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久很久之前，“文學”誕生了，從此，在統治者眼裡，它是能夠幫助自己維護統治政權的工具，而在一眾文學家的眼裡，“文以載道”，它是能夠盡行社會教化的工具；“文以寄情”，它是能夠娛人娛己的審美工具；而最後，“文以謀生”，它成為了創作商業價值的工具。
李漁，明末清初時期的文學家、戲劇家、美學家，同時他也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職業作家之一。那麼，為什麼如此說呢？
美國學者埃裡克·亨利曾在《李漁：站在中西喜劇的交叉點上》一文中指出：
李漁是中國第一個僅靠賣文度日的作家。
其實，在李漁之前，也有許多文人賣詩賣畫的精彩典故，比如，司馬相如賣《長門賦》，鄭板橋賣字畫 ,韓愈、歐陽修為人作文獲得豐厚潤筆等等，但是，對於這些人來說，他們所做的這些事只是偶爾為之，並非全為了營利謀生，而李漁，就不一樣了。
作為享樂主義者的李漁曾在《閒情偶寄》中明確表示，“行樂第一”，那麼，想要行樂，就要有“錢”，李漁也曾直言表示對錢財的渴望：“倘蒙念其淒涼，而復憫其勞頓，則綈袍之賜，不妨遣盛使頒來。”。
那麼，作為一個市井文人，想要賺錢，自然只能做生意，而李漁一無所有，只能通過將他的知識轉化為錢財，其實，也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講的“知識變現”。
前文中，我們也提到，李漁是一位文學家，戲劇家，因而，他的知識變現主要通過兩種渠道，一種是賣文餬口，寫小說，編戲劇，而另外一種，則是實業發財，開書鋪，開戲班。
賣文餬口
做生意，一是要想好項目，二是要想好市場。
李漁的項目是小說和戲劇，而他的市場則是杭州與金陵等地區，再細分一點，主要針對當時的市民階層。
明確了項目與市場後，要做的便是讓項目匹配這個市場，而李漁的商人意識便從此開始顯現。
首先，是市場調查，李漁發現當時的市民階層的喜好主要為“閒書”。“然近日人情，喜讀閒書，畏聽莊論。”
這裡的“閒書”主要指的是明清時期比較盛行的小說和戲曲等通俗文學，內容通俗易懂，情節曲折起伏，構思巧妙奇特。
於是，當李漁看到這一點後，便自覺地放棄了對文學創作的“雅”的追求，而去追求“通俗”，為此，他創作了大量的通俗文學作品。如小說《無聲戲》、《十二樓》，戲曲“笠翁十種曲”等等。
在小說的內容上，李漁強調“新奇”，他常說，
“人性求歸 , 物惟求新。新也者 , 天下萬物之美稱也 , 而文章一道較之他物 , 尤加倍焉。戛戛乎陳言務去 , 求新之謂也。”
意思是，人，是舊的比較好，而東西呢，則是新的比較好。什麼是新呢，就是天下東西最美好的一面。對於寫文章來說，就要追求新！
此外，在小說的“選題”上，李漁強調取材於社會。這麼做的目的自然是為了迎合大眾口味，獲得閱讀量，他的小說《無聲戲》以家庭瑣事為題材，聚焦於財產、子嗣、家常倫理等問題，而他的《十二樓》則大多是婚戀的題材。
而這樣，既讓讀者產生了興趣，更是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
接著，在故事構想與情節的設置上，李漁所追求的是：
“不效美婦一顰 , 不拾名流一唾 , 當世耳目 , 為我一新 ”
在構想方面，別人寫美女配美男，而李漁卻寫三個美女配一個醜男，而在情節設置上，更是一波三折，比如他的《十二樓》中的《生我樓》，在這部小說中，有四大巧合，巧合一是買父得親父；巧合二是買嫗得親母；巧合三是買女得髮妻；巧合四是夢境是實境，失散多年的一家得以團圓。
所以說，這樣的故事在當時怎會不吸引人呢？
最後一點，李漁在創作過程中，追求的是“貴淺顯”
“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
簡單來說，就是站在讀者的角度來創作，要使讀者能夠輕易看懂，為此，李漁經常在語言的表達上運用喜劇化的手法，給人以幽默和輕鬆。
最後，我們來概括一下李漁的創作過程，
1，蒐集大量的日常生活中事，從中挑選出有意義和有價值的人和事做備用
2，將這些備用的人和事進行分類，構思奇特的想法
3，選出想法，開始構思情節結構，創作作品
總的來說，李漁創作是想盡一切辦法吸引人們，來實現商業價值，達到知識變現，這就如同，我們現在許多自媒體作者，想盡辦法來提高自己的閱讀量，增加自己的粉絲數。
其實，如果我們細看李漁的創作過程，在這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要學習的地方，比如說，我們的文章觀點要奇特，我們在創作時要“貴淺顯”，從讀者角度出發，使讀者朋友們能看輕易看懂文章等。
