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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大城市有明确的定义，城区人口在100万-300万的城市，成为大城市，300万-500万是一级大城市，500万-1000万成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成为超级大城市。
那么我国符合大城市的数量，超过了100个，但是符合超大城市的，只有北上广深，武汉、成都、重庆、天津，一共八个城市。
其实除去郊区人口，真正意义上的，超大城市，我国目前只有北上广深，也就是一线城市。
那么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呢？
蒋老师认为，最大的价值就是资源的高效组合利用
所以，越来越多优质资源向大城市聚集，比方说医院，如果你要去好医院，那么肯定要上大城市，这样医院可以做到，辐射半径尽可能汇集更多的人群，同样的大学也是一样，你很难想象，一个大学，会建在一个农村吧，越好的大学，越往大城市建设。
企业总部也是一样，一般城市越大，越繁华、就会有越多企业总部迁移到此。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超级城市所占的经济比重是最高的，比如墨西哥城，比如东京、比如纽约，比如伦敦，新加坡等等。
而我国，未来30年，至少需要15个超级城市。
蒋昊说经济
人类自古都是分散居住，所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说国家所有的地方，都要得到充分的利用。地区之间优势互补，各居一方，相呼相应。
如果全国人民都挤入大城，不利于国家发展，国土得不到充分利用，吃的，喝的来回运输，造成压力，浪费能源，安全事故频出。物价加上运费，造成市场价高，产地产品卖不岀去，严重打击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
人口过度集中，一但遇上瘟疫后果不堪设想
人口过度集中，一但遇上天灾后果非严重。
人口过度集中，一但遇上……预科不到的事件……
总不赞称人口过度集，或特大城市，最好还是分散居住为易。
北朝一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人口规模也在刷新，出现了一些人口达千万级别的城市。
2014年11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第一次明确把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归类为“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是一个相对较为新颖，并且较为中国化的术语。超大城市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上，超大城市治理已经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超大城市有何特征？如何探索有效治理？超大城市治理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何在？就这些问题，长江日报“求知”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孟营。
从现实状况看，中国超大城市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性。主要就是超大城市的居民、地域、设施、组织、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超常特性。
超大城市在于超常功能不只是人口多
求知：“超大城市”有哪些独特性？仅仅是人口规模大吗？
赵孟营：超大城市概念的提出时间不长，目前对超大城市的研究也还处于起步阶段，现在要科学完整系统地描述超大城市的独特特征还有一定难度。
但从现实状况看，中国超大城市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性。主要就是超大城市的居民、地域、设施、组织、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超常特性。
譬如城市居民，超大城市的居民规模超常，居民的社会分化水平也超常，几乎在每一个社会分化维度上都有较大规模的居民数量。
就城市空间而言，超大城市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总量超常，空间关系的多元性超常，单位空间的承载内容超常，单位空间的价值维度超常；就城市“设施”而言，超大城市的设施种类和体量超常，设施的承载量、开放水平和脆弱性超常，等等。
此外，就城市文化来说，超大城市的文化多元性超常，亚文化的种类和规模超常，文化发育的自主性超常。
因此，与超大城市各类要素的超常性相伴生的，必然是超大城市的功能超常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城市的人口流、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等各种城市运转之“流”的流量超常、流向复杂性超常、流程脆弱性超常。
像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发育水平在国家发展中处在领先地位，国家要求这些超大城市承担支持其他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义务。所以这些超大城市的政府所管理和服务的“公众”，既包括城市及周边地区居民，以及在本城活动的非本城居民，还包括许多“遥远”地区居民这样的“间接”管理和服务对象。
超大城市的复杂性远超一般城市
求知： 超大城市可能带来哪些治理挑战？
赵孟营： “超大城市治理”无论是在城市的意义上，还是在治理的意义上，都是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有着紧密联系。近年来，很多学科领域专家都关注到了这一主题。比如超大城市的行政运行，主要关注政府如何实现对超大城市的有效管理；比如超大城市的规划，主要关注超大城市如何实现空间合理布局。
还比如，超大城市的环境保护，主要关注如何有效防止超大城市的环境污染；超大城市的人口控制，主要关注如何有效控制超大城市的人口流动。此外，还有如何理解超大城市治理基本难题和瓶颈，以实现良性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
随着各类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将极大推进和完善超大城市运行、不断优化超大城市的发展规划、不断美化超大城市的生态环境、不断改进超大城市的社会关系。
