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红尘观史记》系列第16篇
爱与恨，是人类诸多感情之中最激烈的两种，前者如阳春三月，温暖如花，而后者却是阴风万里，黑云压城。
虽然表现出来的形式截然相反，但它们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却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比如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的凄婉，再比如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暴虐。
尤其是后者，更是后世许多江湖武侠题材的作品最喜欢的题材——身负灭门血仇的少年流落江湖，然后意外得到一本武功秘籍，再有异人传授，得到无数的天材地宝，最终修得无上神功，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的将仇敌斩杀——这一直都是读者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果中间再穿插一些旖旎的爱情故事，最后仇人再死乞白赖的苦苦求饶各种挣扎那就更加完美了。
不过，这些完美的复仇演绎大部分也只能存在于虚拟的文学作品之中，现实之中能够如此“戏剧化”的情况并不多——绝世武功和天材地宝毕竟更多只是传说而已，真实的历史之中也没那么多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毕竟正义和邪恶也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
但是少却也不代表没有，春秋时期的吴国大夫伍子胥就曾经上演过这么一出“公子复仇记”，虽然不是更高级别的王子，报仇的时候仇人也已经死了，没法当面怒斥再予以惩罚那般酣畅淋漓，但能对堂堂的楚王当众鞭尸，也算得上千古留名了。
只不过伍子胥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中间又是如何的艰难曲折甚至死里逃生，可能就不为人所知了，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那一段距今已经两千五百多年的“迫害与复仇”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也能对尚未被统治阶级选择性的解读和利用的儒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制度有所了解。
祸从天降
子胥其实只是号，他的名字是伍员，他的父亲叫伍奢，还有个哥哥伍尚，他们的先祖叫伍举，曾经对楚国最英明的君主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有过劝谏的大功。
这一点在《楚世家》记载的很清楚，楚庄王刚登基的三年韬光养晦，隐忍不发，故意假装沉迷于酒色之间，让朝中的那些逆臣们毫无压力，尽情表演的时候，就是伍举第一个前来劝谏，虽然庄王还特意让人下令“谁敢劝谏比杀无赦”。
《史记.楚世家》：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锺鼓之间。伍举曰：“原有进隐。”曰：“有鸟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楚庄王这只凤凰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很快就内整朝堂，外破强敌，甚至都差点“问鼎”中原了，而作为第一个敢于“死谏”的臣子，伍举自然被他委以重用，同时在士大夫行列里也是名声大噪，可谓名利双收。
在春秋时期基本上还是采取“世卿世禄”规则的，所以到了伍奢这一辈，同样还是楚国的重臣，当时楚国的君主是楚平王，他让伍奢给自己的太子来做老师（太傅
），这也绝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毕竟太子就是未来的国君，而太傅无疑是太子最重要和最亲密的臣子，往往后期也同样是国君的左膀右臂，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可以说比比皆是。
但是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只有利益没有风险的事情，太傅作为太子的绝对心腹和左膀右臂，也等于彻底的绑在了这条船上，双方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而这次太子建并没有顺利的登基，而是命犯小人反祸从天降——他的二师傅（少傅）费无忌为了讨好国君而抛弃了他，但又害怕太子将来登基后对自己“反攻倒算”所以提前玩了阴招，借楚平王之手来对付他，伍奢自然也受了牵连。
而抓住了伍奢还不算完，当时伍子胥和他哥哥伍尚都很优秀，为了斩草除根，费无忌又再次恶毒的玩了一招连环计，以伍奢的命为诱饵，让他的两个儿子主动过来，否则就要背上“不孝”的恶名。
《史记.伍子胥列传》：无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卼，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
这时候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摆在了伍子胥兄弟两人面前——一条是通向死亡之路，但会被贴上忠诚孝子的标签；而另一条则是艰难的逃亡之路，未必能报仇，还要被无数人戳脊梁骨说是不孝子。
