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們引薦一份由李劍閣主任（現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中金公司）董事長，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文章“經濟學家的作用, 責任和命運”。
孫冶方同志無疑是當代中國最傑出的經濟學大師 。這不僅因為他在一個時代裡始終處於 經濟學界的鼻祖 、導師和主帥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在蹇乖坎坷的人生中所表現出的一以貫之 的執著精神和寧折不彎的人格力量 。如果說評價孫冶方的學術思想和理論觀點 ,需要用歷史 和發展的眼光來理解其先進性和侷限性 ,那麼評價孫冶方的學術精神和理論勇氣,則經濟學界 乃至整個學術界毫無疑義應當將其奉為永恆的學習楷模和追求境界 。
作為晚輩, 作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經濟的學生 ,我只讀過孫冶方同志有限的著作和生 平事蹟,從未有機會親聆過他的教誨和瞻仰過他健在時的容貌, 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值 得慶幸的是,我曾經在薛暮橋 、徐雪寒、劉國光 、吳敬璉 、桂世鏞、張卓元等孫冶方生前友好 、部 屬、學生、助手的指導和領導下工作和研究,從他們那裡我得到了對這位泰斗更多的瞭解 。當 然這些瞭解遠遠不夠深入細緻 ,但已經足以激起我對孫冶方的崇敬和仰慕。孫冶方基金會要 我寫一篇紀念文章。對我來說 ,幾乎沒有過多的緬懷和追思的內容可寫, 但我覺得藉此機會 , 以孫冶方的高風亮節為借鏡, 結合這些年中國改革的實踐和自己走過的路程,重新認真嚴肅地 思考一下經濟學家的作用和責任, 應該是對這位先哲最好的紀念 。
我首先想到的一個問題是 ,國家和社會到底需要不需要經濟學家? 這個看上去不成問題 的問題,其實常常是很成問題的。
文革前,我國也有經濟學家。那時經濟學家的任務 ,主要是按照蘇聯的經濟學教科書詮釋 馬列的經典著作 ,或者按照規定的口徑宣傳國家經濟政策 。經濟學家很少有自己獨立的思考 和見解,當然也就談不上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研究 。即使偶有一得之見,也難有發表觀點的機 會和堅持觀點的勇氣 。象孫冶方以及他的摯友顧準這樣真正有見解 、有骨氣的經濟學家 ,很難 逃脫歷次政治運動的批判和迫害。在這種情況下 ,經濟學家的社會地位最好也只不過是社會 的點綴,幫閒的角色 。到文革中,和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經濟學家都成了受批挨鬥的臭老九 , 孫冶方、顧準等有自己觀點的經濟學家陷入了更加悲慘的境地。
改革開放為經濟學家們提供了廣闊的施展空間 。一批傳統體制下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 , 努力更新知識, 積極追趕潮流 ,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啟蒙者和批判舊體制的先驅者。更有 一大批後起的年輕經濟學家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湧現出來 。中國的新老幾代經濟學家獲 得了從未有過的政治地位 ,併為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
但是 ,尊重知識 、服從真理並沒有成為普遍的風氣, 在實際生活中經濟學家的作用遭到輕 視和排斥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 。這種現象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 。在中國的歷史上, 教條主義 固然曾經產生過巨大的危害, 然而中國畢竟是一個經驗主義傳統十分深厚的古老國度 。輕視 知識(特別是專業知識)、鄙薄理論(特別是經世致用的理論)、排斥知識分子, 是一種浸透在骨子裡的陋習。這種陋習在相當長時期裡阻礙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
