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忽然听高中同学在微信群里说，母校临朐七中的整个教学楼、餐厅、学生宿舍等马上就全部爆破拆除了，拆除后当地政府将在原址上规划新建一所现代化小学。
连续几日来，我一直被这个消息所压抑着，心中有一种难以的伤痛。因为，临朐七中于我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这所偏隅临朐县辛寨镇东北角的高中学校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留给了我太多的回忆。
一
临朐七中是我的高中母校。我是1995年秋天从蒋峪镇李子行初中考入这所学校的。第一次走进校园时，我是好奇而又惊喜的。学校的校门非常别致，正中间的两根大柱子上是一个东西方向摆放的大“V”字形的屋顶，两侧是两个南北方向的小的“V”字形的屋顶，像是打开的书卷，又像是展翅的飞翔的乳燕。走进大门正对着的就是四层的教学楼，教学楼也非常有特点，整个大楼以中间楼梯为轴两边教室呈错落状对称，既避免了上课时互相干扰，又增加了建筑的艺术韵味，看上去像是起舞的蝴蝶，又像是跳跃的琴键。我们刚入学时，教学楼应该才投入使用不长时间，楼前的广场上还有个“校改纪念”的石碑，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走进四楼教室时，老师曾说过我们是那个教室迎来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四层的教学楼是全校的唯一楼房，不仅是全校的最高建筑，也是当时整个辛寨镇的最高建筑。学校坐落在辛寨镇辛寨镇村的东岭上，本来地势就高，当时全镇似乎也没有几座楼房，教学楼就显得有些鹤立鸡群了。我记得，每次过大周返校时，我们骑着自行车从岳庄村的蛤蟆岭长坡下来后，第一个远远看到的就是临朐七中的教学楼。然而，再过几天，这座当年全镇最高建筑的教学楼就要被彻底炸掉了。
教学楼的前面有个小花园，花园里有棵很大的紫藤树，每年春天，成串的紫藤花就开满了半个花园，真像是一个“紫藤萝瀑布”，我和同学孙红雷还曾在紫藤花拍过一张照片。花园里还有个小池，池子中间有个假山，后来好像因为别的学校的有个假山倒了砸到了一个学生，老师就把这个假山拆了，一堆奇形怪状的太湖石散落在池子里，更有了另一番景致。毕业前，我们好多同学，都曾在假山前拍照留念。小花园的前面是老师们的办公室，据说本来是教室的，教学楼盖起来后才改做办公室的，屋里的墙上还都留有黑板。
教学楼的后面是操场和教师家属院。操场是露天的泥土操场，刚入学时我们到操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上体育课，而是去拔草。一个暑假过后，操场上长满了各种杂草，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草场”。老师把我们领到草场上给我们每个小组分了一块儿地的拔草任务，当时我还是我们小组的组长，我清楚地记得就是在操场拔草时，扎着两个羊角辫小组成员、女同学王娟快嘴快舌，感觉有点怕怕，后来果不其然在教室里被她狠狠拍过一书。
操场的西邻是几排带院子的小平房，是老师们的家属院，当时好像只有夫妻二人都在学校任教或者是资历比较老的教师才能住在家属院里，而年前的单身教师们则只能住在家属院前没有院的集体宿舍里，那时我根本没想到后来自己也会住在这家属院中。教师家属院后边有个片空地，是老师们小菜园，每当下课后老师们就到小菜园里提水浇菜，由此我们也觉得老师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单调。
教学楼的西边是水房、食堂和餐厅和女生宿舍。虽然当时叫做餐厅，但我们根本不在里边吃饭，只是在里面开过几次级部大会。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才食堂买了饭，抬了水后到教室里吃或在宿舍里吃，偶尔还在教学楼后的自行车棚里站着吃，高二时有段时间还在教学楼前空出的平房教室里吃过一段时间。真正到餐厅里吃饭，那应该是我们毕业以后拆掉了原来的那个餐厅，新盖起餐厅以后的事了。
教学楼的东边是实验室和男生宿舍。以前在初中学校时从来没有上过实验课，所以第一次走进实验室上实验课时我非常好奇，第一次看到了酒精灯，看到了盐酸、硫酸，感到很新鲜。与实验室相邻的就是我们的宿舍，一个班的男同学二三十个人都挤在一间大宿舍里，上下双层的铁床塞满了整个房间。我们宿舍后面是个陶瓷厂，有时我们就趴着宿舍的后窗上看工人师傅从一个个模具里做出一个个泥胚来，感到很深神奇。陶瓷厂里有两个大翻砂铁轮，昼夜不停地旋转，嗡嗡作响，以至于后来新的宿舍楼盖起来我们搬进去住时，突然没有了嗡嗡响声后，我们都睡不着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过来。
宿舍楼前还有两个小院子，分别是当时的校长冯来庆和总务主任高海勤老师的家。有次冬天早上还没天亮，学音乐同学石泰然就在冯校长家后边练笛子，正练得起劲，突然看到一个黑影疾步向自己走来，手里好像还拿着个砖头状东西，吓得他扭头就跑了，再也没敢再去那里吹过笛子。两位老师的家前面是一片白杨树林，我记得高一下学期的一次级部大会就是在这片树林里开的，那是刚刚考完一次试，我考得非常差，开会时我坐在最前面，当我们的级部主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孟宪波突然说：“这次考试我们有的同学居然从十几名下滑到了五十多名，这在我的教学历史中是空前的，我想也是绝后的！”听到他这么说时，我的脸一下就红得发烫，当时我还是他的语文课代表，我只好把头深深地低下，那时如果地上有条缝的话我真恨不得马上钻进去。也就是从这次以后，我再也不敢再放纵自己了，开始认真思考学习，慢慢往上赶，最后高考虽然还是没能考上一所好的学校，但也算差强人意，要不是在小树林里听了孟老师那一番讲话，我真不知道现在自己是个什么样子？
