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隋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于其政权的组成结构，陈寅恪在隋唐时期不同地域范围内积聚的政治、军事势力的研究中指出，在隋唐政治史上活跃着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一个是依据北周、隋、唐三代君主，均出自北周创业集团的事实，所提出的关陇集团，另一个则是依据山东豪杰、山东士族、山东寒族等归并划分的山东集团。
南方政治势力兴起于陈朝
而随着大隋的建立到衰亡，一个以江南士族为骨干，并联结了南方豪族所组成的南方政治势力（又称南方政治集团），逐渐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最终成为隋唐时期与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共存、并列的三大政治势力集团。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地域特色和宗族特色的政治势力集团，却在隋末唐初渐渐由衰微走向兴起，再到沉寂，留给了历史大量的谜团和思考。
1.隋文帝时期的衰微之状
公元589年，在隋文帝的大力讨伐之下，一举灭陈，不仅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对峙局面，更开启了这个大一统王朝崭新发展的全新局面。而随着南陈的覆灭，作为亡国之臣的江南士族和南方土豪，也被强制纳入到大隋的统治中，但作为故陈的重要政治势力，他们的命运更是随着大隋的政治动向而起伏不定，有的被诛杀、惩处，以作为彰显隋朝正义之举的宣传手段，有的则被迫迁徙入京、远离故土，成为中央政权下的傀儡。
隋文帝灭陈后，南方政治势力也趋于衰落
就如于梁、陈之际兴起的南方土豪，在陈朝凭借着强大的金钱和土地势力，一跃成为朝廷军事和地方行政的权力拥有者。可好景不长，陈朝被灭后，陈朝皇族与江南士族被迫迁往关中腹地，而兴起时间较短的土豪势力却留在南方，可随着隋朝政权的清洗，作为旧陈权力中层的南方土豪势力，却终究逃脱不了被罢黜的命运。所以说，隋文帝此举不仅使得大批的南方土豪势力，丧失了之前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更给了整个南方政治势力以沉重打击，使他们在建国之初便处于政治上的劣势地位。
南方政治势力在隋文帝时期的落寞之状，除了南方土豪的衰落外，江南士族的日子也不好过，在隋文帝的打压下，拥有强大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江南士族则被迫迁往隋朝的政治中心——关中地区。但作为亡国之臣，他们不仅被迫丧失了原有的政治高位，成为政治上的难民，只能依靠自身的文化素养，赖以过活，而且他们更被排除于政治决策中心之外，就如虞世基、裴蕴等人，虽然于朝中辅助，但却始终无法得到具有实权的官位，无奈之下，只能成了各大政治利益集团的“幕僚门客”。
而说起南方政治势力整体衰微的缘由，无非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这与隋王朝的政权结构有关。隋朝是继承北周政权而成，隋文帝杨坚更是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而出于维护关陇集团利益的目的，他也必须全盘继承北周的“关中本位”化。所以在这样一个以“关中本位”为主的权力架构中，身为后来者的南方政治势力想要占有一席之地，那是困难重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关陇集团不仅不会轻易地将权利让渡给南方政治势力，更不会坐视自己权利的被挤压、剥夺，因此对南方势力的排斥、压制甚至是打击都是在所难免的。即使是隋文帝为了政治平衡的需要，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南方政治势力，但也会在诸多方面存有戒心并加以限制。
就如裴蕴的政治经历一样“及陈平，上阅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蕴，上以为夙有向心，超授仪同。左仆射高颍不悟，上旨，进谏曰：‘裴蕴无功于国，宠逾伦辈，臣未见其可。’”
另一方面，南方政治势力的整体衰落还与其所处的文化地位有关。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士族精英跟着政权的南迁而南移，可以说，这时的南方地区已然聚集着大量的文化精英和士族阶层，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经代表了当时最深层次和最高的文化底蕴。而隋灭陈后，这些文化精英被迫回到了关中腹地，成为隋时南方政治势力的骨干。可在隋文帝时期，这些南方集团所奉行的魏晋文化遗风与“关中本位”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为了隋朝初期的稳定和利益，于是在隋文帝的贬抑下，这些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南方势力，不仅无法占据文化中心地位，发挥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源优势，更无法把这些文化资源优势迅速地转化为政治资源优势。
