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信息化投入卻沒有發揮實際作用，智慧城市該何去何從。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向武漢等城市襲來之時，醫院成為主戰場，醫護人員與疾病“作戰”，而社區則成了控制疫情發展的第一道防線。
現實中卻出現了一些尷尬，在防控初期的人員摸排中，電子政務雖已推行多年，但前期建設的大量信息化手段卻沒有發揮應有效應。
一些地方仍使用人工登記表格等傳統方式，不僅效率低下而且重複勞動，更無法實現數據流通和趨勢預測。
在防控進入社區封閉管理階段之後，物資分配又成為了新的問題：類似的口罩哪裡買等問題在疫情之下顯現出來。
那麼，已經推行多年、投入大量資金的智慧城市建設，在疫情當中有沒有切實發揮作用？城市在類似突發事件中能否從容應對？智慧城市建設未來要向哪個方向發力？
經歷了疫情“大考”，我們希望從中反思並探尋智慧城市的新思路。
疫情考驗城市治理能力
濟南市是全國最早復工的城市之一，疫情防控和復工率都處於全國領先地位。2月21日，在23個已經公佈復工率的省份中，18省份復工率超過50%，山東省以79.4%位居首位，而濟南以96.45%成為全國復工率第二高的城市。
是信息化手段和數據的治理能力保障了抗疫和復工。
山東省公路交通發達，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間的人員摸排上，使用“人車路”協同平臺，以應對春節期間人員返鄉、外出探親等自駕人員多等情況，在高速路檢查站，車牌識別和手持身份證核驗終端，能快速採集過往車輛、人員信息和人員健康狀況。
在社區，居民可以使用二維碼自行填報基本個人信息和健康狀況，結合高速公路、高鐵、飛機信息，以及三大手機運營商提供的漫遊信息，社區管理人員對照社區已有信息，能夠解決“哪些人來了、哪些人走了、哪些人走了又回來”等基礎信息的精準問題，這為配合防疫工作起到快速有效的支撐作用。
在濟南市歷城區郭店街道，這類數據還能形成信息流，向上實時對接市、區疫情防控工作，彙集數據形成疫情發展趨勢預測；向下綜合指揮調度下轄的16個村居網格、63個基礎網格，實現精細化動態管理。
對於重點地區人員的進出，以及建築工地、宗教場所、商場超市等近百處人員密集場所進行視頻等方式的監控。如果處於醫學觀察期的人員擅自出門，系統會自動通過手機終端App通知值守人員……
而社區居民使用智慧通行證出入，一掃碼後臺就可以顯示“姓名、詳細住址、電話、出入小區時間，租住時間，近期外出、返回時間，本人及家屬健康狀況”等情況，不需要向工作人員口頭彙報。
這既減輕了社區人員的工作量，又按照防疫要求避免了工作人員和居民直接接觸，高效安全。就連在一些地方出現藥店門口排大隊買口罩、買醫用酒精，甚至需要警察維持秩序的狀況，在濟南也沒有出現。
在這些看似“輕鬆”的情景背後，是“智慧泉城”在發揮作用。這項2019年榮獲全國“智慧城市十大樣板工程”的項目，在第一階段建設中解決了基本數據流問題——在一個數據彙集和計算平臺之上，實現政務辦事、出行、健康、公共安全、社區、便民、金融等數據的流通。
藉助全民健康醫療大數據平臺，政府層面能夠很快掌握醫院情況，比如重症、呼吸、傳染病等相關科室的醫護人員人數和病床數，也對口罩等醫療耗材能夠“心中有數”。
基於政務雲平臺和健康醫療大數據平臺，2月份月上線的新冠疫情監測指揮系統，能夠讓城市管理者及時分配醫療資源、統一調配物資，為發熱門診、定點收治醫院提供保障支持。
在精細化管理的同時，“智慧泉城”也為居民提供便利：
買藥最令人苦惱的事情就是跑了很多地方，卻買不到自己要用的藥。在濟南，藥店的地理信息和庫存信息已經在平臺上共享流通，打開“愛城市網”APP，只要填寫自己需要的藥品就可以就近預約藥店前往購買。口罩、酒精等一時緊俏的防疫物資也同樣可以採用就近原則預約購買。
“疫”後智慧城市建設以問題為導向？