二
临朐七中虽然只是一个在乡镇上的普通高中，但我觉我们老师的教学水平还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每一个老师都是那么吃苦能干，那么认真负责。
当时学校最出名的是一位教物理的魏老师，他自己发明了很多教具，《中国教育报》专门有一版就是介绍的他，我忘记是武汉大学还是华中科技大学专门邀请他去参加过研讨会，他也是当时全县少有的几个全国优秀教师之一。魏老师没有给我上过课，有时在校园里看到他像个老农般地推一个破旧自行车、夹着一个破旧皮包走来时，便停下脚步投去敬慕的眼光。临朐七中这所学校里至少出了两个全国优秀教师，后来数学上的张召建老师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五年才评选表彰一次，有时全县还评不上一个，所以临朐七中作为一个乡镇高中能有两个全国优秀教师，足以说明临朐七中老师的水平。可惜，这两个全国优秀教师都没给我上过课。
那些给我上过课的老师，在我看来也都是敬业负责、水平一流的。我高一刚入学的班主任是崔兆平老师，当时他刚从大学毕业，我们是他的第一届学生，他给我们上化学课，崔老师个头不高，带一个厚厚的眼镜，教课非常细致。崔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的女同桌孙丽突然生病了，他立马背起孙同学就往镇上的医院跑，孙同学跟他差不多的个头，他一路气喘吁吁但一直坚持把孙同学背到医院才放下。崔老师后来去了临朐实验中学，前年同学聚会时他也参加了。
高一下学期进行了文理分科，我学了文科，班主任是孟宪波老师，他同时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全级的级部主任。孟老师讲课也很有特点，诵读课文抑扬顿挫，每讲到动情处就问：对不对，同学们？他讲的《鸿门宴》一课我印象最为深刻，声情并茂，非常有激情。高一结束后，孟老师就去了新组建的临朐五中担任教导主任，后来又到县教研室任主任，教育局副局长，临朐中学成立后他是首任总校长。
高二的班主任是历史老师王军。王老师非常敬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每天晚上都到我们宿舍看着我们睡下后才回去，几乎是天天如此，有时我们看他从宿舍出去好长时间了，刚要窃窃私语，他又突然出现在了床头边。王老师后来先是调临朐实验中学，再后来也到了县教研室，现在是全县的高中历史教研员。
高三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丁宁。丁老师从高二就开始担任我们数学老师，他非常勤奋，经常给我们印发手写胶印试卷子，每堂课他都要在写满满一黑板的板书，他本人长得非常粗壮，但字写得非常秀气，都说字如其人，丁老师在这一点上根本不符。我记得高考完，出来成绩后，我去问丁老师，我这分数能报南京个什么大学，丁老师说：“你这点分数，能上昌师就很好，还想上南京！”当时，沂山上有个诗人岩鹰，是1989年从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里的，我和同学王映专门去山上找过他，又看过一篇介绍南京的文章，所以当时对南京这个城市非常向往。听了丁老师这么说后，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我最后还是乖乖在提前志愿上填报了昌潍师专，所以后来我能去昌师还是丁老师给我定下的。丁老师后来在临朐七中做了教导主任、副校长，现在是临朐中学的副校长。
教过我还有郭艳艳、王世红、王立娟、刘复明、郭光武、聂文录、王怀东、李春培、冯梅英、张清超、曾庆梅、王顺刚、唐军庆等老师，他们也都非常认真负责。高一时给我们上语文课的郭艳艳老师和立体几何课的王世红老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郭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后就调到临朐五中去了，王老师家就是学校附近的下河村的，我们好几个同学还曾去他家帮着收过小麦。王立娟老师高一给我们上的历史课，她应该是刚送完一届高三后教我们的，她书法非常大气，讲课和她的人长得一样爽快，当时我们全班同学都非常崇拜。王老师后来和在教导处工作的王德老师成为夫妻，他们儿子小雨非常优秀，现在清华大学读书。高一下学期给我们上地理课的张清超老师是中国教育学会地理专业委员会会员，原来在临朐二中任教，为了照顾家庭才来调到临朐七中来的，他的老家就在学校附近的泥沟村，他有一个绝活，能在黑板上一笔准确地画出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高二时给我们教英语的李春培老师，他能把《新英汉词典》《朗文英语词典》全背过，而且他还会修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及手表等小电器，有时上自习课时，他就会带着一个收音机到教室里一边看着我们上课一边拆开检修。高三教我们语文课的是唐军庆老师，唐老师不仅板书漂亮，而且教学方法独特，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诵读余秋雨散文，讲《红楼梦》，播放纪录片《唐之韵》和《独上西楼》歌曲，那时我们每个班级都订有一份《中国青年报》，教学楼前的橱窗里也贴有好多种报纸，唐老师经常给我讲报纸上的文章，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青年报》的“长河”版面和《文汇报》“笔会”副刊，应该说是唐老师把我引入了文学艺术之门。高二高三时我们的政治老师李枝培，他是早年聊城师范学院的本科生，当时他就已经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了，他的教课非常不一样，不仅教我们课本知识，还经常对一些时事进行分析。特别是他给我们上的高三“最后一课”，他在一曲《思念》中和我们每一位同学握手作别，然后在黑板上用英语写了一个大大的“GOOD LUKE”,让我们全班同学都终生难忘。李老师本人对我的帮助也特别大，当年上学时他就借饭票给我，后来工作后他和师母冯老师给我的帮助就更多了，以前在临朐工作时每年我都去看他们的，现在他们也都到潍坊来了，但我却一次也没有看他们，我该去看看我的老师了。
