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永济先生
01
刘永济（1887-1966），字弘度，号诵帚，晚号知秋翁，斋名易简、微睇，湖南省新宁县金石乡人。幼承家学，耽习文史。16岁应湖南道试，以第一名入学。1906年至1911年间，先后在长沙私立明德学校、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接受新式教育。1912年至1917年客居上海期间，从朱祖谋、况周颐研习词学。1917年7月至1926年年底任长沙私立明德学校国文教员。1927年初赴沈阳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1932年7月被聘为武汉大学教授。1942年至1949年间，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56年评为国家一级教授。著有《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要略》《屈赋通笺》《笺屈馀义》《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词论》《宋词声律探源大纲》《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微睇室说词》《文心雕龙校释》《唐乐府史纲要》《元杂剧考》《国风乐府合选》《唐人绝句精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及《默识录》等。
02
国难之痛，民族情怀
“倦羽惊风，渺天涯寄泊，沉哀何地？残夜梦回，还疑醉歌燕市，冰霜暗忆胡沙，怅一霎，红心都死。鸿唳，料征程怕近，长虹孤垒。”20世纪30年代，刘永济曾作词《惜秋华·任武汉大学教授》，表达对于东北失地的怀念。忧惧于神州危殆、牵念于民众疾苦、寄情于学术探索、关切于后学成长，这些情感贯穿于刘永济一生的为人为学历程之中。
1928 年，刘永济在东北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时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野心暴露，刘永济经常慷慨激昂地向学生宣讲民族大义，让学生们懂得保卫祖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
▲ 刘永济先生
当外敌入侵、民族危难之时，刘永济以填词记录世变、抒发胸臆，并将之作为战斗的武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东北大学学生组成了抗日学生军，学生军的负责人苗可秀请刘永济为他们作一支军歌，他爽快地答应，写下一首《满江红》，和岳飞的《满江红》一样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据刘永济的长女刘茂舒回忆，“在从沈阳搭乘难民车进关途中，父亲一句一句教我唱这首军歌：‘禹域尧封，是谁使金甄破缺? ……’他那充满悲愤铿锵有力的歌声，至今犹在耳边回响。八年后，父亲在辰溪湖南大学短期讲学时，看了学生排演歌颂苗可秀为国捐躯的壮烈事迹的话剧《凤凰城》，他不忍看到苗君死难情景，提前退场，感触旧情，凄然成詠：‘无端皂帽落穷边，曾见苗君正妙年，今夕氍毹表忠烈，如尘如梦最悽然。’‘苌宏碧血成秋燐，精卫冤魂塞海东，为问当年六千士，几人还唱满江红。’”
1932年，刘永济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抗战期间武大西迁四川乐山，刘永济书写的大量词作，抒发当时师生共同的感情，渗透了对山河破缺的悲痛、对百姓苦难的痛楚，往往是做出一首便传诵一首。当时大家最为称赞的是一首《临江仙》，认为是和着血泪写成的：“闻道锦江成渭水，花光红似长安，铜驼空自泣秋烟，绮罗兴废外，歌酒死生间。野哭千家肠已断，虫沙犹望生还，金汤何计觅泥丸，西南容有地，东北更无天。”词作痛斥蒋介石集团在国家濒亡、生灵涂炭之际仍寻欢作乐、沦大片河山于敌手，情调愤惫、悲怆，读之令人落泪。
▲ 刘永济先生手迹
