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孝宗朝軍事或主戰或主守,看受制卻不低迷的南宋宰相群體

導語

孝宗是南宋最有作為的皇帝,宋人吳泳曾言:“乾淳全盛之時。”沒錯,孝宗的乾道、淳熙年稱得上是南宋的“盛世”。而在這背後,有一群人功不可沒。他們為孝宗出謀劃策,讓宋朝“挺直腰板”(對比前朝),也帶領所謂“積貧積弱”的國家走向富強之路。鐵血兼柔情,輝煌又落寞,他們就是士大夫的巔峰——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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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朝宰相概述

孝宗朝的宰相可以說是宋朝宰相最為特殊的,他們成長於兩宋交際之時,親身經歷了那個至暗時刻——靖康之恥。對於當年國家的失敗,他們有著各自的反思,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主戰與主守(湯思退另當別論)。他們的態度,反映著孝宗的政治傾向,同時也決定著國家的未來走向。

  • 頻繁換相

孝宗是個有雄心卻又差點氣魄的君王,在任用宰相這件事上也是如此。他曾力推主戰派,卻又因受不住壓力,頻頻換相。

當然,孝宗罷相原因很多,有如年老抱病的(陳康伯等人),有如才能不足的(洪适等),有如忤逆孝宗之意的(史浩等),有如權勢(威望)危及皇權的(王淮等)。

由此,孝宗朝總二十六年,卻有十七位宰相(二十一任,四人兩次入相),除北宋欽宗南宋恭宗(皆為末帝)不論,孝宗朝宰相人均時間為宋朝第二短(哲宗為最短)而每任時間為宋朝最短,可見宰相更換之頻繁。而這一點有好處也有壞處,好的一方面是嚴防相權獨大,有利地避免了“權相”的出現;壞的一面是“官無成績,奔競之風,由此而甚”,許多人為保“烏紗帽”只求穩當,沒什麼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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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孝宗選人不拘一格,“大膽激進”任用宰相

孝宗用人不看資歷,只看其人之才華。如果一個官員被孝宗賞識了,他就很快能平步青雲,連升幾級。趙雄就是個例子,他自登第到拜相不過十五年,升遷之快,可想而知。四十多歲拜相的官員總計五人,皆可見孝宗用人之獨特。

深層次的原因:宰相升得快,潛臺詞就是勢力弱,名望低,孝宗也比較好控制。

  • 被限制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1.不合適就罷掉。之前也說了,孝宗換相頻繁,多因與其政見不和。隆興初年的史浩就是個例子,他就是因反對孝宗出兵北伐而被迫辭職的。

2.“多權分立”。

在宰相集團中,往往有幾個宰相併存。同時,孝宗還極力抬高參政政事的地位,以此牽制相權。

3.全方位的監督。(1)孝宗可以稱得上是個勤政的皇帝,“幫忙分擔”宰相的政事。而在這背後,其實隱藏著孝宗的懷疑,他為什麼那麼勤快?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防止宰相“搞小動作”。(2)近習作為皇帝耳目,自然也被派去監督宰相了,而且幾個報告可能就會影響宰相的沉浮。在孝宗的默許下,他們也逐漸發展自己的勢力,由此與宰相抗衡。(3)孝宗鼓勵大臣進諫,什麼都可以說,無形之中也把宰相的一舉一動暴露在外。宰相作為百官之首,有什麼不合適的舉動,皇帝看不見,百官總可以看到。

三朝軍事

說到孝宗朝的對外關係,就不得不提到高宗。當年靖康之恥後,南宋軍民同仇敵愾,這才使得搖搖欲墜的大宋保住半壁江山。然而,在挫敗了金人的全面進攻後,高宗卻無意恢復,任用秦檜等主和派高官,攻擊甚至殺害主戰派大臣。由此,愛國人士莫不嘆息感慨,當然這之中就有未來的孝宗朝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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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戾君王完顏亮撕破和約,大舉入宋的情況下,縱使高宗想和也不成,只能被迫應戰,而這個時候的宰相的態度頗為關鍵。當時的宰相班子沈該、湯思退都是堅定的主和派,而隨著金軍逐漸入侵,朝中主戰的聲音越來越多。以陳俊卿為首的主戰派以諸如:

挾狡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

的言語彈劾湯思退等人。當“金人侵軼之勢已形”時,陳俊卿、陳康伯等人更是加快了彈劾的節奏,以及上書抗金的頻率。幾個月下來,高宗也意識到了情況的嚴重性,被主戰派大臣說動。紹興二十九年,沈該被罷;紹興三十年,湯思退被罷。而後,陳康伯被擢為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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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金人勢如破竹的態勢,高宗害怕了,甚至有了逃到福建等地的想法。在這個時候,陳康伯等主戰派大臣以“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等慷慨激昂之詞力勸高宗迎戰。紹興三十一年,張浚迴歸權力中樞。五月,御前會議中十一人有八人都是主戰派。

在而後的宋金戰爭中,主戰派大臣紛紛嶄露頭角,這其中就有虞允文。而在完顏亮親率大軍渡淮攻宋的戰役中,虞允文臨危受命毅然擔負起抗金重任,最後也以金軍敗亡結束。高宗贊曰:

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

在這之後,陳康伯、陳俊卿、虞允文等人更是成為孝宗朝初期宰相,可見孝宗之雄心壯志。

  • 隆興年間(1163-1164年)

隆興年,在這段時期內,雖然只有短短兩年,卻有五任宰相(四人次,陳康伯兩度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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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在藩邸之時就已然表露出興復之志,在紹興末年的抗金之戰中甚至請求掛帥出征。所以,一即位孝宗就計劃著北伐。

然而,當年力主抗金的老臣早已凋亡過半,朝中上下竟沒有幾個稱得上獨當一面的“抗金猛將”。不過還好,張浚還在。在陳康伯等人的力薦下,張浚被任命為北伐的“首選將相”。

而正當孝宗“有了良將,只差開戰”之時,另一個宰相站出來了。他是孝宗的老師史浩,為人很正直,積極支持平凡岳飛冤案,也提拔了許多主戰派大臣。孝宗本以為,有了自己的老師以及抗金名將,這套宰相班子應該是自己堅強的後盾,可事實卻並非如此。

史浩是個“頑固”的“主守派”,而張浚是個堅決的“主戰派”,二人在政見上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張浚“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然而史浩卻以“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循跡,謂之恢復得乎”與其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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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個時候的主戰派佔著絕對的上風,不僅因為此時孝宗頗具雄心,而且主戰派的勢力以及威望頗大,當然這和之前的金國南侵有聯繫。結果也不出意料,這場爭論終以主戰派的勝利告終。

而之後,陳康伯、陳俊卿、虞允文也為出戰貢獻著自己的力量。陳俊卿就是由張浚舉薦與張栻(張浚之子)一同籌劃軍事,而陳康伯又極力推舉張浚,並且極力拉攏北方的歸降者。虞允文雖還未進權力中樞,但也在積極地為西線作戰出謀劃策。

然而,縱使主戰派與孝宗一同雄心勃勃欲出兵北伐,他們還是註定會失敗。原因有很多,比如時機不對,未分清雙方形勢,敵我雙方實力差距,準備過於倉促,甚至是軍隊內部腐朽及上層指揮不當等等等等。

在“符離師潰”師潰後,孝宗頂不住朝中和戰的壓力,宣佈罷張浚,改用“主和派”湯思退(其餘皆為主守或是主戰)為相。

孝宗的這一舉動,也反應了他用人不當與少了股狠勁的缺點。比如說湯思退,這個人作為唯一的主和派宰相,不顧國內形勢與金國情況一味求和。

在之後孝宗又被主戰派說動(張浚迴歸,擢右相),甚至準備御駕親征時,湯思退不僅去找了高宗向孝宗施壓,而且還派人慫恿金朝南侵好加速他的求和進度。前者(當然也有張浚等主戰派大臣去世等原因)導致的結果是孝宗再次頂不住壓力放棄北伐,後者又讓他自食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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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金兵復至”時,孝宗又會悔恨當初沒聽虞允文的不割唐鄧等地,因此震怒。孫思退也被問罪,不久“憂悸而死”。

  • 乾道年間(1165-1173年)

北伐失敗了,但孝宗又怎會甘心失敗?在所謂“權宜之計”讓步金朝後,孝宗又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恢復之計。

而在這個時候,主戰派“宰相班子”出現了分化。一部分人仍然是堅持抗金,另一部分人則主張防守 。而“主和派”也開始出現變動,慢慢地往主守方向走。於是,主戰與主和相互結合,形成了一個新的派別——主守派,代表人物就有陳康伯(三月即薨於位)與陳俊卿。