接下來，我們便要聊一聊李漁的第二種“知識變現”方法，就如同現在許多人賣書，而李漁開了一間書鋪。
書鋪與戲班
如果說，寫小說，編戲劇還不足以看出李漁的商業才能，那麼，接下來，就來欣賞一下李漁的商業智慧。
1，開書鋪
李漁的書鋪名為芥子園書坊，集編輯、出版、經營以及銷售為一體。
對於書鋪而言，生意好不好的重要一點在於“貨源”好不好。而李漁的書稿來源主要分為三種，一種是自己寫的小說和戲劇，一種是社會所暢銷的書籍，而還有一種就是通過渠道去獲取書稿。
我們來講一講的李漁的獲稿渠道，第一條渠道就是自己的朋友，李漁一生交友遍及天下，有官員，也有文人，而他便經常向自己的友人索稿。
“尺牘新稿，立候見頒，稍緩則不及候。”
而第二條渠道還是友人渠道，不過並不是李漁去選稿，而是由朋友自薦稿子，以及推薦的書稿。而至於最後一種便是面向社會“徵稿”。
我們會發現，李漁獲稿的方式與現如今的我們都差不多，可見，李漁的商業意識的先進性。
而有了書稿來源，接下來便是選稿。
正如他自己的創作理念一般，在選稿方面，李漁同樣崇尚通俗消閒，比如《香草吟》，他為其改名為《香草亭》等。
而除了這些以外，李漁在選稿的時候同樣注重書籍的經世致用的社會功能，可見，李漁是希望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能夠獲得社會效益。
接下來，選完稿，便是出版。
在出版書籍時，李漁啟用了廣告宣傳的策略，這在當時，是一種很先進的商業想法，因為，彼時的人們更多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經營思想。而李漁，往往在自己的作品上預告下一本作品的出版，同時，又請人做評語，其宣傳手段幾乎與現在無異，只不過廣告渠道比現在要少罷了。
而最後，在出版的過程中，李漁還具有古人更加少有的一種意識，即版權保護意識。
“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佈告當事”
在維護版權這一塊，李漁力求官府的保護與支持，並且同時樹立品牌意識，打出了翼聖堂和芥子園的品牌。
如果說，通過開書鋪我們能瞭解到李漁對外的商業管理能力，那麼，通過開設戲班，我們就能認識到李漁對內的商業管理能力。
2，設戲班
李漁所開設的戲班與一般的戲班不同，他所開設的戲班是家庭戲班，其組成人員多由他的妻妾組成，而他則是作為演員、編劇、導演，身兼數職。
而既然作為一個戲班的領導人，自然有其自己的管理標準。而李漁用來管理自己“家庭戲班”的管理方法便是強調“才”和“德”的重要性。
然諸公所惜者技也，非才也；容也，非德也。技可學而至，容以飾而工；至其默會作者之才，婉承夫子之德，則非特人不及知，即予晨夕與俱，亦莫測其慧性所從來。
可見，在李漁的眼中，一個好演員要有才不傲，無才不妒。以才和德作為管理原則，又以情感作為管理紐帶，李漁的戲班在李漁的帶領下走南闖北，奔走於達官貴人的門下，每到一地 ，當地名流紛紛相邀。
總的來說，從書鋪的設立以及戲班的開設，我們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李漁的商業才能，以及他的商業理念。
市井之念不可無，壟斷之心不可有。覓應得之利，謀有道之生，即是人間大隱。若是則高人韻士，皆樂得與之遊矣。
文人與商人
長期以來，在我們面前，李漁的形象有很多，比如，詩人、詞人、編劇、美食家、園林設計家等等，而他身上的商人氣質與商人精神同樣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存在。
尤其是在當今社會，人們倡導著“知識變現”，而李漁的“知識變現”便給我們很大的啟發。比如，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敢於創新，再比如，從讀者的角度出發，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最後一點便是，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注重社會效益。
“李漁是被歷史超前三百年製造出來的。”
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李漁也不失為一個懂經營、善管理的文化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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