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隋朝作為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對於其政權的組成結構，陳寅恪在隋唐時期不同地域範圍內積聚的政治、軍事勢力的研究中指出，在隋唐政治史上活躍著兩大政治、軍事集團，一個是依據北周、隋、唐三代君主，均出自北周創業集團的事實，所提出的關隴集團，另一個則是依據山東豪傑、山東士族、山東寒族等歸併劃分的山東集團。

南方政治勢力興起於陳朝

而隨著大隋的建立到衰亡，一個以江南士族為骨幹，並聯結了南方豪族所組成的南方政治勢力（又稱南方政治集團），逐漸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臺，最終成為隋唐時期與關隴集團、山東集團共存、並列的三大政治勢力集團。但就是這樣一個有著地域特色和宗族特色的政治勢力集團，卻在隋末唐初漸漸由衰微走向興起，再到沉寂，留給了歷史大量的謎團和思考。

1.隋文帝時期的衰微之狀

公元589年，在隋文帝的大力討伐之下，一舉滅陳，不僅結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對峙局面，更開啟了這個大一統王朝嶄新發展的全新局面。而隨著南陳的覆滅，作為亡國之臣的江南士族和南方土豪，也被強制納入到大隋的統治中，但作為故陳的重要政治勢力，他們的命運更是隨著大隋的政治動向而起伏不定，有的被誅殺、懲處，以作為彰顯隋朝正義之舉的宣傳手段，有的則被迫遷徙入京、遠離故土，成為中央政權下的傀儡。

隋文帝滅陳後，南方政治勢力也趨於衰落

就如於梁、陳之際興起的南方土豪，在陳朝憑藉著強大的金錢和土地勢力，一躍成為朝廷軍事和地方行政的權力擁有者。可好景不長，陳朝被滅後，陳朝皇族與江南士族被迫遷往關中腹地，而興起時間較短的土豪勢力卻留在南方，可隨著隋朝政權的清洗，作為舊陳權力中層的南方土豪勢力，卻終究逃脫不了被罷黜的命運。所以說，隋文帝此舉不僅使得大批的南方土豪勢力，喪失了之前所具有的政治影響力，更給了整個南方政治勢力以沉重打擊，使他們在建國之初便處於政治上的劣勢地位。

南方政治勢力在隋文帝時期的落寞之狀，除了南方土豪的衰落外，江南士族的日子也不好過，在隋文帝的打壓下，擁有強大經濟基礎、社會基礎和深厚文化底蘊的江南士族則被迫遷往隋朝的政治中心——關中地區。但作為亡國之臣，他們不僅被迫喪失了原有的政治高位，成為政治上的難民，只能依靠自身的文化素養，賴以過活，而且他們更被排除於政治決策中心之外，就如虞世基、裴蘊等人，雖然於朝中輔助，但卻始終無法得到具有實權的官位，無奈之下，只能成了各大政治利益集團的“幕僚門客”。

而說起南方政治勢力整體衰微的緣由，無非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方面，這與隋王朝的政權結構有關。隋朝是繼承北周政權而成，隋文帝楊堅更是關隴集團的核心人物，而出於維護關隴集團利益的目的，他也必須全盤繼承北周的“關中本位”化。所以在這樣一個以“關中本位”為主的權力架構中，身為後來者的南方政治勢力想要佔有一席之地，那是困難重重的。在這種情況下，關隴集團不僅不會輕易地將權利讓渡給南方政治勢力，更不會坐視自己權利的被擠壓、剝奪，因此對南方勢力的排斥、壓制甚至是打擊都是在所難免的。即使是隋文帝為了政治平衡的需要，將一部分權利讓渡給南方政治勢力，但也會在諸多方面存有戒心並加以限制。

就如裴蘊的政治經歷一樣“及陳平，上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為夙有向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潁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逾倫輩，臣未見其可。’”

