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帝王有一套治心馭臣的政治權謀，通常被稱為帝王心術，比如，儒家注重講“內聖外王”，修心、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孔子的學說中，對於“內聖”與“外王”還沒有區分開來進行論述，而孔子之後，孟子則相對地更多的強調“內聖”的方面論述，孟子在這方面的理論後來被宋明理學發揮地更加完善，成立受高層統治者青睞的治國理論；與孟子有所區別，而荀子卻更多地重視“外王”方面的理論闡述，荀子的理論被法家發揮得更徹底，所以一些法家的代表人物，如韓非等，成了荀子理論的重要的繼承者。
而鬼谷子作為縱橫家的鼻祖，他不僅非常重視“外王”學說中的馭臣治國策略，而且，他也很重視“內聖”方面的君道修養。當然，鬼谷子所闡述的君道修養與儒家所主張的修養觀是大不一樣的。
鬼谷子畫像
《鬼谷子》的《符言》篇就是專門闡述縱橫家所主張的君道修養。
首先，《符言》認為，君王的第一修養是善守其位，能從容應對。《符言》的作者認為，君王身居高位，是政治管理的最高掌權者，一定要做到安祥、從容、正派、冷靜，既要能適時順應朝局的情勢，又要能懂得遇到誘惑時應該節制，有時要表現出與世無爭，該給予時要甘願給予，如此方能心平氣和、冷靜客觀地對待各種政治派系、各類大臣的矛盾紛爭。
《符言》的這一觀點很有道理，冷靜、從容必須是君王心性修養的重要素質，易動怒，易受誘惑，不適當妥協，不能有所節制，想要掌控朝中的各派政治力量，想要駕馭文武大臣是很難做到的。越是有雄心、想有大作為帝王，都越是能夠非常冷靜、從容地處理各種大事，他們往往能臨危不懼，遇亂不慌，誘惑面前不動心，成功之後不得意忘形。所以，在普通人看來，帝王的心是冰冷的，帝王是無情的。
其次，《符言》認為，君王要能明察秋毫，要虛懷若谷，誠於納諫。在《符言》的作者看來，作為君王，眼睛要明亮，耳朵要靈敏，心靈要機敏，才能對事對人明察秋毫。而只有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心知天下事，才能判斷準確，才不至於決策失誤。與此相應，君王心胸寬闊，能虛懷納諫，真誠和認真地對待臣下的諫言，才能接受到更多的建言。真誠就是不厭煩、不敷衍、不假意接受；認真就是不糊里糊塗地應允，也不沒有理由地拒絕，只有廣開言路，才能集思廣益，才能讓決策更合理；而如果害怕諫言，或拒絕進言，等於是讓自己與大臣們隔離開來，在消息來源方面，將是自我封閉的，這對於治政是大為不利的。
鬼谷子畫像
《符言》這一觀點很值得重視，歷史上一些有大作文的帝王都是能虛懷納諫的，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便是以善於納諫而著稱，有李世民才有魏徵那樣敢於執著諫言的大臣。李世民的“兼聽則明”的君道修養為後世所稱道，貞觀盛世的造就離不開李世民虛懷納諫的政治素養。
再次，《符言》認為，君王要能賞罰必信，信守承諾。一旦承若賞罰，就必須信守諾言，處罰要堅決果斷；賞賜要兌現承諾。而且，賞罰必須分明，並能為臣民所明察，只有讓臣民覺察到賞罰的事實，才能擴大影響範圍，並樹立起君王的權威。賞罰分明的君王，必不懼奸邪之徒的冒犯，連神明都會來保護。
其實，說神明保護賞罰分明的帝王，這只是一種宗教神權的政治託辭，必不是真的，但是，只有賞罰分明，賞罰必信的帝王才能立威立勢，這確實是真的，歷史上有大政績的帝王，大都是能賞罰分明的，能嚴厲執法，能嚴明軍法，能犒賞忠臣，能獎賞有功將領，能提攜身邊的謀臣等等。
而且，《符言》強調君王要遵規循理，作為管理百官的最高統治者，要守住規則，循理處政，賞賜善良的臣民，懲罰作惡的臣民，依據大臣政績的大小合理地給予獎賞，善待貢獻大的朝中大臣，不能浪費錢財，不能勞役民眾，合理治政，方能保證政權的持續性。
鬼谷子畫像
還有，《符言》認為，君王要能集中各種建議，要了解各種消息，要能順天時，借地利，求人和，能把上下左右前後的狀況都搞清楚；同時，還要通曉人情事理，深知事情的緣由，知解人際關係，對臣民的活動狀況和各種人情關係能知曉。所以，曉事理，知民情，這是君王必須具備的能力。一個不能通曉民情的君王是無法治理好國家的。
此外，《符言》認為，君王要能洞察奸邪，眼睛要敏銳，耳朵要聰敏，特別是對於佞臣奸雄，要能明察其本性，不要為奸佞所欺。
君王要通過各種方式來培養自己的“千里眼”和“順風耳”，即便是奸佞的惡臣藏得隱秘，躲得遠遠的，也要能將其識別。透過隱約迷茫去發現奸邪本質，這是君王必須具備的觀察能力。
最後，《符言》認為，君王要深知名實相符的道理，要能依照名分去考察實際，並根據實際來確定名分。名分與實際相符，治政才能順暢，名不符實，名便不順，治政不暢，容易發生動亂，要治理好國家就難了。名分必須以實際作基礎，而實際必須是符合民眾的意願的，意願往往是民眾經過分析形成的，而分析靠的是智慧，不要以為民眾是無知的，其實，民眾是能察秋毫，辨是非的，符合民眾的意願，讓實際對民有利，這是名實相符的實質。也是君王治政必須具備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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