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走过丹江》出版。
我和育善兄是二十多年的老友，是老兄弟。我也是他的责任编辑，这些年，《美文》发表过他许多文章。他的文章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实，写得扎实，写得实实在在，脚踩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写的内容，也是针对现实的，把现实写到实处，写出实感，是需要眼力和脑力的。当下的散文写作有一个泛滥区域，即所谓的亲情和乡情，这些文章雷同的多，见个性和劲道的少。写父母儿女情的文章，是不宜标榜着写的，这种情感宜于放在心底，放得越深越好。写乡情也应该避开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那种。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百年不遇的大变数，是观念在变，是生活方式在变，是农耕文明的基础东西在变，很多人写的乡情，忽视甚至无视这种变化。李育善写的现实，基本上取材于他的工作经历，选取的也多是带难点和痛点的，这些恰恰构成了文学写作中的亮点。他有两组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光明日报》专门请他写过一个长文章，我记得刊出时是一个整版，写南水北调中丹江源头保护的。育善兄成为《美文》杂志的重点作家，这和他的写作方式，以及他写作时以眼力和脑力为重均有关联。
关于《走过丹江》这本书，我有三点具体看法。
一、育善写作几十年了，到这本书，我觉着是达到一个高度，而且是对自己的突破，也可以说是自我超越。《走过丹江》是一部成熟的文学作品，见功夫，见精神，也见个性。这本书，是陕西散文的一个收获，也是可以放到全国散文局面去讲的一本书。刘琼是国内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她写的序是对这本书的基本定位，也是文学判断。
二、这本书，不是零碎的散文作品的集结，是整体思考,是从一个原点出发，做理性寻找，其中的思考，不仅有深思，还有反思，这都是难得的。我说这本书达到了他目前的写作高度，也是基于这一点。
散文写作，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文学的主体意识或者主体性，一直被割裂着。从散文的分类也可以看出这种割裂，抒情的、叙事的、哲理的，其实这样的分类，是背离文学原理的。古今中外文学史里的优秀散文，其实多数都是这三者的艺术融合体。中国文章传统讲“立言”，“言立而文明”，核心的东西被割裂了，如何立得住。从一个客观现实，也可以看出这种不良后果，比如，文学新时期四十多年，我们记住的一些小说家，同时记着他们的小说，记住的诗人，同时记着他们的诗。但是我们可以说出不少散文作家的名字，但同时记住他们散文作品的，有几位？贾平凹倡导“大散文”写作，不是好高骛远，不是好大喜功，出发点就在于要重塑当代散文观念。
三、《走过丹江》这本书，是有地方志价值的。
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一个东西被严重忽视着，就是史和志。不太清楚“史”和“志”是干什么用的，甚至不知道“文史馆”和“地方志”这样的政府机构是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我们经常讲，要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唯一完整的体系就是史志传统，国史有二十五部，从司马迁《史记》，到《清史稿》，基本上一个朝代一部史。《史记》不是断代史，是通史，从黄帝时期写到汉武帝时期。《史记》之前，还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等等。我们中国非常重视史书写作，史书是干什么用的呢？老话叫“以史制君”，“君史两立”，史书是用来制约皇帝的，“君举必书”，皇帝的一切行为都要记录下来，记录善行，是让后代发扬光大，记录恶行，让后代引以为鉴戒。这是“以史为鉴”的核心。地方志，记录每个地方山川湖泊的生态变化，民生民俗民情民愿的状况和状态，地方志是国史写作的基础材料。从汉代起，从中央到郡（省）县，均设置“掌故”职位，就是今天的地方志机构。宁波的藏书馆“天一阁”，建于明朝中期，就是以藏集地方史料而闻名的，清朝编撰“四库全书”时，皇帝降旨征调大量图书。我们今天地方志的整理，保护，以及写作的现状是令人堪忧的，基本上是无序状态。
育善兄写作《走过丹江》这本书，从最初立意，到结稿出版，我是全过程了解的，其中一些章节，我们还一起讨论过。育善是下了功夫的，沿丹江实地走访考察，一个村一个村地走。在写作过程中，他遇到一个大的缺憾，也可以说是困扰，就是丹江的水文资料，以及沿岸相关史料的缺乏，不要说清朝以前的，即就是民国时期，也是寥寥无几，建国之后也是支离破碎的。正是因为这种缺憾，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把搜集到的支离破碎材料进行整理，充分融入进了这本书。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都是厚实的，应该有多重内涵。育善这本文学作品，内涵了史志价值，这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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