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刘永济一生研究屈赋，创获甚多，但和一般人有所不同，他是把屈原当作忧国忧民、希望拯救国家于危难的辞赋家来研究。在著作《屈赋通笺》《屈赋音注详解》之中，他总是强调屈原伟大的人格，强调他为了国家“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
刘永济不慕权贵，洁身自好。1943年，朋友给他送来一张免费摄影券，拉他加入国民党，他一笑置之，写了一首《菩萨蛮》，其中一句“柔肠另有丁香结”，很婉转地表达自己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心意。一次，四川乐山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官员结婚，排场之大轰动了全城，不仅给刘永济送去了请贴，还派车前往迎接。刘永济很气愤：“这班人也自知无赖，还想要我们去替他装点斯文！”他托病坚决不去。对于他而言，真正做到了“爱国高于一切，其他无所萦怀”。
潜心问道，由博返约
刘永济是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极为重要的奠基人和引路人之一，被誉为“五老”之首。他是中文系弘毅、笃实、尚真、求精传统学风的重要缔造者和体现者之一。
▲武大中文系“五老”（左四为刘永济先生）
刘永济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博返约。50年学术生涯的辛勤耕耘，他的研究范围涉及文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乃至群经诸子、名物制度、版本校勘等领域，上古至明清，上下几千年中国文学史各个发展阶段都留下了他探幽赜微的真知灼见。正是由于他治学之广、读书之多，在研治古典文学时方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他的许多著作都是经过多年（有的长达30年）打磨完成的，厚积薄发，言简意赅，几乎无一不是精品：《文心雕龙校释》被称为二十世纪“龙学”研究四大基石之一；《屈赋通笺》则“于并世诸家中独树一帜”；《唐乐府史纲要》被誉为是迄今为止我国研究唐代乐府历史的唯一专著；《词论》对以往词话进行严谨的去粗取精，并加以论释、按语，阐明己见，新意迭出。
▲刘永济先生著作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多闻缺疑，慎言其余”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也正是刘永济的身体力行。他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是精心创作、反复修改的，蝇头细字，在稿本的天地头上都批写得满满，加以誊清，然后再改，为的就是求真。据著名古代文史学家程千帆回记，刘永济曾向他讲过《寓简》中所记载的故事，欧阳修晚年改定自己的文章，用思甚苦，不是为了怕先生生气，而是怕后生嘲笑，刘永济说：“嘲笑还不要紧，但误人子弟，问题就大了。”刘永济曾赠给程千帆一副斋联，上联是：“读常见书，做本分事。”下联是：“吃有菜饭，着可补衣。”这副对联也足可见出刘永济治学为人的态度。
严谨立世，言传身教
刘永济治学严谨，到了晚年更是爱惜光阴， 天还没亮就起床工作， 午餐后睡一觉， 又工作到夜深。他说：“我是把一天当作两天过，但还是恐怕‘所为不及所欲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 他还为未能完成《屈赋学》的第五种和《文心雕龙辞典》而感到遗憾。
▲ 1962年的刘永济先生
刘永济教育学生既严格又充满热情，学生写的读书笔记，他都详加批阅， 连错别字也一一改正；即使卧病在家，到了该上课的时候，他仍然躺在藤椅上照常讲授， 同样坚持批阅学生作业。
古稀之年，刘永济仍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上课，批改词作和读书笔记，传授治学方法，还为本科生讲授唐五代两宋词课。《微睇室说词》是他晚年为中文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上课讲解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讲稿，吴文英的词被称为“梦窗词”，在词坛历来号称难懂，而刘永济认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需要读懂这些作品，对之加以详细讲解、分析。据他晚年带的词学研究生马昌松回忆，刘永济为了使学生弄清楚俗传诗律中“一三五不论， 二四六分明”这两句话的来历和是非， 除了要学生阅读有关材料外， 还要求图书馆设法从外地借来只在丛书《三续百川学海》中才有的《阳关三叠图谱》，指导学生阅读。