兰陵萧氏曾是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综上来看，由于政治路线和文化思想上的差异和碰撞，不仅使得关陇集团对南方政治势力在政治领域内的排斥和打压，成为家常便饭，而且随着政治高位完全被关陇集团所垄断，南方政治势力更是无法晋身政治高层，再加上隋文帝的刻意打压，更使得南方政治势力在隋朝初期整体得不到重用，呈现出整体的衰微之状。
2.隋炀帝时期的复兴与沉寂
公元604年，隋文帝驾崩，而伴随着隋炀帝的继位，南方政治势力的人生道路和政治命运也发生明显的改变。就如在经历了隋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励精图治之后，隋朝的政治变得稳固，国力也有了大幅的提升，所以在隋文帝执政后期，其政治环境已变得相对宽松，而对于那些故陈宗室子弟来说，他们早就没有任何势力进行复辟活动，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曾有过复辟的念想，一切只是隋文帝的杞人忧天而已。所以，到了隋炀帝继位后，他一改文帝时期的严管政策，开始了对旧陈宗室子弟的解禁，并任用他们中的贤者为官，使得他们能够充分融入到隋朝社会中，成为隋朝统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了陈朝宗室得到了喘息，获得新生外，一大批江南士族的代表人物，虞世基、裴蕴等人，在隋炀帝时期就开始进入到中央政权中，而且已经进入到政治决策层，渐渐影响隋朝的政治走向。随着江南士族逐渐参掌中枢之权，不仅导致了南方势力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而军事作为政治的延伸，政治地位的崛起必然也会影响到军事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南方军事将领更是被隋炀帝重用，逐渐成为隋炀帝的军事嫡系。
相比于隋文帝时期的衰微，南方政治势力在隋炀帝时期不仅渗透到权力中心并占据一席之地，更是在朝堂之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甚至关键性的作用，而这样的崛起与隋炀帝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方政治势力的崛起与隋炀帝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方面，隋炀帝在称帝前，其所建立的功勋、赢得的声誉、担任的重要职务多与南方有关。这些南方的征战和执政经历，不仅向世人展示着自己高超的政治军事才能，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与赞扬，而且让他对南方文化重新产生了认识、接受、欣赏之感，并在之后逐渐对南方政治势力集团产生了信赖和依靠。但其实对于隋炀帝来说，他之所以收买、笼络江南士族，除了自己对南方文化有较高的认同感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江南士族多属于世家大族，其背后强大的地方宗族势力在野心勃勃的隋炀帝看来，更是能给自己参与争储提供强大的经济、政治支持。
就如隋炀帝身边的宠臣所言：“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
另一方面，隋文帝后期，朝堂的大部分权力被进一步集中到皇族手中，三省六部的关键角色，几乎都为皇亲国戚等关陇集团所把持，如此以来，上层阶级内部的权力平衡被彻底打破，关陇集团不仅成为隋炀帝在夺取和巩固皇位中的最大绊脚石，也为全国政局的稳定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而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一改隋文帝时期“前代品爵，悉可依旧”的政治特权，彻底消灭门阀体制和削弱关陇集团的权力，于是培植忠诚于自己的政治势力成了隋炀帝的必要手段，而此时努力想要提升政治地位的南方政治势力无疑成了他的最佳选择。就这样在隋炀帝的提拔和操纵下，南方政治势力逐渐取代了关陇集团所占据的许多重要位置，导致了关陇集团政治地位的直线下降与南方政治势力地位的快速上升。
隋炀帝时期虞世基等人的地位得到提升
可成也炀帝，败也炀帝，直至隋朝末年，全国流民武装频繁而起，隋朝已然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而隋炀帝为了进一步削弱关陇集团的势力，不仅将全国的经济、政治重心南移，更是对南方政治势力过分倚重，从而导致全国政治格局的全面失衡，使得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频发，最终导致江都之乱的发生，大大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
3.重点还是内部的劣势与脆弱性
