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前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在巴倫週刊上發佈了一篇名為《曲徑通“憂”，削弱的經濟權力》（Down the Garden Path to Lessened Economic Power ）的評論文章，他對現在的政府的不可預測且咄咄逼人的對外經濟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為民主黨克林頓政府的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以及奧巴馬第二任期的政府財長（第一任期擔任副國務卿和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雅各布自然是民主黨政府的經濟智囊，所以對於共和黨特朗普政府也必然會多加指責。雅各布認為，特朗普政府對外的經濟武器使用不當，亂開槍不僅不會解決矛盾與問題，還會傷及盟友，損害中美關係，從而影響全球的繁榮。
看似簡單地懟了特朗普，但其內容中的部分字眼釋放出的信息之韻味值得我們分析評鑑。為此，我特意編譯了此文（建議有機會可閱讀原文：Down the Garden Path to Lessened Economic Power ），並在文章中試圖標註部分詞句，對於一些作者觀點也談談我的粗淺思考。
——正文始——
曲徑通“憂”，削弱的經濟權力
面對伊朗、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特朗普政府把強硬的經濟治國方略置於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上，但他卻常常沒有明確的外交目標。除非把他的經濟治國之道作為順理成章或邏輯自洽的外交手段中的一部分，否則這些強硬的措施可能會造就經濟之殤，並且無法產生預期的政策結果。
除此之外，如果美國的行為不能達到原則性標準，就有可能破壞美國經濟穩定背後的力量源泉，即為美國經濟獨特的全球中心地位源於世界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信心、強勢美元和美國市場的吸引力。
美國在使用“經濟武器”時，我們必須謹慎，同時，我們也必須瞭解經濟武器的成本與代價。作為一國軍事力量的替代品或可替代方案，經濟武器是對抗恐怖主義和核擴散等惡性活動以及不公平貿易行為等經濟威脅的重要手段。所以，經濟武器足夠的強力和有效正是我們應該謹慎使用的原因，而經濟武器的目標還要確保美國的這種特殊工具在未來較長時間內仍然行之有效。
部署經濟武器不應該成為自身自動性的目的。經濟壓力本身並不會促使其他國家結束不公平的貿易做法、或者結束對恐怖主義的支持以及核擴散等。相反，作為外交戰略的一部分，制裁和其他手段可以提供影響力，施壓目標，壓服主權國家改變美國認為的不良做法，以換取經濟壓力的緩和。
我作為財政部長，在美國財政部，在考慮制裁行動和類似措施時採用了三個基本原則。首先，為制裁爭取廣泛的國際支持會造成最大的壓力，並將不受歡迎的溢出效應降至最低。第二，執行制裁的目標必須有一個可靠的救濟預期，即為如果一國屈服於美國而改變其行為時向美國提出的訴求。最後，嚴格和有原則的執行是必不可少的。
本屆政府推翻了這些關鍵性原則。單邊的、不可預測的制裁使美國的盟友經常質疑這些行動的基礎，並在決定是否合作時深感不安。
所以，我們必須停止單方面行動，只有在對美國的國家安全產生威脅，以達到絕對必要時，才行動。就可預見的救濟途徑而言，最近政府一系列的行動缺乏明確的強制性邏輯，並沒有考慮到如果對方按照美國要求改變，美國如何緩和，如何從中全身而退？
如果沒有明確的執行策略的路線圖，以及與伊朗等主要對手的外交接觸，單有經濟上的痛苦是不夠的。舉個例子，美國不太可能結束伊朗政權對恐怖主義的支持，也不太可能通過談判達成一項防止核問題的協議。
一旦目的被混淆，我們對外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被認知的合法性就會受到嚴重損害。例如，以國家安全受到侵犯的理由，對美國最親密的盟友施加貿易限制；亦或是以安全威脅為由，對對手採取措施，禁止他國技術，然後把經濟等方面的救濟作為談判籌碼，在貿易談判中獲得“商業優勢”。
最後，在論據不足與削弱或針對盟友時，特朗普政府弱化了國際合作夥伴，但事實上，美國需要國際合作來解決很多問題，比如洩密和逃稅。
