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

——阿尔贝·加缪《鼠疫》

黑死病、天花、霍乱、疟疾、流感、肺结核、鼠疫……这些疾病，大部分有着比人类社会更加古早的历史。

历史上任何一次疫病的大爆发，都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伤痛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如今，尽管我们已经能控制或消灭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瘟疫，但同它们的斗争还将继续。新的致命性疫病会随时出现，我们无法预知下一个对手是谁，但人类总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手中最强大、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世代累积下来的知识和记忆——也就是科学方法和现代医学技术。

在中国的历史上，“大疫”、“时疫”、“疠疫”、“冬瘟”、“疫气”都归属到“瘟疫”行列。根据《中国疫病史鉴》的不完全统计，根据史料记载，从西汉到清末，仅大型瘟疫就至少发生过321次。

在于疫病的对抗中，古代中国人也逐渐摸索出隔离、封路、封城等战疫方式。

而仅仅在110年前，华人医生伍连德用了四个月扑灭肆虐东北的鼠疫疫情，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认为，在这场抗击鼠疫的战争中，伍连德是全权负责的，他不只是个技术人员，还有行政权，这对目前中国卫生体系改革有很大借鉴意义。

110年前的东北鼠疫战斗中，伍连德医生首提“疑似”概念，并设立专门的疑似病院，尽收疑似病人。

一、占卜问神

我国有关瘟疫的最早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

从如今已经破解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一则故事：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正在占卜，他所问有两件事，其一是这个瘟疫是否会蔓延开去？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疫？

可以推测，当时的商王城里应该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病事件，以至于商王也有了被感染的风险。

对于上古时代来说，祈求问天和占卜之术是最早对抗瘟疫的办法。

这种迷信色彩浓厚的方式，几经演变，一度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比如在东汉末年的大疫，黄巾军首领张角，号称能以符水治疗瘟疫，由此招来大量信徒，进而挥兵起事。不过最后，张角也因感染瘟疫病死军中。

二、有效隔离

在逐渐掌握瘟疫的传染病性质后，隔离制度率先出现。

在睡虎地出土秦简中，记载了一件事：一名正在接受筑城刑罚的犯人，被发现得了麻风病，当地官员迅速将其转移到了一个叫“疠所”的地方隔离。

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有关传染病隔离制度的记载，“疠所”也是最早的官方传染病收治点。

到了汉代，随着国家力量的介入，对于疫病的治疗，有了一些完善的方式方法。

西汉元始二年，京畿一带发生严总的疫病。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即由政府规划专门的房舍，负责收容、医治疫病患者。

到南朝时期，又设有“六疾观”、“别坊”等隔离机构；唐朝设有“病坊”；宋代设“安乐坊”。这些都是由中央政府根据疫情的具体情况，下拨经费，地方政府则负责具体实施，采购药物，招募人员照料病患。

在清代，天花一直是皇室的梦魇。

天花病毒，曾是大清皇室的梦魇。

顺治六年（1649）三月，北京发生的一场天花传播，努尔哈赤第十五子豫亲王多铎，染病死亡。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有3个儿子死于这场天花。

为躲避天花的传染，顺治不惜打乱正常朝议制度，躲在深宫不敢上朝。但最终，他还是没能逃脱天花的魔掌。

当时，清廷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避痘制度”，比如在遇到重大的国家庆典时，正好发生天花疫情，只要是未曾出痘的，都可以回避缺席；还规定已出痘和未出痘的皇族不得共聚一处。

顺治的儿子玄烨刚刚出生不久，就被送到西华门外的避痘处避痘。虽然层层设防，但在他不到两岁时，还是染上了天花。庆幸的是，在悉心照料下，玄烨活过来了。

康熙后来能继承帝位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他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终身免疫。

三、古代医学的探索

仅靠隔离无法治病，中国古代的医疗工作者也一直就此进行探索。

东汉医学家张仲景，花费数十年的精力，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根据描述，“伤寒”的主要症状为发热，并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仅仅十年时间，张氏家族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

在古代，“伤寒”其实是对各种无法明确解释的传染病的综称。

古代中医的药方。

此后，东晋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虏黄病（即现代所说的黄疸）、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的治疗做出过探索。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

在南宋代淳熙十四年，都城临安发生瘟疫，宋孝宗下令研制防疫汤药。

明正统十四年，淮扬发生瘟疫，明英宗派出40多位太医到疫区，抗击时疫。

客观来说，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古代中医对于疫病并无有效的治疗方式，一场瘟疫的结束几乎都是以病毒的忽然自我消退而结束。

比如在清代光绪十六年的冬天，一场“冬瘟”袭击北京，晚清政坛上的潘祖荫、孙诒经、宝廷、怡亲王等先后染疾去世，张佩纶、李慈铭等名士也感染时疫，但被治愈；甚至在高墙大院的紫禁城内的贵妃也染病而亡。当时的名医均对此束手无策。

在抢救工部尚书潘祖荫的过程中，老友翁同龢建议使用人参，而潘的另一位老友、内阁学士李文田则说，人参、附子断不可用，“须梨汁或可治”。翁同龢回敬：“梨汁能救命吗？”

