在對待外來文化時也依然適用。而他所批判的中國人的“貪婪、怯懦、冷漠”，不也是相當深刻嗎？
“我願為中國人竭盡微誠。”正是出於這種深切的理解，他呼籲英國當局歸還庚子賠款，並將香港和威海衛歸還中國；當中國發生省港大罷工和北伐戰爭時，他激越地為大洋彼岸辯護；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和杜威等發表公開信，嚴正譴責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假如早一點善待新中國，世界局勢當已好轉。”為此，他在朝鮮戰爭時斥責過美國總司令麥克阿瑟，也曾出面要求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
1962年，中印邊界發生衝突，這是當時國際最複雜和敏感的問題之一。
一份2008年解密的檔案顯示，羅素曾致電周恩來和他的劍橋校友兼老朋友尼赫魯，敦促雙方儘速停火撤軍。對於羅素的來信，總理還回了一封長信，詳細介紹了中印邊界的歷史形成問題。
羅素不僅把中國的立場傳達了出去，還派助理到邊界調停。當時為中國說話的人確實不多，毛澤東、周恩來當即決定請羅素訪華，並請何兆武等學者翻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不過，羅素年事已高，終究因為身體原因沒能來。
在錯綜複雜的歷史中，他既激進又保守，讓一切簡化模式為難。這恐怕，才是羅素，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應有內涵。
感謝人民大學歷史系高波教授接受採訪並提供幫助。參考書目：《羅素自傳》；蒙克著《羅素傳——孤獨的靈魂》；馮崇義著《羅素與中國》；朱學勤著《讓人為難的羅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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