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書是細讀原著的最好方式
文 | 李成晴
在清華大學的課堂上，謝思煒先生常年開設“唐宋詩歌研究”課程，其中有一項基礎內容，就是讓學生選取一首唐詩進行校勘註釋。從版本源流梳理，到文字比勘，再到字詞和本事的考索，經過這一系列的學術訓練之後，學生們也就漸漸習得了展開文學文獻研究的基本方法。校勘註釋看似是諸多治學門徑中的一途，但卻與幾乎所有的其他治學門徑相連通，“注書是細讀原著的最好方式”，謝先生如是說。
如今，展開七冊逾一百五十萬字的《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之一），我們可以在《前言》中讀到謝先生對這句話的推衍，也會注意到“當研究進展到一定程度，勢必要回到這項工作上來”這樣的自覺意識。從漢儒的經子古注到六朝的群經註疏，以迄後世校注、箋註、箋證、校箋、箋釋、箋疏等紛繁的名目，“注”之一途已經被通用作四部經典整理的首選方式，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甚至斷言：“中國全部學問的根底，都在‘註疏’二字。”在完成《白居易詩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後，謝先生又動筆開始了《杜甫集校注》，選取學術史上號稱難治的杜甫集為研究對象，既是對杜詩這一寶貴文化遺產的再體認，也是通過一個高難度的課題向“校注”這一樸素又古老的著述體式致敬。
《 杜詩詳註》之後，
我們為什麼還需要新的杜詩校注？
上世紀的學術研究，凡涉及杜詩者多以仇兆鰲《杜詩詳註》為起點。仇氏積二十年之功，廣搜康熙以前諸家註釋，間附按斷，於杜詩自然居功至偉，然而該書的繁冗穿鑿之處亦多，且淆亂次第、勇於改字，清人楊倫、浦起龍、施鴻保以及近現代學人多有商榷訂正，不煩贅述。仇兆鰲的時代，見杜集珍善本不廣，不但二王本《杜工部集》未嘗寓目，即幾種現在習見的宋元本也未得集校，故而《詳註》在校勘層面也無法為我們提供一份最接近杜詩原貌的文本。另外，儘管我們對清人的學問葆有十分的敬意，但毋庸諱言的是，在唐史研究各個領域以及唐語言考察諸層面，現當代學術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有關杜詩的背景、編年、地理、人物、詞彙等各方面問題也有集中清理、總結的必要。
仇兆鰲的《杜詩詳註》，在一定意義上昭示著“千家注杜”在傳統社會的終結。此後，儘管杜詩學研究日新又新，且曾出現過楊倫《杜詩鏡詮》那樣以雅潔著稱的簡注，卻一直沒有再出過一部“定則定矣”的校注本，士人唯慨嘆“注杜古所難，向郭今安有”（翁方綱《靳綠溪州牧樸園圖》），期待後來人能補此闕典。
謝思煒先生的《杜甫集校注》，以存世最接近杜集祖本原貌的《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杜工部集》為底本，參校以吳若本為底本的錢謙益《錢注杜詩》以及郭知達《新刊校訂集註杜詩》、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等宋本，並比勘《文苑英華》所收杜詩，對杜集早期異文與宋以後新增異文進行了明確區分。在編次層面，《校注》忠實維持了二王本篇目次第原貌，因為謝先生有這樣一個認識：相對於杜詩祖本，編年本完全改變原有編次，必然導致原有版本信息的丟失。從文獻存真的要求來看，這樣做是得不償失的。同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經、史、子部文獻中，肯定會被視為淆亂文獻。由此觀點我們聯想到，清儒顧千里、盧抱經等即主張傳古書當保存底本原貌，尤其是文獻排布次第之中，皆有義例存寓，故不當輒加竄亂。不過，校注杜詩而為其編年，也是杜詩研究的基礎性工作。針對此點，謝先生採取了維持原來編次的基礎上在每篇作品下考訂作年以體現最新編年成果的作法，同時在書末附《年譜簡編》，這樣即可以大致滿足編年閱讀的需要。