我特别要记一下的还有李爱华和赵文金老师。当年，我从初中毕业时担心自己考不上高中，听说可以通过美术考试入学，自己觉得有几分美术天赋，就去参加了临朐七中的美术生考试，但此前我从来没有学过美术，当时考的是素描和速写，我连画板都不会拿，自然是画得一塌糊涂，当时学校唯一的美术老师李爱华就问我会画什么，我就说我会用毛笔画老鹰，她就找了张白纸让我画了一幅，画得也是一团乱。后来又参加高中招生统一考试，我的成绩虽然也过了录取线，但我依然还是一名美术生。入学后，李老师就让我去画画，但学画画一次就要一张素描纸，一张素描纸就一块多钱，还要买画板、铅笔、颜料等，一周下来就要花掉十好几块钱，我那家庭哪能负担的起呢，所以后来我跟李老师说明情况，告诉她自己不能学美术了，李老师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持，嘱咐说我好好学用文化课也能考上大学的。赵文金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师。据说，他本来不上学了，在集市上摆摊卖东西，一边卖一边唱，被当时正好路过的县教育局的一位领导发现了，又让他去上学，后来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的音乐系。毕业后，他先是在辛寨初中教语文，听说教学成绩还不错。后来临朐七中开设音乐课，没有音乐老师就把他从初中调来的。他和李爱华老师同一个办公室，或许是日久生情，后来就成立夫妻，两人举案齐眉，生活中也是处处充满了艺术气息。赵老师爱生如子，这从他教过的每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得到，而且教学水平非常高，教学成绩遥遥领先，他教出了全县第一个音乐本科生，第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后来他也调到了临朐实验中学，他去后临朐实验中学的音乐教学又迅速成为全县最好的，至今他依然是临朐高中音乐教学届的领军人物。从成为他们的学生，到后来和他们成为同事，成为最好的朋友。我结婚时是赵老师给我做的司仪，我买房子或遇到困难，他们两人都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最大帮助，到现在每隔上一段时间，我们总要聚聚的，如若不然，便格外思念。
三
临朐七中的学生主要来自学校附近的几个乡镇。
当时全县前50名考生被临朐一中优先录取，其他的也是实行划片招生，我们这一届的同学主要来自辛寨镇、杨家河乡、蒋峪镇、大关镇、柳山镇和白塔镇，还有几个同学是卧龙、营子等其他乡镇的。白塔镇当时还属于临朐，我们高一时的班长王晓亮就是白塔的，我记得是高二那一年他们才划到了昌乐县的。王晓亮体育特别好，会竞走。他后来又参军提干，转业后到西部某省环保厅任职，今年春节我们在老家刚刚见过，比当年发福了，但依然还是那么亲切。
我们同学基本都是来自农村的，大家都非常朴实。我印象中，好像只有一位同学算是来自城市的。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咸苗，她妈是青岛知青下放到临朐后留下的，她长得本来就白净，跟我们这些山里孩子肤色明显不同，穿着打扮也和我们不一样，她是当时全校唯一穿背带裤的女孩。虽然她来自城市，但也和我们很友好，有段时间还和班上的一个男同学谈恋爱，但是后来也不了了之，毕业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听说她后来跟她妈又都回到了青岛。
当时，除了学校周边几个村的同学可以通校外，大部分同学都住校，我们都是每四个星期过一次“大周”。过“大周”时，周六下午上完两节课后放学回家，第二天周日晚上自习前返回学校。那时，我往返学校主要是骑自行车，一般都是我们附近几个村的同学王运波、张克亮、石金亮、齐立旺、齐金平、石泰然一块儿骑自行车来回。学校离我家有近五十里地，往返学校要骑行一个多小时，每次回学校时还要带着一大包的煎饼咸菜，还有一袋小麦，小麦交到学校食堂可以换成饭票。那时大部分同学都从家里带饭或者是带小麦到学校食堂换成饭票，很少有同学买菜吃，基本上都是吃炒咸菜，家庭条件好点的可以带点练了葱花的糊油或者煎的咸鱼，如果哪个同学从自家带来了好吃的也会分给其他同学品尝一下。当时班上田宝同学的父亲开着大客车跑长途，家里条件相对较好，她母亲也经常到学校给他送些好吃的，送来后他就分给我们几个一块儿吃，我就吃过他的好几回煎鱼块。
我们这一级入学时共六个班，每个班有四五十名同学，高二下学期临朐三中撤并，班里又转过来了一部分三中的同学，高三时分出了一个艺术班，加上两个复读班，还有个“实验班”，正好十个班。我们的十班“实验班”就是把各班学习相对差一点、调皮一点的同学组成的一个班，让当时的体育老师马岗华担任班主任，我们这些班级都在教学楼上上课，“实验班”则在教学楼东的平房实验室里上课。记得有次早上起来，教学楼前的大黑板前围了很多同学，不知什么时候黑板上贴上了一张大字报“打倒冯狗”，辱骂当时的校长冯来庆，大家都认为是“实验班”同学的杰作，但最后也查出是哪个同学，这个事件过后，好像“实验班”很快也解散了。