過度使用經濟工具造成一定程度的戰略脫節，這損害了美國的經濟主導地位，損害了依賴於美國所培育出的繁榮的企業們。雖然除了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美元的中心貨幣地位外，面對制裁，大部分國家沒有其他直接的選擇，但目前政府的做法可能會加速創造與培育新的經濟體和新的世界國幣。
令人擔憂的是，美國的歐洲盟友尋求繞過美國，建立與伊朗貿易的雙邊機制，也許未來，以非美元貨幣進行結算可能會成為美國面臨的一個越來越大的挑戰。
放棄了美國作為全球標準設計者的角色，隨著商業壁壘的增加，商業信心受損將變得不足為奇了。企業領袖們不再願意投資於設施和供應鏈，因為這些設施和供應鏈在未來的國際環境下，可能不再適用。
那些曾經的全球市場參與者，尤其是國際貿易公司，面臨著潛在顧客圈子縮小的未來。貿易摩擦和技術緊張局勢——尤其是在中美關係所引發的對技術標準和供應鏈分歧所產生的擔憂。一個擁有兩個相互競爭、互不兼容的體系的世界，不僅會阻礙商業的發展，還限制了思想的自由流動，並長期地破壞全球的繁榮。
經濟治國之道的實施方法論並非空穴來潮，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商界領袖和政策制定者的團結，這就是經濟與安全之間的密切關係。如果我們任由美國的經濟關係變得愈發脆弱和緊張，地緣政治緊張就會隨之而來，導致一個更不安全的世界。
美國仍有時間恢復國際關係，並證明美國致力於通過促進和遵守我們幫助設計的規則來捍衛全球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但是，如果美國繼續沿著目前的道路走下去，美國就有可能削弱其國際領導地位和經濟的原動力。
——正文終——
雅各布·盧的專欄文章至此而終，其中不乏一些耐人尋味的詞句。我找到了三個個人感興趣的，包括雅各布與其他美國政界對貿易不公平操作的一致性認知，反對技術脫鉤和繼續堅持全球化。
如果說克林頓政府將中國帶入WTO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話，奧巴馬執政時期可能是中美貿易的最高峰，當時中國成為世界貿易最重要的國家。
文中，雅各布認可某些國家的貿易不公平操作，這一思想已經在美國政界廣泛甚至完全地被認知，所以，雅各布顯然不存在為某些原貿易伙伴而辯護的理由。但關於中美科技上的脫鉤，雅各布估計不敢苟同特朗普政策。
當下的中美部分脫鉤可能已經出現，理解脫鉤的邏輯也很清晰，這不只是對立的政治制度或者零和博弈思維的產物，更加值得我們認知的是科技對於產業的深入影響。我們不斷討論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與機器的發明、電與電器的發明以及計算機的發明不同，第四次工業革命是高科技驅動的，有人說是人工智能，有人說是5G第五代通信技術，甚至大數據、雲計算、邊緣計算和區塊鏈都被提及，如此多的技術將成為第二產業升級的核心基礎。
得製造業者得天下，美國、德國、日本，發達經濟體或是新興市場國家，都甚至製造業的重要性，所以，無論是美國提出的工業互聯網還是德國的工業4.0，亦或是日本的工業互聯，背後的邏輯都是新技術賦能製造業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遙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金字塔，中國鑑於強大的政策與完整的工業與供應鏈體系，與科技研發水平無可匹敵的美國一同立於塔尖之上，而德、日等發達製造業國家自上而下依次排列。這樣的競爭格局之下，美國作為基礎研發的核心國（中國基礎研發較為薄弱），切斷科技掛鉤是兩強相爭的手段。
當然脫鉤是以逆全球化、民粹主義等一系列問題為基礎的，而雅各布是一個全球化的支持者，並極力希望維護美國在國際機構中的規則制定權與主導形象，所以，他首先希望合作，但如果合作損傷了美國利益，他更偏向於通過美國在國際機構中的主導權予以限制或糾正損傷美國利益的行為（這一點至少認同了美國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權力影響其他國家不利於美國的政策），而非全面的脫鉤。這點在科技領域是如此，在商業、貿易等領域是相同的。
換一個角度思考，民主黨在經歷了長期的精英掌權後輸給了民粹主義的崛起後的特朗普（要知道特朗普曾經也是民主黨人），但直到現在，貌似他們曾經的經濟核心成員還沒有完全理解失敗的本質，當然政治的說辭可能不用全盤的深度思考。
所以，也許一篇抨擊特朗普政策專欄文章最重要的事情，是灌輸讀者核心反對觀點和支撐觀點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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