孝悌还是复仇的两难选择
这个选择放在现代人面前似乎不算什么问题，但要知道那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孝悌”的思想可说是深入人心，乃是仁义之本，也是一切伦理的基础，一个不孝之人要面对的压力和指责绝对是铺天盖地。
而伍奢这次其实犯的罪更多只是被他的主人太子建牵连——楚平王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可以说这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已，并非他本身有什么罪行或者和楚王有什么矛盾冲突，所以楚王虽然为了保险起见会杀了他们父子，但不会再有后续打击，甚至还会给他们贴上“忠臣孝子”的标签给别的臣子做榜样。
毕竟这次冲突的根源只是楚平王和太子建父子之间的权力之争，伍奢本身作为臣子的“忠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需要。
所以正如哈姆莱特王子所说的那句名言一样——“是或不是，这真的是一个难题”，两条路都各有利弊，绝非咱们后世人看来那么简单明了。
而伍子胥和伍尚兄弟二人，真的各自选择了其中一条。
《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雠，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乡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其中大哥伍尚决定和父亲一起就死，选择“忠臣孝子”这条路，而伍子胥却激烈反抗，拉弓引箭直接击退使者，然后踏上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这里还请大家不要给伍尚贴上“愚忠愚孝”之类的标签，毕竟那个年代“孝悌”带给人的负担和压力远比现在重得多，跳出当时的历史背景而分析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其实是很不负责的，而且伍尚其实也已经看出这是一条不归路，但依然义无反顾的踏了上去，而把复仇的任务留给了弟弟。
这就像是“赵氏孤儿”里面的两位义士公孙杵臼和程婴当初的选择一样，公孙杵臼主动赴死，却自认为是选择了一条简单的路，而把更难的抚养幼主的路留给了好兄弟程婴。
《史记.赵世家》：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复索之，柰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所以说对于真正的义士来说，慷慨赴死并不算什么难事，而漫长无期的“忍辱负重”才更为艰难。
而俗话说“知子莫若父”，伍奢也曾经对楚平王说过，大儿子伍尚忠厚仁义，明知死路一条也会前来，但是二儿子伍子胥却善于隐忍，能成大事，所以肯定会想办法报仇，楚国将来要有大麻烦了。
可惜的是，楚平王对于伍奢的“一语成谶”却听不进去，以至于几十年后被“掘墓鞭尸”，也算自作自受了。
千里逃亡，九死一生
背负了父兄血海深仇的伍子胥开始了千里逃亡之旅，而这里没有后世小说中的那种绝世高手来帮忙，也没有上天给予的什么武林秘籍或者天材地宝，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危险。
他和太子建先打算去宋国，结果遇到那里有动乱，然后只能紧急刹车转道去了郑国。
郑国对他们倒是不错，但可惜作为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郑国实在是国力有限，要随时看两位大佬的脸色，谁来了都是纳头便拜，自身尚且难保，更加不要说替他们做主复仇了，所以他们只能去了晋国——这才是当时唯一有实力和楚国抗衡的强者，而且两国为了谁是中原霸主你争我夺，关系确实也不那么好
。
只可惜晋国要帮忙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帮他们做内应去对付郑国，结果太子建又意外走漏了消息，自己也被愤怒的郑国君臣给诛杀了，伍子胥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史记.伍子胥列传》：伍胥既至宋，宋有华氏之乱，乃与太子建俱奔於郑。郑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晋，晋顷公曰：“太子既善郑，郑信太子。太子能为我内应，而我攻其外，灭郑必矣。灭郑而封太子。”太子乃还郑。事未会，会自私欲杀其从者，从者知其谋，乃告之於郑。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
太子建对郑国是“恩将仇报”呢，还是为了取得晋国这位大佬的好感而被迫站队，这种事情也很难说清，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本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无法以“善恶黑白”这么简单的一分为二的看待的。
但是对于伍子胥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太子建复仇楚平王，乃是父子之间的王位争夺，无论谁胜谁负在那个年代都很正常，而他作为一个臣子去复仇楚王就有点不够分量了；而另一方面失去了晋国这个强援，要击倒楚国这个大敌，难度无疑又增加了许多倍。