因为同学总数本来就少，中间又分过几次班，加上级部经常上合堂，经常开全体同学大会，整个级部的同学基本都互相认识，所以前年同学聚会时我们是一个级部一块儿聚的，一次聚了一百多名同学。虽然当年我们这些同学读的只是一所乡镇普通高中学校，当年的高考成绩也并不是特别好，没有一个同学考上北大或清华，但后来大部分同学都还发展得不错，不论是从政从军从商，亦或从教从医从工，都小有成就。我们总共三百个左右同学，现在遍布海内外，省内的济南、青岛、潍坊是同学重要聚集地，各有二三十名，淄博、东营、威海、临沂也各有近十个。省外光北京一地就聚集了近二十名同学，有的同学已在中央部委担任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如赵新奇和王玉卿二同学都是人大硕士毕业后考为国家公务员，任职于中央机关；有的同学是军中明星，如连续两次担任大阅兵护旗手的张洪杰同学；有的同学任职于央企高层，如当年军训时突然晕倒的王文同学，他是我们这一级考得最好的之一，他先是在北方交通大学读本科，毕业后又考了清华大学的MＢＡ，现工作在某国家重点企业，前年我们同学聚会，就是他代表同学致辞的，他讲的“母校情、师生情、同学情”道出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心声；有的是京城名医，如当年我们高一四的班长蔡金柱，现在是空军总医院的著名“一刀”，记得那时他家在辛寨镇上开了一家“好再来”酒店，还请我们同学去吃过。还有现在我们95级同学微信群中的灵魂人物李孟亮，他从青岛化工学院硕士毕业后到化学工业出版社任策划编辑，每年的图书码洋在单位都遥遥领先。
现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我们的高中同学，西到新疆的宗全利同学已是石河子大学的教授，南到广州的当年和我一个班、老家杨家河的林松生同学自主创业，横跨电子出版和书店经营，事业红红火火。国内的上海、天津、重庆、南京、杭州、贵州、南宁、西安、兰州等城市都有同学分布，有的是政坛的新星，有的是创业的精英，更多的是各个单位中的骨干和中坚。还有的同学已经定居海外，当年的学霸之一吴为菊同学博士毕业后定居伦敦，还有一位同学也已定居新西兰，任教于奥克兰大学。据不完全统计，全级同学取得博士以上学位的已有20多人，和我一块从李子行初中毕业的张克亮同学，博士后毕业后任职于国家某地质研究机构。即使那些没有考上学的，出去当兵的，或者是回家自主创业的也都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学张洪杰高二就去当兵，后来连续两次担任大阅兵的护旗手，成为三军仪仗队中的第一人，其他几名入伍的同学也都发展很好，基本都在部队立功或提干。我们这届的同学大部分都离开了农村，离开了临朐，为数不多的现在仍留在老家临朐的那几位同学，也都干得有声有色，如曾和我一个班的张万伟同学，当年曾光荣入选“实验班”，毕业后好像在济南上了一个什么学校，后来回到临朐，专门经营铝型材，随着临朐铝型材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他的事业也是越做越大，每次临朐同学聚会，基本都是他和搞喷泉的陈小斌等几个同学张罗。
我常想，我们同学之所以在各自不同岗位上都有所成就，一定是与当年临朐七中的学习教育和文化滋养密不可分的。临朐七中的老师认真负责，学生吃苦能学，学校平时管理严格，特别是对学校自己组织的考试监考非常严格，开始还有个别同学在考试中带着小抄，被校长抓住后得到了严肃处理，后来考试根本就没有同学再敢作弊，用校长的话讲就是“抓考风、促学风、正校风”。在临朐县，有个“七中现象”一直持续了好多年，就是每次高三考试时，一开始的“一模”考试，临朐七中在同类学校中一定是居于下游的，再到“二模”“三模”成绩一次比一次好，到最后高考成绩出来后，临朐七中基本每年都是最好的。这正与我们这些临朐七中学子日后展现出来的“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后程发力，后来居上”的鲜明个性正像吻合。我想，这正是临朐七中务实的教学风气的自然结果。经过三年的学习生活，这种务实的风气已经浸润到了我们每一个七中学子的骨子里去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一生的成长与发展。
四
在临朐七中的三年高中生活，虽然紧张，但依然充满了很多情趣。
我一开始入学还是作为美术生，但美术学了一周就不学了，专心学文化课。高一时我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一开始本来是马海娟同学任语文课代表，她可能觉得影响学习就不做了，这样老师才改选了我。马海娟当时学习很好，人长得也很干练，又高又瘦，留一个齐耳短发，一双大眼睛囧囧有神，上课时经常戴一幅套袖，她家就在辛寨街上住，每次放学后就匆匆走回去，当时跟她交流不多，感觉有点高冷。后来她学了理科，我学了文科，接触就更少了，直到前年在北京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吃饭时才又见到她，她居然近二十年身材、发型都保持不变，如今她已是京城某医院的知名中医师。我跟她讲起当年的事情，她居然一点都不记得了，深入交流才发现我这同学也是非常亲切很容易让人接近的，原来我误解了她二十年。
我只做了一学期的课代表就被“革职”了，然后换上了王映。王映同学语文非常好，文学功底也很深厚，而且对文学创作也很痴迷，她曾两次约我一块儿到沂山去寻访诗人岩鹰，可我们走了半天到沂山二号工地找到诗人的住所时，都没见上他。一次是他下山去办事去了，第二次去时他已经调到省城齐鲁晚报去工作了。所以，我一次也没见到岩鹰，但岩鹰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模仿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岩松”，一直沿用至今，还有很多人以为我这笔名是模仿了央视名嘴白岩松，我说那时我根本不知什么白岩松黒岩松，我是崇拜诗人岩鹰，加上看到沂山歪头崮的石头上有很多马尾松，便取了这么个笔名。后来，王映居然又跑到济南去找到了岩鹰，还在他家住了一晚上，其痴迷之心由此可见一斑。