《校注》全書對杜集的編年用力甚深，許多考證很能撥開舊說的叢幔，例如《塞蘆子》一詩之編年，舊說或謂至德二載，或謂至德間，《校注》則考證作於乾元二年，三覆其說，確乎不拔，類似的系年新證在書中常有其例。上世紀八十年代，謝先生初校二王本時，即已注意到二王本原有部分的很多小字夾註實為杜甫自注，這些自注在後代傳本中多有變動，往往面目全非，文本原有的一些重要信息也因此丟失，遂撰《〈宋本杜工部集〉註文考辨》一文對杜甫自注的本來面目進行復原，這些研究成果也全部被吸收進《杜甫集校注》之中。經篇目釐定和輯佚，全書共收詩一千四百五十五首，文三十二篇。這樣一來，《杜甫集校注》就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精確的杜集文本，我們不單能細細賞讀杜詩最初的面貌，同時也能在原初編次中上推唐代卷子裝杜集的神韻。
文本的真確性之外，我們也許還期待杜詩新校注能儘量地釐清杜詩各篇的詩意典故以及背後所涉及的社會背景與人事關係，我們也許同樣期待新校注能對杜詩的詩語特質給出分析，透過前人詩話式印象解析的迷霧，從語言科學的角度探討杜甫詩歌語言的難以企及之處。如上種種期待，都指向一個根本的問題：杜甫集的新校注無疑是一個既重要又極有難度的大課題，以一己之力能夠完成嗎？
1965 年，著名數學家林家翹教授應何炳棣教授的邀請，到芝加哥大學訪問。兩人見面後，林說：“咱們又有幾年沒見了，要緊的是不管研究哪一行，千萬不要做第二等的題目。”這已經是學界廣為流傳的佳話。林氏的觀點，如果從文史角度去考量的話，當是指應當重視大家、大著作的研究。回顧學術史，我們能注意到，歷代學人用力最劬者，多集中於沙汰澄洗之後被公認的四部經典和大作家。就學人而言，人身難得，精力有限，與其雜涉支離，不如集中於
一二大著作、大作家的深層挖掘。近現代學人中，陳寅恪、錢鍾書最稱淹博，兩人在晚年學術功力爐火純青的時期，都選擇了大家、大著作的專題研究。陳寅恪研究錢柳因緣詩，意在於乾撼坤岌之際窺見一代士林的心曲；錢鍾書著《管錐編》，則希望通過傳統札記之學，融入比較式的“打通”，從而在《周易正義》以至《全唐文》等經典的闡釋層面開出新境界。值得注意的是，錢先生的《管錐編》也準備專門討論杜詩，只是由於種種原因，未能遂其夙願。治學而選取大著作、大作家為題目，譬如征戰而攻城池、拔要塞，既是學者個人學術境界的體現，也是學者所處時代學術水平的標杆。陳尚君教授在評論蕭滌非先生所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時曾說，“大作家研究是帶動一代文學研究的根本”，此言正可與林家翹教授的話遙相呼應。
三十年“聚糧”
莊子曾說：“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逍遙遊》）對一次遠行來說，三個月的時間也許能夠做好充分的準備。不過，要校注一本千年前的經典，需要的準備時間遠遠不止是三個月。
謝思煒先生三十年前曾通讀仇注，並據《續古逸叢書》影印二王本《杜工部集》和幾種宋本杜集進行了通盤校勘，這可以看作謝先生注杜的大輅椎輪。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謝先生圍繞杜詩展開了全方位的討論：在文章學視角下，歸納杜詩的敘事藝術，且以《麗人行》為例探討此詩在《衛風 · 碩人》《羽林郎》一系中的位置；在思想史視角下，探析杜詩的倫理內涵、自我審視、晚年禪宗信仰以及思想界限；在學術史的視角下，深入解析杜詩受到《文選》及李善注怎樣的影響，對李杜優劣論爭背後的詩學觀念也有發微之論，同時持續關注杜甫的自傳詩傳統以及杜詩解釋史。這類單篇研究的時間跨度綿延三十餘年，其中的諸多思考業已融進《校注》之中。在專題研究的同時，謝先生還應人民文學出版社所託，編有《杜甫詩》評註選本一種（2005）。在這本杜甫詩選中，謝先生參取前賢各家，運以己意，在選目和賞評方面都有很多默會獨得的見解。
