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墨生：“流行书风”之思考

流行书风之思考／梅墨生

读到有关报刊论及“流行书风”的文章，觉得“流行书风”的概念确实尚无明确一致的看法。有文章认为“流行书风”的特征“是以拙丑及粗野狂怪为主旋律的。”并分析了其结字、点画方面的“横不平、竖不直”，“粗壮”、“颤抖”等等特征，指出这些对傅山山“四宁四毋”论的片面理解，是“流行风”产生的根源之一。但是，目前，人们朦胧中感受的“流行书风”似并不仅是指“拙丑及粗野狂怪为主旋律”的书作。除此之外，人们对晋唐风的的回归，准确地说是对孙过庭“书谱式”的小草的迷恋，也无妨认为是“一种新流行”吧？这类作品的特征，便不是“拙野”的。正象另文所说“面目雷同难道仅仅存在于流行书风＇中吗？许多不“流行＇、极传统”的作品面目不也极为相似吗？”“横不平、竖不直”，“粗壮”与“颤抖”可以是丑的，也可以是美的，这就要看书者写得“好不好”？！

鉴于上述的概念混乱，不禁产生一个想法：“流行书风”，具体而言是指用笔、结字的趋同呢？还是指书体选择的一致？抑或是指审美趣味在风格、面目表现上的雷同与近似？

这些问题似不容易忽略，否则深入的判断与论证都难免失之于空泛与武断。

另有文章认为：“流行书风”的产生是“导源于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作者力图抓住书法艺术的内部实质，认为“书法艺术现阶段的发展状况”、“较之以住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书法都更具有艺术的自觉性”，其理由是“今天的书法艺术进一步摆脱了实用性而得到纯化。”笔者虽然赞成其中的一些分析，但对于这种结论难免存在着怀疑。不错，现实中的“书法热朝”的确是前所少见的，但是不能由此便认为完全是“艺术的自觉性”使然。文化现象的“热”与艺术审美的“提高”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书法爱好者的人数增多与参与并不绝对代表书法艺术的创造与提高。清初的康、乾之际，虽然朝野风“赵、董”，但那不过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社会心态在书艺的表现而已。以今人看来，清初之朝野“赵、董”，不也是一种“流行书风”？

对于此文作者提出的书艺“进一步摆脱了实用性而得到纯化”、“创作意识加强了”基至归功于“流行书风＂的产生，笔者实难苟同，“实用性”的削弱固然是“艺术自觉”的一个前提，但“实用性”与艺术是否“纯化”是否“创作意识加强”，尚不能笼统以递进关系看待。这篇文章还说：“我们所谈论的流行书风中的不少成功之作，就是尝试着把纂、隶、简、帛、魏、草、行所特有的某些笔墨意趣融在作品中有机地合起来，并从中找寻与某种现代意识＇同构的东西，力图使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有个性的。这样的努力，正好代表着他们“创造”的严肃态度，是值得肯定的。”笔者以为凡趋于“流行”的东西，住往有“赶时髦”之嫌，有主见、有创见、有思想的书家孩孜以求的是共性中的个性之美，他们不会轻易”赶大流”，那才是真正严肃的创作。艺术如果没有独到的美感体验，没有强烈的个性追求，恐怕难以不湮灭在审美创造的历史长河中。吴昌硕作为一位继住开来的艺术巨匠所创造的“吴派”艺风，一旦被创造力薄弱的学生所“因袭”，便形成了一门弟子皆缶老的境况，我想，这该不会被严肃的术史论家所首肯。

通过上面的讨论，不难发现“流行书风”在不同视角是有不同指向的一个“模糊概念”。笔者认为，所谓“流行”的“书风”，其外延比较宽泛。比如人们作书时对笔法的某种趣味的激赏，对结字的某种趣味的着意，对某和日体式或新体式”的模仿，乃至对某种美感式样的追求都可视为一种“流行”。笔者觉得，“流行书风”从文化的社会学去看，当然无可指责，如果从文化的审美学去看呢？“流行”什么虽尚无确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其创作意识很难不陷于“人云亦云”与“东施效颦”的地步。在“流行风”内——主体意义、创造力、审美理想住往是微弱、浅薄与近视的。如其不然，人们便不会视富有创造力与独特美感的书家为“大家”、为“巨匠”、为特殊价值之象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