王映不仅痴迷，自身基础也好。记得那年县文化馆到学校来选调节目，我们班一共编了两个节目，一个是由我编写，我和班长刘德利、陈勇同学共同表演的《送礼》，另一个由王映编剧，她和刘玉涛同学一块儿表演的《卖鸡蛋》，我们两个节目一块儿到辛寨镇政府礼堂去汇报表演的，可能是我编演的那个节目讽刺性太强，或者是艺术性太差，没有被选上，王映和刘玉涛的这个节目被选上了，到县里表演前他们先是在学校给全体同学演了一遍，看得我们好多同学都泪眼汪汪。所以，那时我觉得王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的，后来我们又一块儿到潍坊上学，我在昌师，她在高专，我也曾去找过她几次，但感觉她对文学似乎越来越淡了，毕业后除了在省城晚报上看过她的一篇《在路上》的散文，便很少再读到她的作品，现在蛰居岛城的她已专事网店经营，小日子过得惬意而滋润。王映没有成为作家，我感到非常遗憾。当然，人各有自己的选择，或许哪一天她又突然兴起，一下闯入文坛，那也绝对会惊起一声春雷，因为她有这样的底蕴。
可能因为基础差的原因，入学后我的成绩一直不是很好，刚入学的成绩应该在班级二十名左右，后来几次考试，基本上是每况愈下，特别是英语和代数两科尤其差，经常不及格。有段时间，我就自暴自弃，上课也不太认真听讲，还经常和同学李大鹏逃课，从墙头爬出校园到景阳公园或到镇上去溜达，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直到那次在杨树林里听了孟老师的训话后，方才“幡然醒悟”，高二高三使劲追了两年，到最后好不容易考了专科师范，也算是跳出了“农门”，走出了大山。
或许是我发育晚或者是家里穷过于自卑的原因，整个高中三年，跟好几个女同学关系都不错，但从没有过一点谈情说爱的想法。那时学校风气比较淳朴，印象中班里谈恋爱的也不是很多，比较公开的好像没有几对，到最后真正结婚的大概就只有周鸿升和李月梅两位同学，他们俩个据说从初中就开始谈了。当然，还有个同学来学校前就订婚了。我们班的张在义同学，考上高中之前就已经和村支书的女儿订了亲，有时她媳妇还来学校看他给他送饭，每次他媳妇来学校时，我们就跟着去看，把张同学羞得满脸通红，那时张同学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他媳妇最担心他考上大学，幸好他高考成绩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毕业后就没有继续上学，也没有去复读，直接回去跟那个村支书的女儿结婚了，并且很快生了孩子。我记得，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一次去县医院里看一个病号，在医院里遇见了他，问他来干嘛，他说他小孩生病住院了，听了后让我好是吃惊。现在算来他小孩应该读高中或者上大学了，比我们这些同学的小孩普遍要大上五六岁。
或许因为自己懵懂无知，也不太关心同学们谈恋爱的事。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高二时咸苗同学曾和班上一位男同学谈过，还有高三时当年曾和我一块儿从李子行初中毕业的一位同学跟班上的一位女同学谈过一段时间，我曾和他去过女同学的家，假期里这位女同学好像也来过男同学家找过他，两个人都是我们班学习较好的，看起来似乎很合适，但后来还是分道扬镳，令人好生遗憾。好像张万伟和柳山的一位女同学谈过，陈建立与辛寨街上的一位女同学也谈过，还有其他同学谁谈过吗？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至于后来，我们班学习最好的李霞同学找了理科班的冯振华，刘玉涛找了邻班的侯小翠，当年在临朐七中读书时他们谈过恋爱吗？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那时，学习虽然紧张，但也并不是那么枯燥。学校管理虽然很严，但张弛有度，放学吃饭时我们也还能从校园出来转转。学校前边有个小公园，是辛寨村建的，公园南大门上有时任县委书记王庆德题写的“景阳公园”四个大字，里面有个景阳湖，湖里还有个铁铸的龙和水泥做的青蛙，湖上有个凉亭，湖边有个迷宫。有时我们就从学校里出来到公园里散步。学校东边的村子前边还有个庙，每年春天有庙会，每到庙会时四邻八乡的善男信女就来烧香进贡，平时大门紧锁。有时我们也到庙前游玩，隔着大门可以看到里面的塑像。或者，沿着学校门前的路向东去，一直走到东岭的山顶上，山顶上有个大水池，站在水池边向周边望去，辛寨镇区和村庄尽收眼底。学校南边有个黑山也曾去爬玩过几次，黑山脚下的下峪村有个水库，夏天中午午睡时也曾偷着从学校跑出来去下过几次，后来听说水库里淹死了一个人，便再也不敢去了。
那时，我们也经常到辛寨镇上去游逛。出学校不远有个小桥，桥边有个羊肉馆，那时我们花5毛钱就能在那里喝上一碗羊肉汤，虽然碗里基本没有羊肉，大部分是羊血和葱花，但我们依然觉得非常香，过段时间就去喝一次。镇上有个新华书店，我们也经常去，店里那个那男店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非常古板，不买便不让长时间翻看，一本书拿下来刚翻了没几页就盯着要回去，虽然如此我也在那里买过好多书，第一本《红楼梦》就是从那里买的。镇上还有个个体书店“天德书屋”，据说店老板是个诗人，经营非常灵活，书可以随便翻看，店里杂志非常多，我在那里买过好多本《星星诗刊》、《读者》、《散文》等杂志，还买过一本盗版的余秋雨的《文明的碎片》和一套盗版的《路遥文集1-5卷》。
