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亂”是否為歷史必然?西晉建國時的權力結構已埋下禍根

引言

西晉建立時,地方行政區劃分為州、郡、縣三級制,滅吳後,又大肆分封諸侯王,確定藩王們的封地。與西漢初年實行的郡國並行制相同,西晉將全國劃為19個州,下轄郡、王國共173個。其中,王國佔57個,與州、郡、縣一道,作為西晉地方行政區劃和統治機構,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強化對地方有效控制的政權形式的體現。

王國大小不一,所賦予的政治、軍事權力也不等。國內的具體事務由長吏負責處理。滅吳之前,武帝下詔,藩王們皆回到自己的封國,自己經營自己的封地。在封地裡,藩王相當於一個小國君主,具體實踐對國家政權的管理,如齊王司馬攸對所封的齊國內的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環境,在培養藩王從政、治軍和理財能力的同時,又誘發了藩王們互不相服、爭名奪利的政治軍事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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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武帝

孫皓投降之後,東吳覆滅。古代中國自黃巾之亂開始的分裂狀態,在晉武帝的手中再一次實現了統一。大一統的西晉政治為社會秩序重建、經濟恢復發展提供了一個穩定、安寧的環境條件,10年之間出現了一個被後世讚譽的"太康之治"盛世。而當武帝因病去世,惠帝登基時,沒過多久便發生了八王之亂,迅速瓦解了西晉政權。

《資治通鑑》中記載:"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塗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浚、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

"八王之亂"雖然爆發於惠帝即位後的第二年,但釀成天下大亂的多種因素卻萌芽於武帝統治時期。長期積累下來的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各種社會問題的積壓和衝突,使西晉統治處在一個即將瓦解的臨界點。分析西晉建立以來的權力構成方式、統治政治的運行模式,有利於加深對"八王之亂"的認識和西晉統治崩潰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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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歸晉

晉武帝在位事情的政治改革

藩王們相互觀望和攀比,一旦時機到來、條件成熟,就獨自擴充地盤、擴大勢力範圍的野心就會立即膨脹起來。280年,晉武帝大舉攻滅吳國,藩王勢力在滅吳大軍中還顯示不出絕對優勢,統率、指揮大權掌握在外戚手中,伐敵主力是門閥世族官僚和士大夫,孫吳滅國以後,一方面三國對立的戰爭狀態也隨之結束,對原孫吳的轄地,減免吳地重稅,罷兵卸甲,為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營造了必要的社會環境。

另一方面,國家的統一,威脅西晉存亡的外部因素消除,武帝將外患轉為內憂,他大肆封賞功臣,縱情享樂。對於當下實行的政治行政方式,晉武帝也進行了改革,改變軍政權力的分佈方式。一番改革之後,藩王勢力由原本只能統轄地方,成功的介入到了中央行政之中,開始干預中央的行政決策。由此,西晉中央和地方、政治和軍事大權被藩王所掌控的政治態勢開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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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諸王

《晉書》中記載:"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後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

太康十年十一月,武帝病重,他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便迅速地進行臨終權力調整,佈局身後的人事安排。強化藩王在中央和地方的軍政大權。同時,武帝看到了藩王似乎過於強勢,威脅到太子司馬衷的皇位繼承和權力鞏固,讓外戚勢力執掌託孤輔佐大權,外戚不可能篡奪皇位,竭力護主才是他們的生存之道;讓藩王操控中央和地方的軍事大權,制衡外戚權力擴張。

這一切安排完畢,武帝如願地離開了人世,留下一個危機四伏的爛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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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惠帝與賈后

晉惠帝時期的政治變動

在武帝的臨終權力制衡佈局中,以外戚力量保護新帝,但又擔心外戚專權之禍出現,藩王勢力是其所倚重的重要牽制力量。太康末年,汝南王亮受到外戚勢力的排擠。只是因為武帝病重,暫緩動身,才得以蟄伏京城等待時機。另一個重要藩王楚王瑋,是晉武帝的第五子,太康末年,武帝重病,也被排斥出京。

在武帝死、惠帝立期間,藩王勢力強勢地入主權力中樞,作為朝中核心力量存在。

《資治通鑑》中記載:"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後對廙、邵以呈帝,帝視而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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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惠帝時期關係圖

地方的軍事關隘要地,從西晉初年起已被手握重兵的藩王把守。武帝分封27位藩王,遍佈西晉重要區域,震懾著郡守縣令。藩王封國不僅是地方上的獨立王國,其藩王還是軍事要地的邊關將帥,藩王身居要職,又手握獨立的軍政大權,如果品行低劣、野心勃勃,武帝種下的只能是亡國分裂的種子