由此可见，高官名士在疫病面前的遭遇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可想而知。

出现在古代文献中的“大疫”、“时疫”、“疠疫”、“冬瘟”、“疫气”，今天已经无法确知对应哪些疾病。研究医学史的学者余新忠认为，准确判断历史上发生的疫病为现代医学所称谓的何种疾病，无疑是件令研究者和读者感到兴奋的事情，然而这种判断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

四、一个王朝的背影

从小染上天花，壮年又染疟疾，这两项在古代几乎都是必死的传染病，但康熙帝都换过，不过都活了下来。

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染上疟疾，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即用金鸡纳霜治疗了康熙帝的疟疾。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因患疟疾。通过同事苏州织造李煦上奏，先康熙索药：“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

康熙帝看后亲笔朱批：“尔奏的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金鸡挐专治疟疾，用二钱未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两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瞩！万瞩！万瞩！万瞩！”

曹寅没能赶上快马运来的药物，就去世了。

因此药救过康熙的命，而且是外国进口而来，因此在清朝这是专供皇室使用的宝药，普通民众是无缘使用。

诞生了金鸡纳霜的金鸡纳树。

明清时，最大的贡献是“人痘接种法”的诞生，由此可以战胜天花。

清代《痘科金镜赋集解》中有记载：“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

隆庆一朝在公元1567—1572年前后，由此可推测，应该从明代开始，这种种痘方法开始在民间使用。

“人痘接种法”是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磨成的粉末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进而获得天花的免疫力。

因康熙帝自小的天花经历，在他即位后，便大力推动天花的防治：太医院专门设立痘诊科，广征各地名医；设立“查痘章京”职位，全面负责八旗防治天花事宜。

康熙时代中后期，南方传统的种痘法传入北方。康熙大力推广此法。

晚年时，康熙对诸位皇子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

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中国种痘法基础上，发明了著名的牛痘法。正是靠这种先进疗法，人类彻底打败天花。牛痘接种的成功，也为人类打开了免疫学的大门。

但遗憾的是，发明了“种痘”法的大清，到了清末，慈禧独生子同治皇帝在1874年竟然死于天花。

同治得了天花后，慈禧在宫内外大搞“供送痘神”的活动。同治皇帝的去世，是一个王朝的缩影，固执而排外。

五、百年前的现代化“抗疫”

1910年，大清宣统二年。中国东北发生一起鼠疫传染病，华人医生伍连德用了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

伍连德采取的应对措施，放到今天依然是极为有效的措施。

那么伍连德作对了什么？

最重要的一步是，确认病毒能够“人传人”。

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和助手抵达哈尔滨。第三天，伍连德获得解剖一位染病去世的日本女子的机会。

伍连德从血管、心脏、肺叶等处提取标本，经过三天的细菌培养，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鼠疫杆菌。

伍连德认为，这次东北鼠疫是由土拨鼠引起，并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并做了鼠疫可以“由人传播到人”的重要判断，传播途径为空气飞沫，可通过呼吸传染。

伍连德后来回忆：“欲使缺少近代医学和科学基础知识的他们（哈尔滨的官员）相信这些，并非易事。”

此后，伍连德根据疫区现场调查情况和解剖发现，请求清廷对东三省进行全面隔离。

首先是对整个东北进行封城。1911年1月13日，清廷下令封锁山海关，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

其次铁路交通严格管制。1月14日至19日，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陆续停止运行。1月21日，京津铁路全部停止运行，清廷建立三条军事防线，

第三是戴上口罩。伍连德发明了一种双层纱布口罩，这种口罩被为后人称作“伍氏口罩”。伍连德后来回忆：“在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

带着口罩的工作人员。

第四是分区管控。在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伍连德将其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配备一定的医生、警察以及医疗物资。不同区的居民佩戴不同颜色的证章，分别是红、黄、蓝、白，每种颜色只允许在本区活动。

第五是建立专门的收治医院。当时，伍连德要求当地官员提供更多的房舍，供急性患者用做医院。

第六是首次提出“疑似”概念，做到应收尽收。在抗击鼠疫的过程中，伍连德第一次提出“疑似”概念，将疑似患者集中收治在120节火车车厢改建而成的隔离营中，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

用火车厢搭乘的简易收容所，功能类似今天的方舱医院。

第七是消毒措施。制定了细致的消毒、清理以及医护人员防护等措施。

第八是对有染病尸体的处理。由于染病人员的大量死亡，公共墓地已经无地安葬，大量尸体和棺材露天堆放在坟场周边。1月30日，大年初一，伍连德亲自指挥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在尸堆里忙活。下午2时左右， 22堆尸体被泼上煤油并点燃。烈火足足烧了三天，东北的疫情也很快迎来了转机。

1911年2月20日，东三省所有采取了隔离措施的地区死亡人数首次全部出现了下降。4月23日，清政府宣布东三省鼠疫肃清。

曾肆虐欧洲长达四个世纪的鼠疫在几个月里防疫成功，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伍连德由此被认为是中国建立防疫医疗体系的先驱。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认为，在这场抗击鼠疫的战争中，伍连德是全权负责的，他不只是个技术人员，还有行政权，这对目前中国卫生体系改革有很大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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