长期以来，随着隋炀帝大量任用南方政治势力的士族、豪强，一次又一次地将权力中心从长安迁移到洛阳，再迁移到江都，使得关陇集团在地域上逐渐失去优势，并一步步被削弱。而政治权力中心的南迁，更使得中原腹地失去重心而无法控制，于是大规模的武装势力趁势而起，整个中原地区完全陷入农民战争的汪洋，南方政治势力也在这时走过了最辉煌的阶段。直到江都之变发生，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至此南方政治势力在隋朝的辉煌期也伴着隋朝的终结，再次沉寂于世。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南方政治势力的沉寂与崩溃呢？这一切都要从南方政治势力其内部的劣势与脆弱性来分析。
一方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占据政治高位的南方政治势力，之所以能够拥有权力，左右朝局，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和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这样他们才能在数朝中成为政治活动的核心。虽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伦理和家族观念都是儒家思想的独特产物，但到了南朝时期，南方政治势力在玄学的作用下，对儒学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北方的世家大族，而儒学地位的大大降低，更导致了南方宗族势力的松动。
玄学成了南方文化的“特色”
到了隋朝，由于隋文帝离散宗族政策的实施，使得以宗族关系为社会基础的南方政治势力失去了内部凝聚力的保护，如此其在遭受外部冲击之时，便就到了极度脆弱的边缘，所以当南方政治势力失去了宗族基础的支撑，他们就只能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依附于皇权之中，而这种宗族的脆弱性也成为他们迅速解体的必然因素。
另一方面，当南方政治势力失去了宗族基础的同时，他们在文化方面的劣势也限制着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众所周知，儒学作为各个王朝都竭力尊崇的治世之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哪怕是在纷乱年代，世家大族对儒学的重视程度也是较高的。可在魏晋时期，追求个人独立的玄学思想在整个南方风靡兴起，不仅使得南方的儒学系统受到较大影响，更是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胜利者，并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长此以往，南方的儒学世家大族也逐渐演变成士族阶层，就连那些儒学世家也多数玄学化了，至此儒学的入世治国观念在南方政治势力的眼中成为他们政治生活的羁绊，而到了隋文帝时期，皇权政治的强化和发展，使得整个朝堂在文化上趋于保守，更多地注重实用主义，如南方政治势力所具有的精神自由和浮华文化也就被整个大环境所排斥。
可到了推崇南方文化的隋炀帝时期，他一改文帝的政治作风，对南方政治集团大加重用，然而，推崇南方文化，只系于炀帝一人之喜好，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乃至政治、文化领域的主流行列，这也就注定了南方政治势力的不稳定性。
隋炀帝尤其推崇南方文化
可以说，经过六朝数百年的不断发展，南方的士族、豪强等组成的南方政治势力已成为新的大一统王朝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但作为一支政治势力其宗族势力的原始脆弱性，造成了他们在隋朝中失去了政治上的资本，其权位的复起完全得益于隋炀帝一人的提携，从而对皇权具有极大的依附性，而文化上的玄儒双修，更是造成他们在政治上荒诞虚放，缺乏实干精神，只是追求世俗的个人利益。
所以当我们分析南方政治势力内部的劣势与脆弱性，不难发现他们内部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他们既无明确的政治理想，也没有严密的组织，而由于实力上的不稳定性，使得他们不仅无法正常发挥应有的政治作用，更是对皇权拥有着极强的依附性，从而注定了他们随王朝更迭而沉浮的命运。
总的来说，南方政治势力在隋朝政权格局发展变化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当我们辨证来看，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南方政治势力在隋朝的统一、南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隋朝政治格局的平衡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从消极方面来看，南方政治势力与关陇集团的权力斗争大大削弱了隋朝朝堂的内部团结，并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不仅如此，南方政治势力内部的劣势与脆弱性，更使得南方政治势力与南方地区及其政治基础的联系也日趋弱化，从而决定了南方政治势力注定灭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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