高中时期，学校每年都还举办运动会、元旦晚会等活动。我体育不好，没参加过一此运动会，但每次运动会都积极为班级加油。有年还举办了一次越野赛，我参加了，从学校一直跑到北边的龙泉村，跑回来后肚子疼得要命，同学还给我买了腹痛水喝。每年的元旦晚会也是一个盛大节日，我们以班级为单位，提前排练很多节目，到了元旦这天学校给每个班级发一部分班费，班长就组织同学去买一些糖果和气球等把教室装扮一新，到了晚上就把老师家里的电视机和放像机抬到教室里，开始尽情狂欢。各个节目轮番上阵，有的同学在这个班级表演完了马上到下一个班级，那时流行跳霹雳舞，很多同学会跳上一段。我记得，在去年抗战70周年大阅兵中担任护旗手的张洪杰同学，高一那年元旦晚会时就曾到我们班跳过霹雳舞。那时，有首歌非常流行——《阿莲》，正好我们一班有位英语老师叫孙雪莲，我们就都叫她“阿莲”，有年晚上有同学就专门请孙老师唱这首歌。去年同学聚会时，孙老师也参加了，我们又给她唱了这首老歌。
高中时期，我们还经历过一次地震。高一那年秋天，我们正在教室里上着课，突然发现教室里的灯管来回晃动，我坐在教室最南侧，本来胳膊放在窗台上，突然间就自己来回摆动，还没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地震了”，大家一下就从教室里全窜出来了，我同桌卢龙斌直接从开着的窗子里跳到走廊上，我从教室里出来时楼梯上已经塞满了人，根本不用自己往下走，仅靠大家从后面推着就下来了，大约也就几十秒的时间就从四楼跑到了楼前的广场上，最后一个下来的是当时正在给我们上地理课的冯梅英老师，她仍然像平时讲课一样不急不缓地从楼上走下来，顺便还从楼梯上捡了好几只跑丢的鞋子、钢笔和眼镜等。淡定的冯老师当时还未结婚，后来她和教我们化学课的杨维德老师喜结连理，他们的女儿杨敏高中毕业后考入香港大学。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几百公里外的临沂市苍山县发生了5级地震，虽然相隔遥远、震级不高，但当时的震感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我所经历的最为明显的一次地震。这次地震之后，有几次上晚自习时，呼呼的北风吹得窗子嗡嗡作响，又有同学喊地震了，呼啦一下满楼上的同学就又从教室跑出来了，这样的情形至少有过两三次，据说校长还专门查过是哪个同学恶作剧喊的，但最后也没查出来是谁。
五
我在临朐七中上学的那三年，学校变化还不算太大，主要的就是在教师家属院后边的那块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学生宿舍楼。高三那一年，我们的宿舍从下边平房搬到了楼上。搬到宿舍楼后，住宿条件明显改善，从原来的二三十个同学一间大宿舍，改成了八个同学一个宿舍，宿舍里还给每个同学配了一个带锁的小橱子，可以放自己的衣服和小秘密。宿舍楼从中间用木头板隔开，男女生各占一半。夏天时常常有调皮的男同学用脸盆盛满了水，从隔板下看到有女同学走来时，就把一脸盆水都浇过去，宿舍楼道里便不时传来阵阵女同学的尖叫声。
要说大的变化，还是三年后我再次回到临朐七中。2001年9月，我从潍坊学院（我入学时是昌潍师专，毕业时已成潍坊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又回到了母校。起初我先是被分配到临朐县第三职业高中担任语文老师，后来因为临朐七中语文老师紧缺，我只在三职待了一周后又转到了母校——临朐七中。
重新回到高中母校，再次走进曾经熟悉的校园，学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有些让人认不出先前的样子了。原来的教学楼一层只有六口教室，现在在它的东边按照原先的风格又接上了四口崭新的教室，教学楼比原先长出一大截，更加气派雄壮。教学楼西边原来的破旧餐厅已经荡然无存，一座气势恢宏的学生餐厅拔地而起。教学楼前侧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四层办公综合大楼，东边原来的学生宿舍和小杨树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四层高的教师宿舍楼，整个学校的面貌可谓焕然一新。
作别三年，重回母校，当年的政治老师李枝培已经成为学校的校长，期间还经历了王益军校长。冯来庆校长调走后，王校长先接任的，后来他又调到临朐二中任校长。自己以前的老师成了工作中的同事，这让我既欣喜又担忧。欣喜的是有自己熟悉的老师很快便融入了学校的教学工作，担忧的是自己的底细老师一清二楚，害怕自己工作做不好会让老师也感到难堪。
因为李校长知道我喜欢写点东西，当时便只给我安排了一个班的课，同时兼顾部分学校办公室的文字材料工作。我刚到学校，便接了一个“大活”，因为这一年学校高考成绩好，县教育局办的《临朐教育报》要给学校发一个专版的宣传报道，办公室的张老师已经写了一稿了，交上去后教育局负责编这份报纸的领导不是很满意，李校长便安排我来和张老师一块儿写，幸好我对学校情况还算熟悉，跟张老师商量后由我执笔重新写了一稿。当时还没有电脑，我是在稿纸上写的，我写完一张便交给微机室的魏立刚老师，由他录入打印出来。稿子写完交到县教育局后,报社的领导居然很满意，很快配有郭光武老师摄影的一篇题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全面反映临朐七中发展变化的通讯稿件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刚参加工作时，我是非常认真的，也很有激情和梦想。当时，正好遇上新换了语文教材，一开学我就跟随当时的语文组组长张殿强老师到潍坊东郊宾馆参加了一个新教材培训，那次活动上先后听了北京五中梁捷老师和滨州史建筑老师及昌乐二中一位肖老师的课，我深刻地感受到他们讲课的差距，明显觉出潍坊本地老师讲得不如代表省级水平的史老师好，而史老师与北京的梁老师又有很大差距，当时自己就梦想也要做一个梁捷那样的高中语文老师。所以，我苦苦研究课堂教学艺术，专门看了上海程红兵、辽宁魏书生、当时还在泰安的程翔和当时还在淄博的翟小宁等一些名师的讲课录像。后来程翔和翟小宁都去了北京，程翔现在是清华附中的副校长，而翟小宁则成了北京最好的中学——人大附中的校长。当年看了这些名师的教学录像和课堂实录后，自己感到很受启发。我记得，我们工作不久后，学校就让刚参加工作的新教师每人讲一堂汇报课。那次，我讲的是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那堂课因为准备充分，借鉴了那些名师的授课艺术，我讲得非常成功，那次不仅语文组的全体老师去听课，学校领导也参加了，在当天的评课会上大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李校长提出了表扬，认为是新教师中讲得比较好的一个，特别是老教师孔庆珠甚至说那是他听过的最好的一节课，让我有点小骄傲。