不過,前文也說了,失敗後的孝宗是不可能主張防守的。於是,在乾道二年十二月,他又啟用了主戰派大臣葉顒為左相,而葉顒同時又舉薦了王應辰、陳良翰等主戰派大臣,孝宗也一一採納之。而後宰相葉顒與魏杞又因才能不足,不能讓孝宗滿意,被其以“效祀冬雷”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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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四年二月,蔣芾拜相。而“芾採眾論,參己見,為籌邊志上之。”其才能以及態度都能讓孝宗滿意。但意外又出現了,蔣芾丁母憂,而孝宗為保恢復令蔣芾迅速回歸,然而芾卻“拂上意”,因而被罷相。

蔣芾離開後,朝堂第二次(第一次為魏杞罷相後)出現了“無相狀態”。這反應出孝宗此時的心境——無奈,他迫切地想要找到一個才能與態度都讓自己滿意的宰相,可就是找不到。

乾道四年十月,這個人出現了——陳俊卿。陳俊卿之前就一直是堅定的主戰派,在經歷幾年沉浮後,孝宗認為陳俊卿可以擔當此大任。不過,陳俊卿此時已在往“主守”過渡。他不想主動宣戰,卻是個積極的防禦者,所以才有選將練兵的建議。而且,陳俊卿還舉薦了孝宗“二次北伐”(無)的靈魂人物——虞允文,稱“其才堪相”。

乾道五年八月,虞允文拜相。而對於虞允文,孝宗可謂是寄予厚望。虞允文不光任右相還兼任樞密使以及國用使,集政權、軍權、財權於一身。

乾道六年,虞允文向孝宗獻計以“敵衰可圖,建遣泛使往請陵寢。”什麼意思?激怒金人,孝宗也好藉此開戰。可陳俊卿不同意,因此被罷相,此後一年餘虞允文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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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孝宗此時算是把恢復中原之大計全部押在虞允文身上了。而後虞允文任四川宣撫使,孝宗告訴他:你先在四川考察好情況,朕要親征!

虞允文是個謹慎的人,絕不敢貿然出兵,因此拒絕了孝宗屢屢開戰的要求。然而,就在虞允文“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時,一個噩耗傳來了——“出師未捷身先死”。

沒了“支柱”,孝宗也只能“望北興嘆”,徹底喪失信心放棄北伐。

  • 淳熙年間(1174-1189年)

進入淳熙年,孝宗恢復之意仍未散去,縱使他再也沒有為真正的北伐積極備戰過。

剛開始(第一任為曾懷,主守)孝宗啟用主戰派葉衡為相,然而葉衡又因忤逆孝宗意,為諫官彈劾而罷。之後史浩拜相,卻又因其主守與孝宗之意相悖,而被罷相。

需要注意的是,在葉衡與史浩之間有著長達兩年多的“無相狀態”,在此期間代行相權的是參政龔茂良。孝宗想幹什麼?尋找“恢復之臣”。終於,淳熙五年十一月,趙雄拜相而此後長達近三年的時間裡為獨相,孝宗恢復之意可想而知。

不過,當時的大環境已然轉變,趙雄縱使不忘“二帝在沙漠”,“嘗上疏論恢復計”,也無法改變現實——只能在言語上吶喊,而無法言行一致,所行事多為同主守派的防禦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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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八年八月,趙雄因被言“多私里黨”罷相。此後王淮、梁克家、周必大等也皆只是偏於內政的主守派。此時,孝宗年老,恢復之意也慢慢消失,一心轉到內政上去了。

主戰派對軍事的影響

孝宗一朝,宰相主要分為兩派一是主戰,二是主守,而且二者都有積極影響與消極影響。

主戰派領袖張浚與虞允文,為整頓南宋軍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虞允文在軍隊實行的“裁汰之法”,減少了軍隊開支,精編了軍隊,同時也提高了戰鬥力。兵器予以改良,軍紀也在張浚等人的監督下予以整肅。總的來說,主戰派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客觀上壯大了宋朝的軍隊實力,雖未能北伐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震懾了金朝,也為外交打下了基礎,這是積極的一面。

消極的一方面也很明顯。按理說,孝宗銳意進取,主戰派宰相各個殫精竭慮,宋朝的軍事怎麼也得取得一定的戰果吧。可是,事實卻並非如此,究其主要原因還是那句話——“無恢復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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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肯定會有人說,不是有虞允文等人嗎?沒錯,虞允文確實稱得上是集才能與豪情於一身的賢相。然而,他也有著不少缺點,比如說有點“執拗”。這種個性尤其體現在與其他主戰派大臣的相處中,虞允文想的是“一統主戰派”,而非“聯合主戰派”。由此,主戰派內部與虞允文產生了一系列矛盾。