求知：相比于一般城市，超大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体现在哪？
赵孟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政、公共事务和公共舆论。行政方面，一方面是超大城市的政府的责任边界，超越了任何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行政区。另一方面，超大城市政府的行政权力边界，依然保留在常规意义上的行政区域内。
举例来说，像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发育水平在国家发展中处在领先地位，国家要求这些超大城市承担支持其他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义务。所以这些超大城市的政府所管理和服务的“公众”，既包括城市及周边地区居民，以及在本城活动的非本城居民，还包括许多“遥远”地区居民这样的“间接”管理和服务对象。
公共事务方面，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如何既保证有限的投入和管理能够支撑超大城市内部正常运行，又要确保无限开放的服务对象有效分享超大城市公共事务的便利。这个难题几乎在所有超大城市都存在。
公共舆论方面，既要合理引导超大城市的公共舆论，又要确保不同舆论主体的意见能够充分。这个难题在所有超大城市中都有不同表现。
超大城市内部的社会构成复杂，所以超大城市必须做到周密、灵敏、高效。周密就是不遗漏、不忽略任何微小居民群体，灵敏就是迅速反馈各种城市信号的能力，高效就是能及时清理城市运行的障碍、解释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超大城市要确保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求知：有效治理超大城市，我们应该怎么做，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赵孟营：首先，因为超大城市内部的社会构成复杂，所以超大城市必须做到周密、灵敏、高效。周密就是不遗漏、不忽略任何微小居民群体，灵敏就是迅速反馈各种城市信号的能力，高效就是能及时清理城市运行的障碍、解释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最大限度避免“小概率、高风险”事件常发，保证超大城市运行顺畅。
超大城市居民的需求超常复杂，对此，超大城市的公共政策体系必须科学化、公平化、契合化。所谓科学化，是指政策供给要以居民需求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既防止过度供给，又防止供给匮乏。所谓公平化，是指坚持供给品质一致，既防止供给特殊化，又防止供给低劣化。所谓契合化，是指既防止所给非所需，又防止所需未所给。最大限度真实满足超大城市居民需求，确保维持超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必须实现精准化、精细化、精明化。精准化是指公共服务能够覆盖服务对象，不错位也不缺位；精细化是确保每一位服务对象都能获得恰当的服务，防止滞后、失效、失灵；精明化是指交易成本最低化，提升公共服务“性价比”。确保公共服务充分合理，维持超大城市居民的获得感。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从农村国家向城市国家的转型过渡期。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质上就是未来国家治理的序曲；当下的超大城市治理的难题，其实就是未来国家治理的全国性难题。
超大城市的难题将是未来的全国性难题
求知：探索超大城市治理，对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现在哪？
赵孟营：超大城市的超常性，不仅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前所未有，而且在世界发展进程中也前所未有。即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未曾经历过如此体量的中国式超大城市发育阶段。
这就意味着，超大城市的发育，衍生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各种最前沿、最复杂的问题，是一种具有超前意义的独特现象。
超大城市治理的探索，对国家治理至少具有两个重要的基本价值：一个是参照价值，一个是引领价值。参照价值是指超大城市治理实践将为未来国家治理提供经验积累。引领价值是指，超大城市治理中出现的城市层级的新现象、新问题，也是未来国家将面临的国家层级的新现象、新问题。
求知：怎样理解超大城市治理对于国家治理的前沿性或超前性，能否具体谈谈？
赵孟营：中国长期是一个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工业化开始，中国在保留了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同时，逐渐扩张了城市人口规模和非农业人口规模。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从农村国家向城市国家的转型过渡期。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质上就是未来国家治理的序曲；当下的超大城市治理的难题，其实就是未来国家治理的全国性难题。
事实上，从超大城市治理本身来说，如果依照常规城市治理，超大城市的很多困境和难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因此，要解决超大城市治理难题，必须让超大城市治理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家治理最前沿的组成部分。
孙远远
集中消费，集中排放，集中污染，集中传染。在战时可以节约敌人的核弹。
长安借东风63583187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预计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将把城市化地区当作自己的家。这种趋势在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将最为突出：全球90%以上的城市增长发生在这些地区，每年向城市地区增加7000万新居民。