那时候，临朐七中的语文教学成绩不仅在全县是最好的，而且在全潍坊市也算是最好的，在省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临朐七中首创的“集体备课”制度与当时李希贵在高密一中倡导的“语文实验室”齐名，学校教研组长和高三备课组长多次在全市高考总结表彰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市内的多所高中学校前来参观学习，省外的淄博六中、沂水一中等多所学校也曾来观摩交流，“集体备课”制度被各地争相效仿。在临朐七中教学的第一年，我发现新教材的后面附有有大量课外古诗词和阅读书目，而老师们还没有一本参考用书，就和同事们打算编一套配套的古诗词注释用书，我们每个人都分了不同篇目准备要大干一场，但当我把这一计划方案寄到山东教育出版社时，很快却收到了他们寄来的一套跟我们的计划几乎一样的图书，看来早有人想到了我们前面，我们还是晚了一步。后来，我们语文组共同编了一本作文选，由内蒙古的一家出版社给出版的，为此我们每人还分了一百元的稿费。
那几年，正好赶上高中学校扩招，学校发展很快。2001年我们一块儿分配来的新教师就有十几个，光语文组就来了我们三个，都是潍坊学院毕业的。新来的老师都是几个人住一间集体宿舍，我和历史老师王道全、物理老师徐宏伟三人住在教学楼后的小平房里。有次宿舍里跑进来了一只老鼠，我们仨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掀开床席子后，发现这家伙竟然躲在了床耙缝，瞪着两只小眼，让徐宏伟提起尾巴甩出了门外。王道全分到学校后好像没上过课，一直做后勤服务，后来负责学校食堂管理工作，他和跟我们同一年分到学校的语文组的孙秀芳老师成了夫妻。徐宏伟后来又考上了研究生离开了学校，据说毕业后到了南方一个高校工作。
那时，我们年轻的教师都凑在一块儿做饭，还跟上学时的集体生活差不多，每隔五天就去赶一次辛寨集，偶尔也去镇上的小饭馆喝上一次小酒，或者凑堆在宿舍里喝一顿。
这样在临朐七中做了一年的教师后，发现自己当初的梦想与现实仍有很多的差距，便产生了逃离的想法。第二年的暑假，我偶然间得知在淄博刚成立不久的《鲁中晨报》招聘记者，便偷偷跑去做实习记者。此前我在上学时编过学校的团报和校报，寒假也在潍坊晚报实习过，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了好多新闻作品，毕业时曾有机会留在潍坊的报社工作，但我怀着报效家乡的“崇高理想”毅然回到了临朐。当我在学校仅仅当了一年教师后，便觉得自己的理想实在是过于天真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我在淄博待了两个月后，报社准备要正式调我去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跑到报社叫我回学校，她觉得自己儿子能不在农村种地、在学校做个老师就很满足了。这样，开学后我便又重新回到了临朐七中，后来大众日报淄博分社的一位靳姓副总和办公室王晓明主任还专门带着商调函从淄博来到临朐七中要调我，我把情况跟他们说了后，他们觉得很遗憾。
再次回到临朐七中，我便彻底打消了所有逃离的想法，立志踏踏实实在这学校干一辈子，苦苦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课堂，自费订阅了两三种教学杂志，唯恐教不出成绩，唯恐误人子弟。
然而就在我立志要在临朐七中奉献一生的时候，2003年春节过后开学不久，有次下课刚回来，李枝培校长便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我开始还以为哪个地方做得不好要挨批评了，心里很忐忑，但他微笑着告诉我，县教育局的张维明局长专门来学校，要借调我到县教育局去编那份我刚参加工作时给写稿的《临朐教育报》。原来，我在学校兼职做通讯员时，在报纸上写了几篇反映学校工作的稿件，还和办公室的张老师共同办了一份《临朐七中报》，被张局长得知了。2003年的植树节这天，我独自一个人告别母校，骑着摩托车到到县教育局去报到了，从此我便彻底告别了讲台，告别了我的教师梦。但是，我与临朐七中的缘分还没有结束。
借调到县教育局后，同事们得知我还没结婚，便争相给我介绍对象，特别是相邻办公室托幼办的贾秀珍、姚子珍、刘春风几位大姐，今天让我去看县医院的护士，明天让我去相实验一小的教师，但我一次也没有去，因为我的心早已有了归属。在临朐七中一次去上课时，在教学楼楼梯上与早我一年到来的一位数学教师萍水相逢，互致问候后顿生好感，特别是得知她参加全县优质课大赛居然得了第一名，这让苦苦探索教学艺术的我蓦然而生崇拜之情，此后便经常找机会跟她探讨交流。我到了县教育局工作后彼此仍然保持着联系，最后便情定终身。这年秋天，我们在老家举行简朴而又隆重的婚礼，赵文金老师给我们当的司仪，张召建老师给我们致祝词，临朐七中的老师去了一大帮，音乐班的同学们自带乐器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至今村里邻居说起当年我的婚礼仍然赞不绝口。
结婚后，临朐七中给我们在教师家属院分了一个小院。因为学校已经盖起了两座宿舍楼，不少教师就搬到宿舍楼上去住了，家属院也不再那么紧张，所以新结婚的年轻教师也可以分到一个小院，一般的小院是两间北屋，因为我已不在学校上课，所以分给我们的是只有一间北屋的小院，还有一间南屋，既是门堂，也是我们的厨房。就是这么一个小院，我们已经觉得很满足了。那时几乎每天从教育局下班后我都骑着摩托车回到这个小院中，有次我去五井小学去采访，看到有些不知名的的小黄花很漂亮，采回来一些花种子撒在院子里，第二年院子里便到处开满了小黄花。