另一方面，南方政治勢力的整體衰落還與其所處的文化地位有關。

蘭陵蕭氏曾是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綜上來看，由於政治路線和文化思想上的差異和碰撞，不僅使得關隴集團對南方政治勢力在政治領域內的排斥和打壓，成為家常便飯，而且隨著政治高位完全被關隴集團所壟斷，南方政治勢力更是無法晉身政治高層，再加上隋文帝的刻意打壓，更使得南方政治勢力在隋朝初期整體得不到重用，呈現出整體的衰微之狀。

2.隋煬帝時期的復興與沉寂

公元604年，隋文帝駕崩，而伴隨著隋煬帝的繼位，南方政治勢力的人生道路和政治命運也發生明顯的改變。就如在經歷了隋文帝大刀闊斧的改革和勵精圖治之後，隋朝的政治變得穩固，國力也有了大幅的提升，所以在隋文帝執政後期，其政治環境已變得相對寬鬆，而對於那些故陳宗室子弟來說，他們早就沒有任何勢力進行復闢活動，或者說他們根本就不曾有過復辟的念想，一切只是隋文帝的杞人憂天而已。所以，到了隋煬帝繼位後，他一改文帝時期的嚴管政策，開始了對舊陳宗室子弟的解禁，並任用他們中的賢者為官，使得他們能夠充分融入到隋朝社會中，成為隋朝統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了陳朝宗室得到了喘息，獲得新生外，一大批江南士族的代表人物，虞世基、裴蘊等人，在隋煬帝時期就開始進入到中央政權中，而且已經進入到政治決策層，漸漸影響隋朝的政治走向。隨著江南士族逐漸參掌中樞之權，不僅導致了南方勢力的政治地位不斷提升，而軍事作為政治的延伸，政治地位的崛起必然也會影響到軍事層面，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南方軍事將領更是被隋煬帝重用，逐漸成為隋煬帝的軍事嫡系。

相比於隋文帝時期的衰微，南方政治勢力在隋煬帝時期不僅滲透到權力中心並佔據一席之地，更是在朝堂之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甚至關鍵性的作用，而這樣的崛起與隋煬帝有著密切的關係。

南方政治勢力的崛起與隋煬帝有著密切的聯繫

一方面，隋煬帝在稱帝前，其所建立的功勳、贏得的聲譽、擔任的重要職務多與南方有關。這些南方的征戰和執政經歷，不僅向世人展示著自己高超的政治軍事才能，贏得了人們的信任與讚揚，而且讓他對南方文化重新產生了認識、接受、欣賞之感，並在之後逐漸對南方政治勢力集團產生了信賴和依靠。但其實對於隋煬帝來說，他之所以收買、籠絡江南士族，除了自己對南方文化有較高的認同感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江南士族多屬於世家大族，其背後強大的地方宗族勢力在野心勃勃的隋煬帝看來，更是能給自己參與爭儲提供強大的經濟、政治支持。

就如隋煬帝身邊的寵臣所言：“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

另一方面，隋文帝后期，朝堂的大部分權力被進一步集中到皇族手中，三省六部的關鍵角色，幾乎都為皇親國戚等關隴集團所把持，如此以來，上層階級內部的權力平衡被徹底打破，關隴集團不僅成為隋煬帝在奪取和鞏固皇位中的最大絆腳石，也為全國政局的穩定帶來了潛在的威脅。

隋煬帝時期虞世基等人的地位得到提升

可成也煬帝，敗也煬帝，直至隋朝末年，全國流民武裝頻繁而起，隋朝已然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而隋煬帝為了進一步削弱關隴集團的勢力，不僅將全國的經濟、政治重心南移，更是對南方政治勢力過分倚重，從而導致全國政治格局的全面失衡，使得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鬥爭頻發，最終導致江都之亂的發生，大大加速了隋王朝的滅亡。