翻開《杜甫集校注》，我們常會意識到書中對某一學術問題的解釋，其背後有著一個完整板塊的知識儲備作支撐。例如杜詩對佛典運用自如，前代注家即如精通釋教的錢謙益也往往不得其所出，《校注》則隨宜指出，要言不煩，而這也與上世紀八十年代謝先生用了很大功夫研治佛學有關。在學術生涯中，謝先生恪守專家之學的法度，罕能見到他對其他學術領域進行“越界”討論。不過，與謝先生過從稍密的師生，卻對其學問的廣博印象很深。謝先生在清華大學開設了十多年的《左傳》、《史記》研究課程，卻從未見其撰寫過哪怕一篇相關的研究論文。當然，這類經史之學的知識積累在校注杜詩中又發揮著潛在的作用，比如《校注》全書引《左傳》有360多處，引《史記》則超過600處，杜甫用典很多是以意化用，如果不是對原典熟稔的話，用電子檢索的方式是無法完成的。
在為校注杜詩作準備的過程中，謝先生越來越意識到應當對杜詩中詩語詞彙的特質給出解釋，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勢必要開拓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詩歌詞彙學。謝先生坦言詩歌詞彙本身會產生一種魅力，每個詞語的來龍去脈、含義變化、在不同詩人筆下的使用情況等等，都會引起他的極大興趣。在《杜甫集校注》中，謝先生對杜詩詞彙展開了全方位的討論，從造詞到詩歌新語，都時有精彩的闡發。《校注》還特別
關注杜詩中的唐代俗語入詩現象（清人馮班所謂“杜多直用當時語”）。這類俗語詞，歷代讀者乃至注家往往習焉不察，比如杜甫名句“讀書破萬卷”，“破”字罕有出注者，唯宋人趙次公認為破卷即是開卷義，可是並無字例佐證。謝先生則通過唐詩、《太平廣記》等文獻，考訂“破”為溢滿、超出之義。此類勝義之解，在不經意讀到時，往往心生“浮一大白”之快意。三十年間，謝先生持續關注傳世文獻和新見材料中與杜詩釋證有關的線索。傳世文獻如《冊府元龜》等，舊注諸家很少查檢；新見材料中，唐人墓誌（如《韋濟墓誌》）和敦煌遺書（如《歷代法寶記》）兩宗文獻都在《校注》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如果說前述知識儲備屬於從學術見識內在層面去“聚糧”的話，那麼對新資料竭澤而漁式的收集則從外在層面確保學術見識有運用之途，有依託之所。
尋找打開窖藏的秘鑰
要進行杜詩的校注，“聚糧”的重要一環即是見微發覆的功力，這要求不止通貫文史，且應當對於天文、地理、醫卜星象等都要有所瞭解。但是，杜甫畢竟不會像李汝珍《鏡花緣》那樣借文學之杯裝博物學之酒，他的專門知識，呈現在詩文中的往往只有片言單字。註釋工作需要的正是透過這些關鍵字詞，向上一層，抉發出學術史上的大問題，謝先生曾比喻說：“一旦破譯某個關鍵字詞，就如同拿到一把秘鑰，可以打開被鎖住的一塊窖藏。”（《唐詩與唐詩論集· 自序》）
世人皆認可杜甫“讀書破萬卷”的博學，那麼他的天文、地理、算學等根柢又如何呢？謝先生通過對《不歸》詩“數金憐俊邁”“數金”一詞的考釋，揭示出了杜甫對數學的重視。在校注《唐興縣客館記》中秋分大餘、小餘的確切含義時，謝先生注意到楊倫《杜詩鏡詮》的時代仍坦承“未明”，後人例皆避開這一問題不談，通過基於曆法學的演算，《校注》最終證明杜甫依據的是唐開元年間頒行的《大衍曆》。由杜甫在施行《至德歷》期間仍依前朝《大衍曆》推算曆時這一特殊角度，也得以進一步窺探其“憶昔開元全盛日”的內心世界。在校注杜甫為繼祖母所作《盧氏墓誌》時，謝先生注意到杜甫特意談及下葬取穴等問題，其中涉及久已失傳的唐代葬法，前人多不詳其所謂。謝先生參考學界對敦煌文獻卜葬書的專門研究，利用墓誌中提供的唯一數據“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與宋代《地理新書》中所列墓地規格