和其他專業人士一樣 ,經濟學家常常被斥之為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好象任何對經濟現象 的理論闡述,都只不過是象研究“馬尾巴的功能”一樣沒有意義。如果經濟學家所持的觀點不 受歡迎,只要一句“沒有從事實際經濟工作” 、“不符合中國國情” ,就可以棄之如敝履 。相反,如 果一個人的觀點正對胃口 ,哪怕他根本沒有讀過一本經濟學的書 ,沒有從事過一天經濟學的研 究工作 ,甚至從來沒有從事過任何部門的實際經濟工作, 也可能被高高捧起 。前幾年, 就曾經 有過一位走紅的人物 ,儘管此人從未讀過經濟學 ,寫的文章也毫無經濟學可言 ,但因為他拼湊 的觀點迎合了某種需要, 從而成了戴上許多桂冠的“經濟學家” 。
從孫冶方的治學經歷可以看出 ,要取得對經濟的真知灼見並非一定要主政過地方,管理過 企業 。對經濟的深入研究 ,可以有各種方法和途徑 。比如在經濟對策研究中,我們既要總結中 國過去的經驗教訓, 也要研究外國的經驗教訓 ;不僅要抓典型事例, 而且更要看帶有全局意義 的統計數據 ,這就未必非得到基層才能得到。從局部瞭解全局固然是一種認識和分析實際的 思想方法, 這是“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 ,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的道理;但從規律推測未 來的趨勢也是一種認識和分析實際的方法,這又是“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不知有 漢,無論魏晉”的道理 。
相信以上說法不會被誤認為是反對深入基層和接觸實際 。我們強調的, 只是經濟學家的 知識及其具有自身特點的工作方法和思考方式, 理當得到應有的尊重。現代經濟運行的各種 經濟關係極其複雜, 其中某些從現象到本質的最重要的關係 ,還往往與人們的直覺相反 。所 以,有些經濟學原理是反常識和反直觀的。這恰恰是經濟學的價值所在。因此 ,在作經濟決策 和經濟研究時, 僅僅依靠模糊記得的經濟學教科書知識(有些甚至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傳統教科 書)和過去實際工作的某些局部經驗(有些是錯誤的、失敗的經驗),顯然是不夠的,甚至是危險 的。這就需要了解一些經濟學特別是現代經濟學原理, 並在實踐中將其謹慎地應用於具體的 問題。從本質上講,對理論的鄙視, 其實就是對規律的鄙視。孫冶方有句名言 :經濟規律不是 任人使喚的丫鬟 ,可以隨心所欲地招之即來, 揮之即去 。確實,不管你承認不承認經濟規律,經 濟規律是客觀存在的 。膜拜經驗, 盲從感覺, 排斥理論 ,違背規律 ,最終只會受到規律的懲罰 。我們就是在受到價值規律的反覆懲罰、吃足苦頭後 ,才認識到孫冶方的歷史地位的。
有些人看不上經濟學家的一個原因 ,據說是因為“三個經濟學家至少有五種觀點” 。這種 說法當然帶有誇張和嘲弄的意味, 但經濟學家之間意見分歧的確是經常發生的 。其實,持不同 觀點甚至持相反觀點的經濟學家,只要雙方態度嚴肅 、言之有據, 都可對國家的經濟決策起到 相得益彰的參考作用 ,都應得到社會的充分尊重。經濟學家之間也要提倡一種寬容的態度。
經濟學家之間的分歧常常是由於學術思想、觀察角度 、分析方法和社會閱歷不同 。例如 , 80 年代初,學術界包括經濟學界關於中國用 20 年時間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能否實現 的問題,曾經有過一場比較激烈的爭論 。一部分人估計目標不能實現 。他們認為,資源和資金 的約束,特別是能源的儲量短缺和開採能力不足, 將是難以克服的。而以孫冶方為代表的觀點 認為 ,困難可以克服 ,目標能夠實現 。持兩種觀點的同志都作了有理有據的論述和大量的定量 分析。當然 ,實際的發展業績已經證明孫冶方所持的觀點是正確的 。從結果看 , 當時對 2000 年增長目標比較悲觀的論點與後來的事實發展不符 。但是 ,這種觀點事實上起到了提醒我們注意積極引進外資, 重視能源約束, 加大投資力度, 加快技術進步 , 千方百計加強能源以及農 業、交通、原材料等“瓶頸”部門的作用, 這對於我們實現預定目標是有幫助的。