到了西晉末年藩國已經發展到富可敵國的地步。從初年開始,藩王自身的壯大和武帝不斷地分封,藩王勢力已不再是個別的強悍,而是作為一個龐大的政治階層橫貫在統治集團中。藩王對西晉統治的影響也不再是個別的和偶爾的,而是全方位的和時時存在的。藩王分封與控制方式和現存的職官體系似乎沒有什麼可以參照的標誌,藩王制屬於君主家長制中的一個直接隸屬於皇帝的官僚體系。

藩王分封沒有制度上的必然依據,藩王之間沒有俸秩上的高低之分,沒有權屬上的上下級關係,藩王們所擁有的權力大小、升降調動也沒有辦法從常規制度中體現出來。藩王們的勢力範圍劃分、權力運行中的限制只掌控在皇帝個人手中。

藩王群體一旦形成,除了君主的權變和勢力以外,再也沒有其他政治力量能與之抗衡,也沒有既定的手段和舊有的模式可以運用。藩王這群野馬在武帝病逝以後,脫韁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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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南風

"八王之亂"的最終形成

最快出手的是以賈南風為首的後黨集團,他們向以楊駿為首的外戚集團發起了進攻。後黨與外戚之之所以會發生矛盾,為的就是奪取對君主的控制權力,掌控朝野。

後黨集團尋找機會欲消滅外戚集團。面對兩大集團即將出現的火拼,官僚士大夫群體迅速作出利益選擇。但此時後黨集團還沒有絕對取勝的把握,準備聯合藩王勢力。

藩王勢力發展壯大以後,早就盯上了君權,但因為受到楊駿排斥的緣故,一直難以找到合適的機會。賈南風的召喚恰到好時。楊氏外戚集團被一網打盡,以楊駿為首的外戚集團作為武帝的託孤輔佐勢力被徹底清除後,新的統治格局出現了。在賈南風的強勢背景下,後黨勢力一發而不可擋。在後黨勢力的緊逼下,藩王與後黨的結盟極為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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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王起兵

《文獻通考》中記載:"太康末,武帝眈宴遊,多疾病。是月己酉,帝崩。元康元年,賈后誅楊駿及其黨與,皆夷三族,楊太后亦見弒。又誅汝南王亮、太保衛、楚王偉,王室兵喪之應也。"

藩王著手廢后,但還沒來得及策劃方略,內部的火拼就開始了。後黨勢力急劇擴展,不斷的打壓藩王勢力,藩王一度勢微。但賈南風廢太子事件,卻是引起了朝堂的震動,一方面暴露了後黨干政的直接結果是要排斥其他權勢階層在統治集團中的影響;另一方面為其他勢力聯合起來消滅後黨勢力創造了藉口。討伐後黨戰鬥之中,賈南風被殺,藩王一方大獲全勝,佔據了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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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亂

評價

武帝死後,西晉政治中存在著5股勢力,即君主惠帝、以賈南風為首的後黨群體、武帝欽定的以楊駿為代表的外戚勢力、分封的藩王以及廣泛分佈在中央和地方政權中的門閥世族的政治代表人物。5股勢力早在司馬氏集團出現時就已開始形成,惠帝時已羽毛豐盈、蓄勢待發。他們都具有極大的內在膨脹性和外在殺傷力,一旦時機成熟,必然侵奪其他勢力的地盤,導致相互衝突和激烈爭鬥。

在這5股勢力中,君主惠帝是中軸和核心,他控制著其他4股勢力的發展方向,規定他們的活動範圍,限定其發展速度和力量。同樣,其他勢力無一不是圍繞著君權而形成和壯大的。惠帝司馬衷是武帝的第二個兒子,9歲時立為太子。不久,其白痴般的智力就被人們發現。發現皇帝難以執政後,外戚、後黨、藩王三大勢力便開始了對權力的爭奪。

當藩王將後黨勢力趕盡殺絕以後,藩王勢力在統治集團中一枝獨秀。與此同時,藩王所固有的君王天下的野心得到了極大的刺激,趙王倫滅掉後黨,做取而代之的準備,齊王冏等藩王也窺伺王位許久了,自然不能讓趙王倫一家獨大,所以紛紛起兵討伐,爭奪皇位,一場最終瓦解了西晉政權的戰亂,就這樣展開了。

綜上所述,晉武帝分封藩王的做法,一方面有利於控制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軍事大權,並有力地保障了統治的鞏固和穩定,最終完成了魏晉更替和國家的統一;另一方面造就了一個在統治集團中相對獨立、自主發展的藩王勢力階層。藩王勢力發展壯大之後,定然不會甘心居於人下,叛亂是必然的,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在西晉統治的延續中,先是晉武帝但執政手段,看似是為了穩固政權,分封了諸王,實則卻是埋下了叛亂的種子,為了抑制藩王勢力而重用外戚,又加劇了權力爭奪的問題。更加之時繼位的晉惠帝非是可以執政的明君,以至於惠帝時期權力已然不為皇帝所有,只能從"八王之亂"開始,走向完全崩潰的解體。

參考文獻:《晉書》、《資治通鑑》、《文獻通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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