再加之,虞允文等主戰派“出師未捷身先死”,主戰派內部進一步分化,未能有聯合一致的氣氛。除了虞允文,其他主戰派也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比如蔣芾“紙上談兵”,氣略也不足。趙雄頗有能力,卻無實戰經驗。“無恢復之臣”,可見一斑。

主守派對軍事的影響

主守派與主戰派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為了恢復,然而二者付諸實踐的形式卻截然不同。主戰派趨近於激進,恨不得馬上開戰,而主守派則趨於保守,主張先發展日後逢良機再戰。

而隨著時間的推演,越來越多的主戰派大臣甚至是宰相也在往主守轉變,為什麼?除了與大環境分不開外,他們也逐漸意識到國內無論是軍事還是經濟都無法支撐北伐。所以,他們一度顯得“沉悶”,“只求偏安”,以發展以積極防禦的態勢為政。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主守派與主和派完全不同,主守還是積極進取的,他們為防禦金敵,提高軍事實力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像是湯思退那樣的主和派,凡孝宗一朝三年號僅一人。從這裡也可以看到,南宋朝宰相併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沒有所謂“血性”。他們何嘗不想收復故土,建功立業?然而,殘酷的事實以及血淋淋的代價卻又讓他們不得不“保守”。

在隆興北伐前,主守派皆出言反對北伐,對此史浩曾言:

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僥倖,今不審思,將貽後悔。

而後他又列舉出一些經濟上的因素,以此辯駁。然而,在當時主戰派的推進以及孝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還是開戰了。其實,史浩所言不虛,無論從軍事還是經濟上看,以南宋當時的實力都不足以北伐成功。倘若主戰派也能冷靜一點,取主守派之精華,也不會落之以慘敗或是二次北伐的破產(當然這是後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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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北伐開始,領導戰爭的是主戰派,然而其中也不發主守派的參與。特別是史浩,他雖不支持北伐,但卻為北伐提拔了一群積極抗金的主戰大臣,比如說陸游。而且,史浩也為取得北方地區的支持,爭得輿論導向做出了貢獻。

梁克家“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在募兵問題上與虞允文積極商討;周必大也為解決軍隊中的弊端,比如招募、選練、獎懲制度等都提出過中肯的建議。

臣聞懷遠圖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特在於要近效守常格太過耳。

然而,主守派宰相帶來的弊端也不少。

(一)動搖人心。在北伐問題上,主戰派與主守派爭論不休,各執一詞。每當主戰派凝成一氣想要出兵北伐時,主守派總會“長篇大論,加以阻撓”。誰也抵不住唇槍舌戰,縱使最後北伐還是進行了,主戰派卻已然不能凝成一氣,這也是主戰派慢慢轉化為主守派,最後竟然沒有“人氣”的原因。

(二)向主和派妥協。為了能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主守派逐漸與主和派達成一致,一同求和。在聯合勢力的圍攻下,主戰的聲音逐漸減弱,而主守派也慢慢確立了“今日之和所以成他日之恢復”的方針。然而,這之後數年也未見其恢復之舉。

結語

雖然主戰派主守派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他們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強軍興宋,在與軍事密不可分的外交上也是如此。

陳康伯、陳俊卿、虞允文、趙雄等人,都曾為改變宋對金的屈辱地位,尤其是受書禮——宋帝代行接書匣合門使的職務。

主守派相對於主戰派來說,缺了點“硬氣”,卻多了份“理性”。以周必大為代表的主守派沒少為維護國家尊嚴,尤其是與接見金使的過程中,其態度溫和卻又不辱使命。

從孝宗朝軍事或主戰或主守,看受制卻不低迷的南宋宰相群體


總的來說,孝宗朝的宰相受制卻不低迷,或主戰或主守,方式不同,但出發點都是好的。但是,無論是主戰或是主守都不夠,南宋宰相作為百官之首,不僅要身為表率,還得將這種影響落到實處。紹興和議後二十多年消極保守的氛圍,宰相群體雖有過改變的想法與努力,然而卻未能力挽狂瀾。

當然這只是後人言,在大環境下想要改變想要革新,何談容易?

參考資料:《宰相群體與南宋孝宗朝政治》《論宋代皇權》《論宋代相權》《宋孝宗傳》《宋孝宗及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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