但就算这样，伍子胥依然没有半分退缩的念头，复仇之火始终在他胸中不停燃烧，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会放弃。
掘墓鞭尸，终报大仇
晋国这条路走不通了，接下来伍子胥只能选择去边缘之地的吴国，而且一路上又是千辛万难——重病，乞讨，追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实在无法一一列举。
就这样伍子胥终于到达了吴国，但那个时候的吴国本身也有许多问题，当时的君主虽然是吴王僚，但是他的叔伯兄弟公子光同样也大权在握，而且头脑灵活本身又是贵族出身的伍子胥，马上就敏锐的捕捉到了公子光的熊熊野心。
说到吴王僚和公子光的恩怨那就要追溯到上一代了，他们的父亲乃是亲兄弟，其中吴王僚的父亲是三弟，而公子光的才是大哥，当时采取的是“兄终弟及”的方式——但是吴王僚的父亲死了之后，王位却没有再传回公子光这里，而是给了他亲生儿子吴王僚，所以公子光自然不服气，想要亲手夺回这“本属于”自己的王位。
《史记.刺客列传》：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馀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樊既死，传馀祭。馀祭死，传夷眛。夷眛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眛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適嗣，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这又是一本糊涂账，其实源头就又指向“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这两种血亲继承的优劣了，所以很难分辨是非曲直，只不过伍子胥却很快在吴王僚和公子光这两方做出了选择——公子光，这倒不是他同情弱者，恰恰相反，他要复仇楚国，必须要选择一位绝世强者才行，他觉得公子光比吴王僚更适合。
然后他就介绍专诸这位号称“飞鹰击殿”的顶级刺客给公子光，帮他成功夺回王位，由公子光变成了吴王阖闾，阖闾也是知恩图报，重用了伍子胥，厉兵秣马，整饬内政，积蓄力量。
而此时的吴国也招揽了后世有“兵圣”之称的孙武等人才，还有同样被楚国灭门的伯嚭，多年之后他们终于找到机会，率大军五战五胜，大破楚军，长驱直入。
此时的楚平王早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楚昭王也被迫仓皇出逃，而这口气忍了足足三十多年的伍子胥又岂能如此善罢甘休？直接下令掘了楚平王的坟墓，开棺鞭尸，报了父兄被杀的血仇，也终于为自己的漫长复仇之路画上了一个句号，虽然并不那么完美。
《史记.伍子胥列传》：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
红尘说
关于伍子胥复仇，红尘君说两件事儿。
第一，以臣弑君这种行为，哪怕是楚平王有错在先，在当时也有不少人反对，如果是伍子胥一直都带着太子建，然后作为辅助者的角色的话也许还能获得谅解，更何况他还做到掘墓鞭尸这么激烈，这恐怕就算太子建登基也不敢，否则今天他掘了自己老爹的墓开了先例，他就不怕再有臣子掘自己的么？
但是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刚戾忍卼，能成大事”之人，尤其是亲眼目睹父兄的无辜惨死，自己一路上又是尝尽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伍子胥的忍耐又何止十年呢？所以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仇恨只能越来越深。
对此太史公虽然信奉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但也给出了客观的评价，觉得伍子胥的举动完全情有可原，甚至还是大丈夫所为，相反他如果当初一死了之那反而和蝼蚁无异了。
《史记.伍子胥列传》：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第二，大家都知道儒家教主孔子曾经提出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但是他所提倡的乃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两者是互为条件的，而后面的亚圣孟子的态度则更为激烈——“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而后世的儒教被封为官方思想，但也被“阉割”掉了许多积极活泼的东西，统治者们自然不喜欢其中“君对臣”的义务，而是无限放大“臣对君”的责任，因此才在后世逐渐演变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极度僵化和不合理的制度，所以许多人责骂儒教，打倒孔家店，却无疑对孔子有些不公平了。
所以看看伍子胥的复仇，也会让大家更能明白春秋时期的文化状态和伦理关系——那时候虽然也强调“孝悌忠诚”，但多少双方还是互有权力和义务，只不过君主一方多一些而已，但却绝不是肆无忌惮，比后面的封建王朝还是民主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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