濟南的智慧城市，將政府管理和百姓生活服務連接在一起，以問題為導向，開發功能模塊，形成以數據為基礎、以問題為導向的應用場景，這樣的建設思路正是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
智慧城市從概念提出到逐步落地已經近十年時間，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更像是一場檢驗，用浪潮集團副總裁的姜振華話說：“將平時運行過程中無法檢驗的效果暴露出來，也進一步釐清了智慧城市建設的邊界。”
承擔智慧泉城建設的浪潮對這一點感觸最深，智慧城市因其內涵豐富，使得在實踐中，各個城市的落腳點也不盡相同。
自2013年1月，住建部公佈首批90個智慧城市試點以來，迄今已公佈了三批試點城市，數量已達290個。此外，由於眾多城市在年度工作報告和規劃中均提出了建設智慧城市，截至目前，我國實際上已有超過700個城市（含縣級市）已提出或正在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然而，在這場疫情當中，一些城市的智慧城市應用暴露了一些問題，讓人們感覺和預期還是有差距。
實際上，這和智慧城市的建設階段有關。
在姜振華看來，智慧城市建設階段一般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基礎建設，包括網站、辦公OA等建設，衛生、環保、能源、水利、交通等行業應用建設；第二階段是在第一階段之上，提供雲服務支撐；第三階段是“煙囪化”系統的橫向貫穿和打通，幫助政府流程再造，提高解決問題效率。
比如，針對疫情當中出現的問題，防控工作由公共衛生部門主導，但需要公安、城管、氣象、社區等多部門配合，在配合中，如果只是點對點的數據傳遞，就會出現時效性不強的問題。數據不通則對應的辦事流程就會不通，由此帶來的治理問題在基層工作中就會一再被放大，結果導致基層疲於奔命而百姓滿意度不高。
由此也反映了，目前各界的期望值太高，要看到各地智慧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還需要時日加以沉澱，需要先做好基礎設施搭建、行業領域應用和數據的融合工作，找準重點要解決的問題的發力點，才能不斷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更重要的是，在經歷了疫情考驗之後，智慧城市的建設思路也值得對照和反思。
除了用問題和應用導向審視和完善智慧城市的規劃之外，還需要智慧城市運營商建設者強化技術平臺能力，針對複雜多樣的用戶需求，能夠做到定製平臺支撐，解決實際問題。
同時，在平臺之上打造問題導向的各類應用，比如城市管理、環境檢測、應急管理、物資調度、公共衛生等，平時保證城市運轉的同時，也能實現突發情況下快速定製、支撐和保障。
這次危機事件當中，也反映出智慧城市的建設方向要更加註重“實用”，並且要求在平時和關鍵時刻都能支撐基本服務。
這對於智慧城市運營商來說，需要意識到智慧城市建設是一個持續的工作，項目在某階段工作完成後，要能按照問題導向持續實現業務和系統的支撐。
例如，浪潮在疫情期間，為雲南、四川、重慶、湖北黃岡、山東濟南等地緊急部署了疫情檢測指揮系統，這些系統在這次疫情結束之後，都會成為當地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可納入應急系統，和森林防火、防汛等工作形成相應模塊。
在姜振華看來，在解決疫情中城市發生的核心和公共問題後，5G商用和AI等技術將進一步成熟，未來能帶來更大的支撐作用——基於城市環境、公共衛生，大型醫療設備連接以及城市中以“智慧路燈”這類物聯網設施為載體的基礎設施的連接都成為可能。
2020年智慧城市的建設有望進入發展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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