和我们小院一墙之隔的是体育老师马明东的家，马老师对象没有工作，就利用小院的南屋开了个小书店，我经常从小书店里拿书看，有时看完一本放回去再换一本，有时马老师对象看我喜欢就直接送给我，给她钱也从来不要，记得那本《郁达夫散文选》就是她送我的。马老师一直热爱诗歌创作，也经常和我谈论，可惜我对诗歌不是很懂，对他写的诗理解也不是很深，有年他还订了《人民文学》，他看完上面的诗歌后就拿过来给我。
我们在这小院里住了将近一年，第二年我对象借调到县城的高考补习学校后，搬家到了县城，此后回临朐七中的次数便少了很多。
六
我在临朐七中教学、生活的这三年时间里，学校一直没有停下建设发展的步伐。先是综合办公楼建成并投入使用，办公楼建成后不仅教师办公条件大为改善，而且有了计算机多媒体室、会议室等功能教室，学生学习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变。紧接着，在教师宿舍楼的北侧又新盖起了第二座教师宿舍楼。新教师宿舍楼建成后教师还没搬进去，教师家属院后边的第二座学生宿舍楼就又动工兴建了。当时，临朐七中不仅是整个辛寨镇最高楼房的所在，而且是全镇楼房最密集的单位。
搬到县城住后，我又多次回到临朐七中的校园。因为，我虽然借调到县教育局工作，但档案关系还一直在学校，直到2010年我考录为公务员后才正式调走的，期间我还经常回到学校填个表格、参加考核等等，因为临朐七中的教学管理一直不错，我也经常陪着报社、电视台记者来采访录像，中考或年度考核时也曾作为督察组或考核组成员之一跟着领导一块儿回来过几次。几乎每次回到临朐七中都会发现有新变化。
2006年9月，李枝培校长调到了县城的临朐六中去做校长，接替他的是从临朐一中来的潘心治校长。潘校长以前在教育局担任过办公室主任，后来到了临朐一中任副校长，又到临朐七中任校长。潘校长来后，学校建设继续推进，他不仅完成了原来的各项工程，而且新建起了一座学生宿舍楼，在综合办公楼的西侧又新建了一座图书楼，与原来的综合办公楼连为一体，中间留出了一个大大的通廊，走进学校大门后穿过通廊便可以到达教学楼，通廊两侧是几根大理石装饰的承重水泥柱，非常气派壮观。
潘校长不仅对学校进行建设，而且大力推进精致化管理，提炼了“为学生一生幸福奠基”的校训，将学校办学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2009年3月，临朐七中顺利被评为山东省第十四批省级规范化学校。为此，在县教育局专事宣传工作的我还专门写过一篇《临朐县七处普通高中全部创建为省级规范化学校》的新闻报道稿件，这在当时不仅全市是独有的，在全省范围内也是较少的，可见临朐县高中办学水平之高由来已久了。
此后几年，临朐七中在校人数和教职工人数持续攀升，最多时在校生达到2500多人，教职工人数将近200人，高考成绩始终保持全县前列。然而，所谓“盛极而衰”，就在临朐七中如日中天之时，其消亡之日也悄然临近。2014年9月，投资5个多亿、由著名作家莫言题写校名的十五年一贯制学校——临朐中学正式投入使用，临朐七中和临朐二中全部撤并到了临朐中学，从此临朐七中的校园便成了一座荒园。
2015年国庆节，我们95届同学在县城聚会前，李孟亮和张荣娟等几名同学还专程到临朐七中校园去进行了寻访。只见教学楼梯前紧锁的铁门已是锈迹斑驳，西侧的法桐树下尽是凌乱的落叶，前面的广场砖缝中长满各种杂草，办公楼前和甬路两侧的冬青黄杨花墙变得杂乱无章……从他们拍到的照片上看到这样的情景，每一位同学都感到无比的伤心，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母校永远充满着生机和希望，永远都是整洁而漂亮！
那时，我们一直期待着有一天，临朐七中的校园里再一次热闹起来，再次迎来一批批兢兢业业的辛勤园丁和孜孜矻矻的莘莘学子。然而，两年多来临朐七中一直在沉寂中，当我们再次听到关于它的消息时却是教学楼要炸掉了。得知这样的消息，我们的心是有多么的痛——临朐七中从此或许将永远不复存在了！我突然感到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又像一个脱落了枝干的树叶！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临朐七中的消失已是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我想，几年来为了盘活利用好临朐七中的校园资产，当地政府一定是作了诸多努力的，对于炸掉教学楼重新规划新建一所现代化小学也一定是进行了全面、科学、严谨的论证和研究的：几千万的资产任由这样长期闲置下去毕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或许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作为校园的临朐七中也许很快就要消失了，但临朐七中留给曾在这里求读过的每一位学子和工作过的每一位教师的记忆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临朐七中的印痕将永远深深烙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临朐七中给予我们成长的鼓舞和精神的慰藉将是永恒的！在我心中，临朐七中永远是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梦！
断续2017年3月12日至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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