一一比對，證實了杜氏大墓完全依唐代六甲八卦冢葬法，由此再進一步窺探杜甫在繼祖母不能與夫合葬的情況下盡力為其美言的良苦用心。在校注杜詩的過程中，謝先生不單要清理歷代聚訟的學術公案，給出自己的看法（如龐公、龐德公之訛），還需要直面前人有意無意忽略的學術難點，小心求證，審慎立論，從而實質性推進杜詩的研究進展。詩歌或詩人所涉及的歷史，不只是大的歷史背景和事件，更有數不清的歷史細節。這些歷史場域，反映在詩文中可能只是隻言片語，甚至一個詞、一個稱謂。不過一旦抉發其覆，就能走入新的學術之境。杜詩中用“雜種”一詞指稱安史叛軍，也曾被學者作為粟特人在唐代被稱為“雜種胡”的重要史料。受此論說影響，粟特人在叛亂前後的動向和作用，乃至在唐史中的活躍表現，引發了很多討論，在當代唐史研究中已蔚為顯學。謝先生通過《留花門》詩注以及《“雜種”與“雜種胡人”》一文，仔細辨析了“雜種”一詞的含義及相關史料，認為唐代並無“雜種胡”的固定稱謂，安祿山在叛亂中不但沒有利用其粟特人身份，而且有意淡化或迴避其粟特人出身，這與他在突厥環境中長大不無關係。這一論斷的提出，直接動搖了史學界關於安祿山種族及出身研究的基礎，有待文史學者的評議與回應。
注杜自宋至今，更僕難數，後出之作，有前人注本可資參鑑，考辨更易精核，去取更易謹嚴。不過，面對層層積累的前人眾說，需要加倍地“殫精神，需歲月，盡匯群籍，以折其衷，說始有當”——這似乎是注杜工作在當下所遇到的“幸福的煩惱”。《校注》中的創穫之得，不僅在於對詩史諸問題的匡謬正誤，還體現在以博物學的視域對杜詩中的隱含的問題進行了多角度探求，上舉諸例，可窺一斑。
打開窖藏的秘鑰的取得，亦有賴於系統治學方法的推進。通觀《校注》全書，謝先生一以貫之的註釋方法即是經學研究所謂的“本證法”，以杜詩證杜詩，以杜甫同時代的唐詩證杜詩。複次，陳寅恪先生在論《哀江南賦》、元白詩、錢柳因緣詩時多次揭櫫“古典今典”合一之方法論；謝先生在注白詩、杜詩時又從另一向度強調辨析初典（義近“古典”）與近典的關係，認為注詩不但應注古典（原始出處）以及本事（今典），亦應當留意其時代毗鄰的近典（前賢時彥），從而將釋證古典、近典、今典同時納入關照之範圍。《校注》一書對杜甫所用近典的釋證是很獨到的，這一層面的考察也勾勒出了杜甫知識結構所涵納的前代史事以及六朝作家。關於《校注》治學方法的總結，可參考該書《前言》的相關陳述。
結語：文學是滿懷真誠的
謝思煒先生曾說，文學從來都是親近正義、表揚高尚而且滿懷真誠的。杜甫的真誠，有時見於“一臥滄江驚歲晚”的孤冷，有時見於“眾雛爛漫睡”的溫情，有時則見於“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的錐心之痛。杜甫是初盛唐一百餘年的文化和文學成就哺育出的詩人，他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和人生實踐中體會到了儒家所要求的倫理自覺、人性關懷的意義，誠如宋人所謂“真得孟子所存”。杜詩對社會理想的表達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昭示了唐代社會道德意識的復甦，儒學精義的復甦。因此，走近杜甫，學識願力只是一個方面，還需要的是對秉持古儒精神的士人有思想和人格上的共鳴，萃取少陵詩文中普世的思想價值。
《易經》有相應之說，禪宗有啐啄之論，杜詩真誠的境界，天然地要求校注者以真誠的態度處之。謝思煒先生的《杜甫集校注》，其謹嚴與敬重，讀者初讀之下自有體會，筆者想著重指出的是，《校注》全部憑謝先生一人的功力完成，即便是像查找資料、借閱文獻這樣的事務，也親力親為，從來沒有命學生晚輩代勞。徐希平教授認為，謝思煒先生獨力完成《杜甫集校注》，其著書方式延續了自宋代趙次公、蔡夢弼以迄清代仇兆鰲、楊倫等“以一己之力註釋研究杜集的傳統，具有人文學科的鮮明特徵。”（徐希平《〈杜甫集校注〉簡評》）古人所謂望月仰屋，對硯沉吟，其中甘苦，非筆者所能體會其萬一。《杜甫集校注》於2012年完成並交稿，又經過數年的等待，終得付梓。當收到本書的封面題簽時，謝先生不無感慨地說：“此書可待成追憶，可奈雙鬢已蒼然。”一位學者對杜詩的全部真誠，盡在此中了。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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