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儀式在美軍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上午九時，佔領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出現在甲板上，這是一個令全世界為之矚目和激動的偉大場面。
面對數百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麥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一個讓人吃驚的舉動，有記者這樣回憶那一歷史時刻：“陸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代表盟軍在投降書上簽字時，突然招呼陸軍少將喬納森·溫賴特和英國陸軍中將亞瑟·帕西瓦爾，請他們過來站在自己的身後。
站在簽字的麥克阿瑟將軍後面的喬納森·溫賴特少將（左）和亞瑟·帕西瓦爾中將（右）
一九四二年，溫賴特在菲律賓、帕西瓦爾在新加坡向日軍投降，兩人都是剛從中國滿洲的戰俘營裡獲釋，然後乘飛機匆匆趕來的。
可以說，這個舉動幾乎讓所有在場的人都驚訝，都嫉妒，都感動。因為他們現在佔據著的，是歷史鏡頭前最顯要的位置，按說該屬於那些戰功赫赫的常勝將軍才是，現在這巨大的榮譽卻分配給了兩個在戰爭初期就當了俘虜的人。
然而，在這位麥克阿瑟將軍眼裡，似乎僅讓他們站在那兒還嫌不夠，他作出了更驚人的舉動。
他邀請喬納森·溫賴特少將和亞瑟·帕西瓦爾中將陪同簽字，溫賴特是最後堅守菲律賓的美軍將領，帕西瓦爾則是新加坡淪陷時的英軍將領，兩人都是剛從瀋陽的戰俘營裡趕來，三年戰俘生涯的折磨摧殘，使兩人骨瘦如柴，形同骷髏，穿著最小號的軍裝還顯得肥大不堪。
麥克阿瑟請這兩人陪同簽字，正是對兩人所經受苦難的一種補償。
這次日本投降儀式，一共用了六支筆。第一、第二支筆當場就送給了陪同簽字的溫賴特和帕西瓦爾，其他四支筆分別送給美國政府檔案館、西點軍校、中國代表徐永昌和他的夫人。
麥克阿瑟可謂用心良苦，他用特殊的榮譽方式向這兩位畢功盡職的落難者表示尊敬和理解，向他們為保全同胞的生命而作出的個人名望的巨大犧牲和所受苦難表示感謝！
與其說這是將軍本人溫情的表現，倒不如說乃理性信仰的選擇，它來自一種健康的正常的生命態度和對戰爭的理解。它並非個人情感的一時衝動，亦絕非私誼所為，而是代表一種國家意志熱烈地擁抱那些為這場戰爭付出特殊貢獻的人，超常的禮遇是對他們巨大自卑和精神損失的一種彌補和真誠答謝。
在將軍眼裡，只有加倍彌補才是真正的彌補！
那支筆大聲告訴對方：別忘了，你們也是英雄！你們無愧於勝利和這個偉大時刻！
愛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命，尊重存在的價值難道。只有死才是軍人最高的榮譽和價值標準嗎？才是對祖國和同胞最好的報答嗎？提出這等要求的祖國和同胞豈非太自私太狹隘太蠻橫苛刻了嗎？愛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命，尊重別人存在的價值，難道不正是人權社會的表現嗎？
日本投降書上，麥克阿瑟等人的簽字。
在理性的眼裡，被俘固然是一種“失敗”，但這隻能算是一種物質效果和臨時意義上的失敗，是一種按戰爭功利計算方法得出來的“負數”結果，但它不能作為對人的一種最終的人格價值和生命力量的評價，準確和公正地說，“被俘”本身亦是一種有力的存在，它並未失掉精神上的硬度和頑韌，它有尊嚴，有值得敬重和感謝的地方。
任何一位被俘士兵都有權說：“是的，我失敗了，但我更戰鬥過！”
一個人對集體和社會的貢獻是有限的，責任也是有限的。它不是無限付出的，不應以不顧理性的絕對方式、隨意地犧牲個體的利益，甚至生命去換取。鼓勵犧牲，提倡捨身，頌揚忘我，此乃偏狹的政治英雄主義，而非一種實際的人道主義，它不是以真正對個體對生命的關懷為前提的，而完全以絕對的集團目標的實現為唯一的價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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