无论是对待学术，还是对待学生，刘永济都可谓呕心沥血、 死而后已。
注：（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文章内容整合自：《光明日报》 2018年6月9日 11版《刘永济与程千帆的交谊》（作者：巩本栋）；《唤回心底十年人——追念我的父亲刘永济教授》（作者：刘茂舒）；《武汉大学报》第1204期《爱国教授 国学大家——刘永济先生小记》（作者：吴江龙）
03
刘永济：今日治学易犯之过失
本文为刘永济先生1946年2月18日
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
▲1946年的刘永济先生（左三）
主席、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今日所讲之问题，乃吾人切身之事。今且分作两节讲。
（甲）治学易犯过失之原因
1.昔人谓治学所要者才、学、识。本人之意，三者难俱，而识为甚。盖才由天生，学以力致，而学力可以启发天才，唯识必才、学俱到方有。治学之士与此三者，有一不足，则生过失。
2.昔人又谓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此言时代、风尚影响学者思想之力甚大，一为所蔽，便生过失。如清代重汉学，遂以诋斥朱子为能；宋儒重理学，遂谓工文者为玩物丧志，是其例也。故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此语非趋时之谓，乃能分别时务之是非长短之谓也。
3.有此二因，故历代治学者亦或不免过失，必待后贤纠正，而后无弊。因一代学术，为支配一代政治社会之原动力；学术有失，则一切皆受其害。此如两晋之清谈，北宋之党争。其初皆起于个人之学术，其卒也，害及国家。
（乙）今日治学易犯之过失为何
1.前论治学之过失，一由才、学、识难惧全，二由为时代习俗所蔽，今日治学之人，亦难出此例外。因今日有今日之习俗，而今日治学之人，亦未必人人皆才、学、识惧全者。并且就耳目所及，略举近二三十年中治学之过失，以讨论之。
2.此所指之学，自属我国者。至治欧美之学者，不在此内。有无得失，乃另一问题非余所及知，故置之不论不议之列。
3.今所举之过失，亦只就其荦荦大者言，不能备，亦不能详。至所以提出此问题之意，因今后建国事大，苟学术有失，影响亦大也。惟今所论及者，乃为何种过失而非何人过失，论事论理而非论人。所重在事理者，事理明，则吾人治学不致再蹈此失，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补救的而非指责的。故但举事例，而不出人名，此点务须了解。
4.今且先举过失之最著者七事，次讨论其致此之故。
一曰以指为月 今人有病儒学为致弱之因者，其理由谓儒字本训柔，从需之字又多为柔顺、软弱之义。如懦——驽弱也，鉓——弱也，濡——润也，孺——孔子也之类是。不知儒家之称，出秦汉间。而礼记儒行，谓“儒之言优也，和也，能安人，能服人也”。《周礼》太宰，谓“儒以道得民”。扬雄《法言》，谓“通天地人为儒”。许慎《说文》谓“术士之称”。王充《论衡》，谓“能说一经为儒”。则皆从其性质功能立说，何来柔弱之义？且孔子以智、仁、勇立教，无怯懦之义甚明。而显然以柔弱立教者，则为老子。然观老子书中，柔胜刚，弱胜强，及柔弱者生之徒，刚强者死之徒等语，则是以柔弱为手段，亦非教人怯懦。由此言之，则谓学儒致弱者，不但不知儒，且不知道。一语而犯二失，尚何学之可言？是谓以指为月。指月之喻出自佛书，言人有不知月者，他人指月告之，其人误认此指为月，是不但失月且亦失指。
二曰向壁虚造 昔唐道士杜光庭妄撰道书，时人遂谓凭空妄作者为杜撰。今人著书立说，杜撰亦多。而治甲骨文者尤易犯此失。因甲骨文原不易识，又难免杂以赝品。治此学者每任意立说，复根据此认识未确之字说古事，自不免凿空。其极也，遂多怪论，有谓殷商尚无文化，旧传古史不可信者，有谓殷人尚未离野蛮，且有吃人之习者，种种无稽之谈，皆由而生。不知何以解于新出土之商代精美彝器，是谓向壁虚造。