現在看來, 對經濟發展潛力的估計 ,常常決定於對資金 、自然資源 、環境特別是能源條件的 估計, 而悲觀的論點在歷史上許多國家都存在過 。拿石油來說 , 19 世紀 70 年代起, 就有專家 一直低估石油儲量。當時 ,賓西法尼亞州的地質學家曾發佈了一個可怕的警告 ,認為美國的石 油只夠維持其煤油燈燃燒四年 。後來, 專家們把資源枯竭的時間推後到 20 世紀的 20 年代,然 後又推到 40 年代。20 世紀 70 年代羅馬俱樂部又警告說全世界已知石油儲量只夠用上 20 — 31 年。但時至今日 ,可計儲量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關鍵是技術進步已經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人 瞠目結舌。過去 10 年中 , 勘探及開採每桶石油的實際平均成本下降了 60 %,而探明儲量比 1985 年時增加了 60 %。事實上這些官方數據遠遠低估了地下可開採石油的數量。倫敦研究 機構 Smith Rea 能源研究協會認為如果算上由於最新的技術突破而成為可開採的石油 ,全球 探明儲量將能再增加 3500 億桶 ,這相當於近 14 年來全世界的石油消耗。羅馬俱樂部的悲觀 論調現在幾乎成了人們的笑料 ,但我覺得這些年來諸如此類的警示性觀點 ,對於人類達成節約 資源 ,保護環境 ,實現可持續增長戰略的共識 ,也是功不可沒的。
經濟學家對經濟趨勢的預測有時與實際結果不符 ,常常受到社會的批評,從而也常常成為 決策者輕慢和嫌棄經濟學家的一個原因 。其實經濟預測不同於氣象預報 。氣象是自然的 、客 觀的。而經濟活動是一種複雜的人類的社會行為, 是主觀和客觀交互作用的結果。當經濟學 家預測出某種不利的前景時, 人們可以有意識地根據經濟學家的建議採取措施加以避免 。在 這種情況下 ,原來預測的災害性前景沒有出現 ,不但不是經濟學家的無能和過失 ,相反恰恰證 明瞭經濟學家對社會的特殊貢獻。
所以 ,應當提倡在對某個經濟方案作出決策前 ,先交由經濟學家認真論證。古人云:“未成 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 ;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 。意思是說 ,在條件不成熟 時去做一件事情 ,必然導致最後不敢去做 ;在眾人尚未想通時去改革一項制度 ,必然導致最後 不敢去改 。這是強調慎重決策的重要性 。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 。
但是 ,經濟學家也應當擺正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從經濟學家自身來說,應當以孫冶方為 榜樣 ,確立起“居廟堂之高 ,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 ,則憂其君”的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建樹 一種專業人士應有的職業道德和行為規範,提倡嚴謹的治學態度 ,努力加強理論素養, 積累實 際經驗 。這些年 ,經濟學界令人擔憂的傾向, 是急功近利、趨勢媚俗 。有些人不是以科學和真 理為期許 ,只唯上,不唯實 ,追名逐利,將經濟學降格為對現實做法的辯解;有些人熱衷於出席 各種各樣與專業關係不大的會議,拋售一些假冒偽劣的理論觀點 ;有些搞理論研究的人, 硬要 在並不熟悉領域裡表現自己, 寫一些暢銷的“快餐式的書” ;甚至有些人一邊以經濟學家的身份 發表股市分析, 一邊暗中與機構聯手炒股票, 賺取不義之財。真正願意坐冷板凳 ,甘於寂寞和 清貧 ,看幾本書 ,研究點理論問題的人實在越來越少。社會和時代在呼喚孫冶方精神的再世。
國家興 ,則經濟學興;民族盛,則經濟學家盛 。經濟學家的命運從來是和民族的命運緊緊 聯繫在一起的。儘管目前還存在種種不如人意的地方, 但可以說我們正處於中國歷史上有經 濟學以來 ,經濟學家處境最好的時代。任重道遠, 經濟學家要好自為之,以慰孫冶方的在天之靈。
Source:李劍閣.經濟學家的作用、責任和命運[J].經濟研究,1998(0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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