这是好还是坏？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Gilles Duranton在《世界银行研究观察》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研究报告，他深入研究了这种关系。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与其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这两个变数之间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的范围内只得到部分了解。Duranton在审查侧重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影响的研究时，试图确定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程度。
主要发现包括:
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都发现，生产率结果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积极、稳健的统计关联。研究表明，“一个人口多10%的城市，其工资水平会提高0.2 - 1%。”
2、考虑到两种可能的偏见来源——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吸引更多的工人，以及生产率更高的工人被自我选择到更大的城市——这种效应会缩小。集聚研究的结论是，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城市和城市化对工资水平存在一种因果静态效应，但这种效应仅代表城市人口或密度与工资水平之间已测量的关联的一半左右。
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控制了潜在的偏差之后，这种影响也较小，但仍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Pierre-Philippe Combes、Sylvie Demurger和Shi Li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外部集聚性为10%至12%，而较发达国家为2%至4%。
4、在理论文献中，提出了资源共享、更快更好的匹配和更多的学习是大城市生产率提高的驱动因素。然而，Duranton指出，很少有实证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集聚效应的来源。
5、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如2009年Carlino和Hunt的研究表明，城市化对创新有积极的影响。Duranton总结道,“虽然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更多关于吸收现有知识比生成全新的知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创新活动通过吸收外国知识和确保它扩散到其他国家。”
6、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作为创新中心，但未能像发达经济体那样，将成熟产品的生产转移到第二专业城市。作者的结论是:“更先进、更成熟的产品都是在大城市生产的。”这种情况可能会使这些城市变得比它们应该的规模更大，并加剧拥堵。成熟的产品最终也会在最昂贵的城市以更高的成本生产出来。小城市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不得不生产最落后的产品。
7、城市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创造了“城市系统”，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发达国家的城市之间存在一些关键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充分发挥其潜力。首先，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包括一个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土地市场也是如此，那里的土地被分割成拥有适当产权和租约的小块土地，以及非法占用的土地。
杜兰顿总结道:“城市化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我们应该接受而不是抵制城市化。”城市通过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来提供短期效益，同时通过提高工人的学习水平来提供长期效益。作者指出，“人们可能会试图走得更远，试图‘培育集聚效应’。”不过，我们应该抵制这种诱惑。我们对集聚的来源了解得还远远不够，无法在这方面实施任何有意义的政策。”
金融见闻录
目前，赚钱越多的城市，社会责任越小！
- 人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青年流动劳动人口！
-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主要抢青年流动劳动人口，不养其父母、子女，人到中年也会被置换！
- 处于食物链次层的只能抢户籍人口，养其老，也养其父母、子女！
- 食物链最下层，赡养父母，抚育子女，培养成人，远走高飞！
-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比越高，劳动人口越多，社会责任越小！
- 这很可笑，一边靠人口红利发展，一边却抑制新生人口！
- 本质上是吸血，自身造血功能极差！
- 穷人读书，富人招仆！培养学生和使用学生者差距很大！城市在校大学生比例越高越穷，这是中国怪象！
- 靠人才发展的超级城市，反而不重视大学教育，摘桃效益更高！
- 大力卖地，推高房价，收取利益，流动人口无力置房，迫使新人加班工作，无力婚配，人到中年，黯然离场。再娶新欢，新鲜肉再登舞台！
- 不要迷恋GDP和人均 GDP ，如果按劳动人口产值和赡养、抚育付出加权计算，不但效益不高，可持续性也差！
- 以二层的西安为例看看
- 西安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周边低迷，越靠近西安越差
- 辐射是笑话，吸取营养才是真！
- 以西安为中心，按距离向两边扩散，越近发展越慢！
最终导致生育人口大幅下降，无可吸之营养，自身又不健全，逐渐老化，萎缩！
