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在新冠病毒的疫情裡，確實有很多高級官員和政治人物不幸感染病毒肺炎，包括內閣部長、顧問名宿、副總統以及國會議員，但這不是美國的陰謀使壞，不過也確實跟美國有直接關係。
在疫情開始在伊朗擴散的時候，也就是還是輸入性病例為主的時候，伊朗並沒有全面嚴陣以對疫情，只是在機場等交通樞紐設卡檢驗，可新冠病毒肺炎具備高隱匿性，潛伏長不說還具備傳染性，因此這些在禽流感和甲流的防疫措施在此次疫情裡雖然很重要，但遠遠不是最關鍵的。
而當時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已經將新冠病毒的性質給國際通報的很清楚，伊朗之所以沒有全面應對，倒不是跟歐美國家一樣，認為中國醫療水平有限，所以疫情嚴重——伊朗就算不被制裁，在公共衛生和醫療水平上也跟中國相差甚遠。
原因在於當時伊朗正值國會換屆，而且是非常關鍵的一屆換選——在2020年初和2019年年末，美伊對抗激烈，甚至於軍方頭號人物蘇萊曼尼都被美軍襲殺，並公之於眾。
蘇萊曼尼之死、美軍在波斯灣的威脅和美國的長期制裁在當時形成了化合反應，動搖了伊朗社會政治基礎，以至於伊朗社會竟然出現了要求哈梅內伊下臺的巨大聲浪。
在這種情況下，哈梅內伊及強硬派就亟需要穩固社會穩定，而在國會內驅逐溫和妥協派就是關鍵的一步，否則光是在立法程序就會存在掣肘——當然，之所以強硬派會趁勢而興，也是因為哈梅內伊一生都致力反美，至今不悔的立場所致。
此次選舉事關重大，再加上對疫情研判失誤，因此不僅伊朗政府沒有采取足夠的措施，避免波及選舉，各路政治人物也不顧疫情，奮鬥在選舉前線——在選舉氛圍下，不管是參選的政治人物還是助選的重量級高官、元宿，都不可能帶著口罩和選民接觸，也不可能拒絕肢體交流——所以伊朗國會成為了政治機構裡的疫情重災區，有23名議員確診。
再加上德黑蘭已經超過庫姆成為了疫情重災區，此前在選舉期間缺少防護的伊朗高官被感染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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