3.重點還是內部的劣勢與脆弱性

長期以來，隨著隋煬帝大量任用南方政治勢力的士族、豪強，一次又一次地將權力中心從長安遷移到洛陽，再遷移到江都，使得關隴集團在地域上逐漸失去優勢，並一步步被削弱。而政治權力中心的南遷，更使得中原腹地失去重心而無法控制，於是大規模的武裝勢力趁勢而起，整個中原地區完全陷入農民戰爭的汪洋，南方政治勢力也在這時走過了最輝煌的階段。直到江都之變發生，隋煬帝被宇文化及所殺，至此南方政治勢力在隋朝的輝煌期也伴著隋朝的終結，再次沉寂於世。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南方政治勢力的沉寂與崩潰呢？這一切都要從南方政治勢力其內部的劣勢與脆弱性來分析。

一方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佔據政治高位的南方政治勢力，之所以能夠擁有權力，左右朝局，正是因為他們擁有強大的宗族勢力和雄厚的物質經濟基礎，這樣他們才能在數朝中成為政治活動的核心。雖然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倫理和家族觀念都是儒家思想的獨特產物，但到了南朝時期，南方政治勢力在玄學的作用下，對儒學的重視程度明顯低於北方的世家大族，而儒學地位的大大降低，更導致了南方宗族勢力的鬆動。

玄學成了南方文化的“特色”

到了隋朝，由於隋文帝離散宗族政策的實施，使得以宗族關係為社會基礎的南方政治勢力失去了內部凝聚力的保護，如此其在遭受外部衝擊之時，便就到了極度脆弱的邊緣，所以當南方政治勢力失去了宗族基礎的支撐，他們就只能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依附於皇權之中，而這種宗族的脆弱性也成為他們迅速解體的必然因素。

另一方面，當南方政治勢力失去了宗族基礎的同時，他們在文化方面的劣勢也限制著他們在政治領域的發展。眾所周知，儒學作為各個王朝都竭力尊崇的治世之學，在中國歷史上有著不可動搖的地位，哪怕是在紛亂年代，世家大族對儒學的重視程度也是較高的。可在魏晉時期，追求個人獨立的玄學思想在整個南方風靡興起，不僅使得南方的儒學系統受到較大影響，更是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勝利者，並漸漸取代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長此以往，南方的儒學世家大族也逐漸演變成士族階層，就連那些儒學世家也多數玄學化了，至此儒學的入世治國觀念在南方政治勢力的眼中成為他們政治生活的羈絆，而到了隋文帝時期，皇權政治的強化和發展，使得整個朝堂在文化上趨於保守，更多地注重實用主義，如南方政治勢力所具有的精神自由和浮華文化也就被整個大環境所排斥。

隋煬帝尤其推崇南方文化

可以說，經過六朝數百年的不斷髮展，南方的士族、豪強等組成的南方政治勢力已成為新的大一統王朝中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但作為一支政治勢力其宗族勢力的原始脆弱性，造成了他們在隋朝中失去了政治上的資本，其權位的復起完全得益於隋煬帝一人的提攜，從而對皇權具有極大的依附性，而文化上的玄儒雙修，更是造成他們在政治上荒誕虛放，缺乏實幹精神，只是追求世俗的個人利益。

所以當我們分析南方政治勢力內部的劣勢與脆弱性，不難發現他們內部處於比較鬆散的狀態，他們既無明確的政治理想，也沒有嚴密的組織，而由於實力上的不穩定性，使得他們不僅無法正常發揮應有的政治作用，更是對皇權擁有著極強的依附性，從而註定了他們隨王朝更迭而沉浮的命運。

總的來說，南方政治勢力在隋朝政權格局發展變化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當我們辨證來看，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南方政治勢力在隋朝的統一、南方地區的穩定與發展、隋朝政治格局的平衡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從消極方面來看，南方政治勢力與關隴集團的權力鬥爭大大削弱了隋朝朝堂的內部團結，並直接導致了隋朝的滅亡。不僅如此，南方政治勢力內部的劣勢與脆弱性，更使得南方政治勢力與南方地區及其政治基礎的聯繫也日趨弱化，從而決定了南方政治勢力註定滅亡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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