三曰盲人摸象 近人治学，动诩为新方法，于是有取《论语》孔子答弟子自及当时人问孝、问政、问仁各章，以类排比，从而判断之，谓孔子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有此等此等诸义，自命为用归纳方法，骤观之似有条理。不知《论语》所记孔子答问之词，皆因材施教，必视问者之性行及尔时之事势而定。问者十人，答以十义，问者二十人答以二十义。此十义、二十义，不可谓孔子言孝、言政、言仁之义已尽，必须统观其学说之全部，参以后儒所论，兼用演绎法，推求其未备之旨，而后方能得其全体。苟不如此，则不免以部分武断全体之失，是谓盲人摸象。摸象之喻亦出自佛书，言王命众盲同摸一象，然后问之。摸得耳者谓象如箕，摸得牙者，谓象如萝菔根。所摸之处不同，其言亦不同，而皆非象之全体也。
四曰以管窥天 近世治文学者，所失尤多，如以语法论文法，以散文法论诗歌，或且以外国文法论我国文法，一见不同，遂诋为不通。最佳之例，为论“红豆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二句，即以散文句法论诗之失，不知散文句原与诗句不同，反谓老杜亦不通，而主改为“鹦鹉啄馀，凤凰栖老”。不知此乃形容天宝未乱前长安之富庶与承平，通观全首便知，非言鹦鹉何所啄，凤凰何所栖也。宋诗话有人疑为倒装者亦误。今试以此二句改成骈文，则句意自明，且文从字顺矣。此二句改成骈文，句法则为：红豆啄馀无非鹦鹉之粒，碧梧栖老皆是凤凰之枝。以啄馀形容红豆之多，栖老形容碧梧之安。而鹦鹉之粒，凤凰之枝又以见其富丽如此也。上下二句，各省去三字即成诗句矣。盖骈文句法原与诗句相近也，由此言之，其非倒装，更非不通明甚。此乃论者不知己见之浅，反以讥评古人，是谓以管窥天。
五曰矫枉过正 近人因清末文弊，作者皆无实学，以空疏词句、摇曳生姿为桐城义法，以典故，堆砌浮藻为文选家数，俗滥可厌，遂一概抹杀之，虽古人佳篇，亦视同一例。又恶清代八股家徒以经书为猎取科名之用，遂谓经学可以不讲，或又以经典中具史事，竟以史料视之，致失古哲垂教之意。其太甚者，且谓为帝王专制之利器，足以阻碍思想，于是变本加厉者，乃有礼教吃人之谬论。原其本意，不过思矫正清末之失耳。但立论过激，浅人复推波助澜，而流弊乃生。今日举国贪污无耻之徒，所以自便私图，毫无忌惮者，未必非此说有以阶之厉也。是谓矫枉过正。
六曰比拟不伦 今人之习西方文哲学者，每喜以之比拟我国文哲学，而忘其不相类；初学之士，见其新奇，信而不疑，辗转相传，贻误实大。夫心同理同，虽地域悬隔，其间非无相同之处，但亦自有相异之点。此可以同异言，而不可谓同者必优必是，异者必劣必非，尤不可强异为同也。今人有谓屈子《天问》中之思想为怀疑哲学者，有谓并无屈子其人亦如希腊作史诗之荷马者。有谓白居易《新乐府》为写实派者，有谓庄子书中有生物学理者，皆强异为同也，不可不辨。否则与清季人士谓西洋声光化电诸科，我亦有之牵强附会者复何异。是谓比拟不伦。
七曰认贼作子 晚近以来，学术界有一最危险之事，即窃取日人治汉学者之说是也。不知日人谋灭我国，无孔不入，即治学之士，亦怀侵略之心。其讲我国学术者皆存心破坏我国文化，丧失我人自信之心者。如谓我古史为伪造，谓我先哲有非汉族者，谓秦桧为忠于宋室，谓我西南各省为别一民族，皆欲诋毁我、分割我者。国人不学，又好异说，于是拾其牙慧，转相贩卖，不知正坠其术中。今虽日寇投降，汉奸就捕，而此种侵略阴谋，与文化汉奸，尚无知者，其害远过于前举六事，是谓认贼作子。
上举七过，推其原因，略有四种：不自力学而喜出名，一也。厌平正之道而竞新奇，二也。此二种属之个人者。其属于时代习尚者亦有二种：一曰当国体改革之际，革命之风甚盛，影响及于学术，遂不暇辨其是非，务推翻向来一切为快；二曰西学东来，浅尝之徒，习其皮毛，自料不足见好于世，乃转向故纸堆中讨生活，以欺世盗名。此外又有以一己所遇之环境，推论古今，以一偏之思想及所好之学术测度古人之思想学术，亦难免不有过失。此最近二三十年学术界之不良现象。或谓当国家扰攘之际，乃学术变新之会，虽有不根之言，与怪异之论，乃为当然，原不足责，且此辈较墨守陈腐旧说，不求改进者，似尚胜一筹。然吾人苟欲求真知，欲得实学，欲学术果能变新，则必不能容其长此诡更任情而不衷于至当，不能令其恶影响及与国家社会，而不求补救之道，更不能坐视后来青年为其说所误，亦犹今日政治不上轨道，论者不当以过渡时期应有之现象为之辩护也。此则余今日所以讨论此问题之故也。
原载《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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