天佑中华紫气东来
不平衡。城重村轻，虹吸效应，拉大贫富差距。城市化是一个伪命题。看看德国、日本就知道了，美英也不差。
文学者277
从长远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给社会带来了什么？
从长远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有：
一，人口集中，不利于防疫。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加大了人口流动幅度，增大了人口流动频率，容易成为病毒的传染源，疫情的集散地。
二，加重了局部地区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压力，造成物流，车流，人流的拥挤，导致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承压不均，从全局来看出现高峰，过载，系统出现“肠梗阻”。
三，极易成为核大战，化学战，生物战，细菌战，气象战的打击重点。
四，发达国家不提倡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德国是发达国家，德国强调城市均匀分布，均衡发展，不追求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好处是基础设施平均受力，承压，不会出现短板和阻滞现象。
易k园
开门见山，先说结论。
联合国估计，全球5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这个数字预计到2050年将上升到68%。除了少数例外，城市预计会变得更大、更多。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城市未来面临着诸多调整。这其中，五大挑战最令人关注。
环境威胁
快速的城市化使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加上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的更频繁和更极端的天气事件，正在加剧环境威胁的影响。常见的环境威胁包括洪水、热带气旋(沿海城市尤其易受其影响)、热浪和流行病。
由于城市的物质和人口密度，这种威胁往往造成毁灭性的财产损失和死亡。提高城市抵御这些环境威胁的能力是城市当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需要紧急关注。
资源
城市需要水、食物和能源等资源才能生存。城市扩张减少了可用的集水区、农地，并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虽然更好地应用技术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并确保更有效地输电，但许多城市将继续努力为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这些资源。
除了这些基本的需求外，无序的增长还会导致城市内绿地的减少，从而对宜居性产生负面影响。随着淡水变得稀缺，肥沃的土地减少，食品价格可能会上升，这将对最贫穷的人打击最大。
不平等
在提供基本资源和抵御环境威胁方面，不同城市居民群体的预测是不一致的。随着城市超级富豪数量的增长，许多城市的城市贫困人口也会增加。
在未来的特大城市中，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将会更加明显。这种不平等如果任其发展，将破坏社会稳定，并使城市发展的任何好处化为乌有。决策者迫切需要确保公平分享进步的成果。
技术
未来的城市发展和管理将越来越多地使用技术。新加坡的智能规划可以在住宅区中利用太阳能，并创建人工湿地以实现生态平衡。智能移动技术可以缓解困扰许多城市的交通拥堵。
使用环保技术，可以更有效地为建筑物降温，或让污染更少的车辆行驶，也会带来更好的未来城市。在独居的老年人家中安装传感器，可以将他们与社区联系起来，并在他们生病或受伤时寻求帮助。
然而，技术可以排除那些负担不起或缺乏采用它所需要的能力的城市居民。随着未来城市的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防止一种植根于技术的新形式的社会分化的出现。
治理
尽管面临严峻的挑战，未来的城市为丰富居民的生活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为了充分利用不可避免的城市化，良好的治理势在必行。城市的规模将会扩大，人口也会更加多样化。因此，管理这些城市将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最专注的头脑。
世界各地的城市越来越多地相互学习最佳治理和规划实践，城市治理的广泛目标应解决未来城市的公平、宜居和可持续性问题。
旁解生活与投资
建设超大型城市有利有弊，具体的结果还有待观察，目前暂时不宜过早做出结论。特大型城市的优点显而易见，但是，具体的规划以及顶层设计需要反复斟酌、科学论证。不是什么非专业人士，比如“网红”或大V轻易做出结论的。
由于我国互联网的高度发达，自媒体风起云涌；导致诸多非专业人士什么事情都要插一脚，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其实，任何没有科学依据的言论都是轻率的，有悖于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由于标题涉及范围太大，本人仅从社会管理这一块谈起。比如上海，其社区管理功能的齐全在全国都是屈指可数的，记得2008年上海浦东张江地区，某小区建在农田边上，但是，小区的各项功能却十分健全，银行、邮政、出行，乃至缝缝补补，都有人为之。
小区外面的“黄包车”排队等待客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自己的家乡未必这些遵纪守法；但是到了上海就马上循规蹈矩了。这就是社区功能的力量，亦是上海海派文化的体现。
如果超大城市的管理系统，跟不上城市的发展；就会存在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或许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就会影响城市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行。
专业的问题还是由专业人士来解答；而且必须听得见专家的各种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才能将超大城市建设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